孙传芳众叛亲离，失败后只身逃亡关外，后回到天津，犹不能闭门思过，遂为施剑翘以报亲仇名义刺杀。
(苏桂荣〓李耀先〓李建元〓任启圣）
五省联军之内幕
孙传芳入浙
1924年秋，当孙传芳率军自闽攻浙时，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嫡系军队已经开至淞沪一带，与江苏齐燮元军作战，留在浙江境内的，只有浙军第一、二两个师。卢永祥即命第一师师长潘国纲率领所部到达江山、江西省玉山等地抵抗孙军。潘国纲原系第二师的参谋长，继童保暄之后得任第一师师长，在学识、资望方面，差童远甚。所以，只是维持现状，不敢有所整饬；平时尚可敷衍，战时非垮不可。既已到了前防，潘即命第二旅第三团余宪文部为先锋队，由团附斯道卿率领两营先行出发，在江山城外3里的地方，布置了一条防线，建筑了一条壕沟；团长余宪文自率第三营作预备队；同时以石国柱的第四团为右翼。均由旅长伍仲源指挥。潘国纲虽然也到前防，但第一师的第一旅，尚未开到。
但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和浙省警务处长兼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有意驱卢迎孙，当时前防自潘以下都不知道。这里有必要把周、夏二人的简历，介绍如下：
周凤岐是浙省人，在陆军大学卒业后，即由浙江都督朱瑞任为嘉湖清乡督办。他只率领傅其永团的两营人到了嘉兴，就把水陆两路的巡防营，以计解决了。这样，不费一兵，不损一弹，地方毫未惊动，把多年抢劫地方的巡防士兵，均押送上海遣散。以是，嘉湖平静，周遂从此出名。在张载扬之后，他就任了第二师师长。但久不再升，所以他想勾结外援，再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实力。
夏超也是浙省人，他任警察厅长多年，和历任驻军师、旅长都有勾结。吕公望作浙江督军时，以傅其永接任他的警察厅长，他拒不令傅入厅，吕公望居然无法，愤而辞职。杨善德、卢永祥督浙时，他依然稳如泰山，谁都没有撤他。但他同周凤岐同样有久不升官之感，所以通谋迎孙驱卢。当然，事成了，他就可以进一步取得省长的地位。
这时，替他们奔走前防，秘密向孙传芳通消息的就是浙军骑兵团团长张国威。张和斯道卿系同学，路过前防时密告斯说：“在杭第二师周凤岐师长和杭州警察厅厅长夏超，有驱卢迎孙之意，你们不要与孙开火，当作友军看待好了！”说完匆匆向孙传芳防地而去。
斯道卿即以张之原话，报告余宪文，余怪他不把张国威扣留。随即同去报告潘国纲和伍仲源，潘、伍都说：“第二师要驱卢迎孙，我们偏不同意！如果照这样做，有何面目去见卢呢？”他们决定听从卢命加以抵抗。但消息已露，军心也就不一致了。到了孙军迫近以后，第一日余团尚能支持，不分胜败。然当晚右翼的第四团团长石国柱知道周、夏联系，作战终无把握，所以不待旅长命令，即先自后退。孙军遂乘右翼空虚之际，集中兵力，向正面余团包围上来。该团寡不敌众，不得不向后退却。潘、伍、余均乘轿远逃。孙军随即一面进入江山城内，委任茅绅为县长，一面乘胜追击，第三团团附斯道卿被俘。此时，孙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进，浩浩荡荡，向杭州而来了！
卢永祥闻讯，知道事不可为，急逃上海。周、夏二人，欢迎孙传芳和孙军进了杭州，孙即委周凤岐兼第一师师长、夏超为浙江省长，以酬他俩的功劳。孙、周、夏都如愿以偿，所以暂时相安无事。孙即自为浙江督军，并兼闽浙总司令。
奉浙战争的酝酿
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只剩下了鄂、闽、浙三省地盘，而国民军时时希图袭鄂；奉军最初也想借助王永泉和卢永祥，恢复闽、浙，后来竟要直接吞并这些省份。闽、浙和鄂，隔着苏、皖，难以联系，这也是当时直系认为岌岌可危的一件事。到了1925年初，奉军势力已达苏皖，大有长驱南下之势。那时段祺瑞执政府，恐怕酿成战乱，同时也不愿奉军过肆发展，所以发布命令：1.裁撤淞沪护军使；2.卖掉上海兵工厂；3.上海永不驻兵及设置军事机关。
最初，奉军过江的先头部队，表面上还算遵守命令，驻在常州、无锡以东。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奉军借口维持地方秩序，邢士廉率部进驻上海市内，一方面加紧镇压工人，一方面进一步威胁浙孙。这时，孙传芳已感危惧，外面和江西的方本仁、湖北的萧耀南，甚至和河南的岳维峻，都有联络；内部就以秋操为名，集合各路军队，准备作战。而不久，接连着又有三方面消息传来，促成他决心发动反奉战争。这三种消息是：
一、正在国外考察的徐树铮从英伦来电说，他看见奉张与某国(当指日本)订一合同，大意是：从江苏海岸起，直经渤海到营口为止，中国的渔业权，押与某国，得款即以购买新式军械；又以强迫苏、鲁、皖等省购用某国货为条件，另借300万元，备作明春发动攻击浙、闽之用。
二、蒋方震从北方到浙，对孙说：奉军拟在半年内，力谋扩大东南实力，俟所订军械收到一批后，即行进取浙、闽两省，约在明年3月，即可开始行动。现在杨宇霆正在统一苏省军队，以作东南战争的准备。
三、孟星魁从陈调元那里来，和孙见面时说：“我是从北方到鄂省，经过南京到这里来的。据我所闻和观察的情形，向您汇报如下：原来奉、冯之间，有个谅解，那就是国民军南下夺取湖北，奉方不威胁它的后路——北京；奉军从山东南下，夺取沿海各省，冯军不威胁它的后路——天津。但是他们之间，互相猜忌，谁也不敢撤去北京或天津的兵力，所以国民军并未攻鄂。杨宇霆虽然督苏，姜登选尽管督皖，但他们带去的基本军队，并不太多。苏省有陈调元帮办，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郑俊彦各师长、镇守使等，皖省有王普、高世读等旅，现在皆心怀异志。杨、姜到任，不过月余，正在疏通分化，现在不敢贸然攻浙，但是再过几月，奉军后续部队可到，苏、皖地方军队可用，再来打您，那就不好办了！古人说先下手的为强，打仗更是如此。区区所见，仅供参考。”
孙传芳听了，认为孟所言和以前徐、蒋的话不谋而合，所以他对孟说：“你的话极是，我即刻下令，因为早已准备好了，不知雪轩(陈调元字)怎样？”孟说：“我是他的客人，这次来并不代表他。不过我想他应当也干，我回去也尽可能劝他响应，您等我的电报吧！事不宜迟，明早我就回去！”孙说：“很好，晚一天，恐怕路上不通！”这正是奉浙战争的前夕。
奉浙战争的经过
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周荫人和浙江省长夏超，发出通电，以奉方驻军淞沪，违背中央命令，以扰乱和平统一为名，声讨张作霖。孙传芳自称闽浙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总司令，将所部编为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五路司令周凤岐。
奉军驻沪军队，仓猝不能应战，一部撤退，一部缴械。17日，孙军抵沪，即沿沪宁路西进。
孟星魁回到南京，把孙要出兵的事，告诉陈调元，并问他是否响应，如何安排？陈未回答，只说：“姜登选已到南京，杨宇霆今晚召集会议，我和白、马、张、郑都在被召之列，因为杨已侦知，这个会议当然是要决定应付方针的！”孟说：“您有一旅在此，我意先暗在各要路口把守起来，并包围督署，割断电话线，活捉杨、姜，白、马、张、郑最多不过中立，甚至也要帮您；奉军只一两师人，杨、姜被扣，他们人地生疏，自然缴械。这样，不但馨帅高兴，江苏地盘亦非您莫属，这是上策。不然，今晚会议，您也不必到场，因为可以想到，杨、姜也可能要扣你们的！”陈无表示，孟就当日离宁，第二天回到天津家中。晚间会议上，杨宇霆决定撤退。杨、姜过江，陈调元还亲自送行，但第二日就把奉军丁喜春部解决了，以此表示响应了孙传芳。孙军在镇江、丹阳间，和奉军接触一次，只几小时就击溃了奉军。20日夜半，孙抵达南京，并在浦口布了防，旋委苏军将领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张仁奎、郑俊彦等分任第六、七、八、九、十等路军总司令；赣军邓如琢为第十一军军长，皖军王普为第十二军军长，高世读为第十三军军长。这时，奉张已委姜登选为守徐州的总司令，但因郭松龄倒戈，姜又匆匆北上，因改委张宗昌就近堵击北上的孙军。张委济南镇守使施从滨率部及白俄军迎击，在固镇全军覆没，施本人也被俘杀。孙军直抵徐州，江苏统一。但这时，段祺瑞任邓如琢为赣皖联军总指挥，想让他截断孙军后路；而陈调元在南京坐镇，孙传芳又不放心，所以急于回南京，因而终止攻鲁，并和豫督岳维峻在徐州会面，把攻鲁的任务交给了岳。这时，陈调元见孙势力强大，不敢据宁，为邀好于孙，自己率部回到扬州，请孙回宁坐镇。孙甚欣慰，回到南京，就电陈即来。陈到宁后，适逢他母亲的生日，孙传芳率所部要员，亲赴陈宅祝寿。这时，陈和孙在客堂，陈的朋友崔庆钧和孟星魁均在陈宅作客。孟星魁请孙的秘书长万鸿图向孙建议，让胨调元任皖军统帅。孙很同意，当晚即把任陈为联军方面皖军总司令的委任状送来，陈就走马上任。崔庆钧作了陈总部的秘书长，孟星魁作了陈的驻南京代表，负责和孙联络，这是12月的事。1926年夏，孟星魁就任孙传芳总部的参谋处长，不久又转任了陈调元的参谋长。
五省联军的正式形成
孙传芳回到南京以后，以卢香亭任浙江总司令，他自己以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坐镇南京。福建仍为周荫人，安徽则为陈调元。上海方面，既已赶走奉军，他也不便再派军队，因任丁文江(当时着名的地质学者)为上海市政公署总办，处理政务，并以警察和保安队维持治安。江苏方面，以曾在辛亥革命时任南京参议院副议长的苏人陈陶遗为省长，万鸿图兼任两淮盐运使，帮助筹饷。其他没有很大的改变。
这时，他只有闽、浙、苏、皖四省，至于江西，无论是方本仁，还是邓如琢，都不曾受过他的指挥；他也没问过赣省的军政。邓如琢任江西总司令，是在1926年3月由孙与吴佩孚共同加委。陈调元原为江苏军务帮办，让出南京改驻扬州，孙甚感欣慰，因而以皖省相酬。周荫人原系江西军队，在孙援闽时，率领第十二师助孙进入福建，任军务督办，现仅加委变名，职权如故。是以上三省总司令，与孙传芳的关系虽有久暂、远近之不同，但均非嫡系。孙的嫡系，只一浙江卢香亭，能受孙完全支配的，亦只有苏、浙两省。所谓五省者，仅声势所及而已。
孙传芳不愿与蒋介石合作
在五省联军总部成立初期，孟星魁以陈调元驻南京代表的身份，有时在正式公事外，和孙闲谈。孟曾问孙：“中国军阀割据，于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但何人能领导全国军政，这是当前首应研究的问题。”孟话未了，孙就说：“这一领导人，我自问无能，能作一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孙无意之中，道出了他的心里话。这说明他那时满足于苏浙两省富庶的地盘和五省联帅的地位，还没有更大的野心。
孙传芳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前后同学，在江西战事爆发之前，曾有士官同学从中斡旋，许孙以优厚条件，让孙与蒋合作，但孙始终未允。后来蒋据南京，孙退江北。闻蒋派张群向孙传芳建议：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这时吴佩孚已经失败到仅以身免，但孙并未被蒋的条件所动。
如上所述，孙本人既无雄心大志，不敢问鼎中原，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跃跃欲试、在北方尚有一些潜势力的直系首领吴佩孚身上。而当时吴对孙仍以上司自居，甚至孙军打到南京以后，吴尚拟以齐燮元复任江苏督理，事虽未行，而孙、吴之间不无隔阂，然大体上孙仍听命于吴。
孙传芳投靠张作霖
江西之役后，孙军和北伐军在战场上虽暂保持对峙，但孙心知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他对内部有着种种顾虑：首先，皖军总司令陈调元是个唯利是图、唯力是亲的倒戈将军，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两年有余，不够稳固；其次，江苏三个镇守使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都是地方军阀，又都是老牌青红帮的头子。蒋介石原来也是上海青红帮的一分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孙感一旦有变，苏、皖不但不保，退路且有问题。自吴佩孚武汉溃退后，直系军阀大多倒台，只剩孙的势力，虽然保有苏、皖、浙三省地盘、10余万大军，但在国民革命军的压迫下，已感孤立。因此孙与参谋长刘宗纪等一二人密商后，即乘专车，以送参谋处长刘玉书之母为名，微服北上天津，亲自往见张作霖。张正苦于如何对付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思得臂助，忽然孙氏自来，于是放弃杨宇霆被逐之怨，握手言欢。他劝孙氏不可放弃江南，并答应接济饷械，且令张宗昌率部过江，支援孙军。孙得张氏诺言，即乘车返回南京。这时孙部共改编为14个师、四个独立旅，分驻苏、浙、皖三省，而以重兵集结在徐州、扬州、淮安、南京、芜湖、上海、松江、嘉兴、杭州等地，对南北局势的消长、得失，仍有举足轻重之力。
五省联军撤退江北
张作霖派张宗昌军南下，本意是协防江淮，孰知张宗昌率军渡江，并不作协防计划，反而夺取孙军地盘。他以毕庶澄为上海军政长官，威压孙军上海守备司令李宝章；以军长许琨为安徽总司令，公然占有陈调元的地盘。张本人高踞南京，意在取孙传芳而代之。当时陈调元部陈九畴旅驻在江岸待命，而张宗昌部不顾大局，即将陈旅缴械。经陈调元之参谋长孟星魁向张交涉，张诿为吴光新所为，终无结果。同时，许琨把蚌埠陈调元的司令部也包围缴械。这些都是促使陈调元最终投向蒋介石的原因。
当时孙部将领，愤愤不平，意欲先行解决张部，以快一时，而且也足有此力。但孙以为如此作法，正好给蒋介石造成机会，为顾全北方大局，不予同意。然又恐部下与张部发生冲突，决定撤退江北，以避张锋，遂下令将上海李宝章第九师调驻南通，李俊义第十四师、刘士林第十三师调驻扬州，陆殿臣及崔景溎部分别调驻浦口、蚌埠等地。孙总部设于扬州。时在扬州的原浙江总司令卢香亭等孙部老牌将领虽不满孙之所为，又不便反抗，因而意气消沉，均离职赴津作寓公矣。孙部解体，此为第一因。
孙部退避江北，北伐军则陆续开入苏、浙，进攻上海、南京等地，张宗昌部无力抵抗，纷纷退归鲁省及苏北。是以北伐军得苏、浙两省，并无大战。孙军退出东南，非败也，是由于张宗昌的捣乱所致。
鲁西作战及败退津郊
龙潭之役惨败后，孙军连江北也不能保有，只好退至山东整编，并在直、鲁、苏北等地征招新兵数万，又得张作霖的大力支持，数月之间，装备器械补给一新，仍不失为一支劲旅。但张宗昌部实为主军，孙部寄人篱下，自有若干为难，孙之部下亦愤愤不平。先是周荫人部苏埏之第十二师及蒋启凤之第十三师，自浙江由海路退至青岛登陆，驻防于胶济路一带，由孙传芳直接指挥。他们恨张宗昌下江南时，反客为主；退山东后，又以主欺客，因而有反张企图。事被张宗昌侦知，捕杀苏、蒋等若干首谋。孙传芳对苏、蒋阴谋是否预知，外人不详，但孙部以此更恨孙不能庇护部下，因而离心离德，徒以环境所关，未能表示而已。此为孙部解体又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