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分直皖两家，由于他们背后均有外国势力操纵（日本人操纵着皖系段祺瑞，英国、美国人操纵着直系曹锟、吴佩孚），军阀之间矛盾不断，战争自然不会避免。直皖矛盾日益尖锐，避免不了会有一场恶战。1920年4月，曹锟和远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组成反段联盟。一个月后，在湖南驻兵两年之久的吴佩孚突然率直军由衡阳北上，这就暗示着他准备与皖一战。而段祺瑞亦调兵于北京附近，并于7月以5个师和4个混战旅组成定国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他布置了三道封锁线，准备围追堵截吴佩孚的大军。这时的直军也以1个师和9个混成旅组成讨逆军，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
在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中，两湖是一片起着决定作用的战场。先是段祺瑞指挥他的边防军曲同丰、陈文运、马良等3个师与河南的宋逸琴、张亚威等旅演习野战，意在分割直军（此时曹锟在保定，吴佩孚在湖南），曹锟即电吴佩孚北上，以会师应战。
当吴佩孚于5月率部大约5万人北上时，段祺瑞虽再三部署要把他消灭在洞庭湖，终因各部协调不当，未能行动。吴佩孚凭借灵活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指挥才能，顺利的通过了衡阳、长沙两道防线，进入洞庭湖地区。
协调不当的主要责任，是在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调兵不力，误了良机。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是1918年春天设立的。当时段祺瑞是以防止川黔靖国兵而设，不久，便改为拱卫北京、监视直系两湖各军为主要目标了。吴光新的总司令部设在荆州，所部有王汝勤第八师、范国璋第二十师，刘海门第二混成旅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后来，吴光新又在合肥四乡招募万人组成运输总队，分为4个旅，分驻宜昌、沙市、枝江、松滋、监利等地，在鄂西势力颇大。
这时吴光得到段祺瑞新的密令，任务是南下，赶往岳州，在长江堵住吴佩孚，欲将吴佩孚部消灭在洞庭湖。不让他北上与曹锟汇合。可是，当他把指挥部移到汉口时，吴佩孚的大部队早已过了洞庭湖。他只好叹息着住进他的总部运输处，静观着北方战况，一伺有利，便趁机北上。
孙传芳闻之吴光新将不利于吴佩孚，便从宜昌赶往汉口王占元那里商量计策。而此时的王占元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因为吴光新把统率部安在了汉口，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利益，也正想找孙传芳商量如何出兵。
段祺瑞
直皖一战，已箭在弦上。吴光新临汉，是段祺瑞计划里重要一步。王占元想用武力吃掉吴光新。但孙传芳却认为不妥，随后他说出两个理由：“第一，大战尚未开始，湖北先声，段祺瑞可以抓到借口，以为这场战争是咱们挑起的，可对我们采取措施。第二，吴光新实力雄厚，战线较长，又都依江为托，不易消灭。到大战拉开之后，曹（锟）吴（佩孚）对湖北必有通盘调动。我们单独行动会影响全局。”
王占元很赞同孙传芳的意见，但是苦于没有办法制服吴光新，这时，孙传芳上前献计：“我们可以在武昌设一场‘鸿门宴’，随即瓮中捉鳖。”王占元听后眉开眼笑，连声称好。
吴佩孚北上，是为了即将展开的“直皖之战”，而吴光新到汉口，也是为的这场“直皖之战”。但是，吴光新却失策错过了吴佩孚的大军，但他仍然有信心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站在江边的他就徜徉在这美好的憧憬中……
当天晚上，吴光新接到了王占元的邀请，王占元声称要为他举办一次“洗尘宴”，吴光新欣然同意，但是，他的随员纷纷议论，说这未必是件好事，纷纷上前劝阻他。而自大无比的吴光新不顾他人的建议，准备动身过江。大意的他天真的认为是王占元的善意邀请，殊不知这是一次“鸿门宴”。
第二天，吴光新带领副官、随从等十几人过江，到汉阳门上岸，转乘王占元派来的马车直去两湖巡阅使署。当吴光新步入王占元的巡阅使署时，才发现庭院中荷枪士兵林立，根本不像欢迎列队，心中一惊，知道中计了。随后被卫兵押往巡阅使署军法处。
当天，王占元便向长江上游吴光新的师旅长发出如下通电，略云：“本人与吴总司令系多年袍泽，久共患难，本可推诚相见。但近日武汉谣言太炽，不得已请吴总司令在敝处多住几日，以息谣诼，并无他意。希望各住原防，幸勿误会。”接到这个通电的吴光新的部将，无不放声大哭，认为吴是自投罗网，虽然想出兵营救上级，但苦于没有人领导，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因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看着“出师未捷”的吴光新身陷囹圄。随后，王占元便派重兵对吴光新的嫡系部队一个一个地包围缴械，而后遣散……
除此之外，王占元还对吴光新手下的精锐部队进行改编，编成两个旅，与孙传芳的二十一混成旅合在一起，组成暂编第一师，孙传芳被任命为师长。
从7月14日到7月19日，直皖大战经历了爆发和结束。这场大战仅仅持续了几天，皖军就败局已定。7月19日，皖系首领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家控制了北京政权。就在这场战争中，孙传芳大施拳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占元身为两湖巡阅使，身边的人各个都得到大小不等的利益。例如，王占元身边的参谋长何佩瑢，他利用上级这一后台，爬上了湖北省长的位置。湖北省长这样大的官职在湖北省可以一手遮天，何佩瑢在湖北大肆贪刮，人民苦不堪言。最后，事情闹得商农齐怨，惊动了北京。1920年8月末，大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惩办安抚祸首的决定，随后下令免除安福党人何佩瑢的省长职务，并派遣进京候用。
吴佩孚怕湖北不可收场，便同曹锟商量一下，以“鄂人治鄂”的名义，派鄂人夏寿康继任湖北省长。夏寿康是湖北人，是个名流，旅京在外。吴佩孚派其继任湖北省长目的是为了制衡王占元，约束他的势力。
王占元深知这一点，他怕丢去对鄂的统治权，一方面抵制北京派省长，一方面拟让自己的儿女亲家孙振家任省长。这样，湖北一时间便出现了“亲夏派”（包括省议会的一部分议员和团体）和“倒夏派”（以孙传芳为代表的军人为核心）的斗争。孙传芳之所以担任“倒夏”急先锋，是因为他也赞成孙振家担任省长一职。除此之外，“倒夏”是秉承王占元的意图，他的态度直接证明给王占元他对上级的支持程度，王占元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心来。
王占元找来孙传芳，把事情说了来去（但他不知夏寿康背后还有个大靠山吴佩孚），希望孙传芳想办法把夏寿康赶出湖北。孙传芳挖空心思，思索对策。最后决定：以表面和善，其用心却十分狠毒的口气拟了一封函，然后以他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部旅、团营长的名义发给夏寿康，“奉劝”他延缓就任湖北省长职。随后，又调一支军队把省政府看护起来，并派人去省长府邸去见夏寿康，明白告诉他：“军人不欢迎你在湖北当省长，你还是回原任去吧。”在孙传芳的抵制下，夏寿康任命三个月却不能赴鄂接职。湖北与北京形成一种对峙局面。
无奈之下，北京政府派公府顾问抵达武汉劝王占元销假，斡旋夏寿康尽快就职。但遭到王占元和孙传芳的拒绝。夏寿康在“倒夏派”的刁难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任职。但是，他任职期间很多事情都不顺利。1921年1月5日，“亲夏派”议员以省议会名义开欢迎夏寿康会议，但是“倒夏派”议员却全体退席，这一举动使夏寿康很是难堪。
一个月后，旅京鄂人同乡会驱夏代表万葆黄等再次赴总统府，请求罢免夏寿康。随后，万葆黄等33人同时致电黎元洪，催促黎元洪表态。迫于湖北军界的压力，曹锟和吴佩孚为了保持北京的威信，还得坚持“鄂人制鄂”的主张，最后保荐鄂人刘承恩为湖北的省长。刘承恩与曹锟、王占元都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相互都很熟悉。加上刘承恩和王占元有交情，曹锟、吴佩孚都认为王占元一定会同意刘承恩担任湖北省长。而且在任命之前，曹锟提前遣人向王占元禀告，最后，双方达成一致。
刘承恩的上任代表历时半年的“倒夏运动”结束，在这半年里，虽然是孙传芳出面直接反对夏寿康的上任，暗地里却是王占元的指使，这一点任何人都心如明镜。王占元不惜动用军队，以兵相“谏”，把夏寿康驱出湖北。
在这个过程中，王占元知道安置夏寿康做湖北省长是吴佩孚的旨意。如今，自己赶走了夏寿康就等于得罪了吴佩孚，以后的日子注定不好过。为了自保，他不得不寻求外援，思来想去，他想到了北方的张作霖。但是派遣谁去联络张作霖呢？他的脑海中闪过孙传芳的面孔，于是，他决定派遣机警聪明，善于言谈的孙传芳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