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社会：从不娶“城市女”的“80后”说起
湖北“80后民工万小刀”在网上发表的《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等博文引起轰动，有网民认为万小刀是在“美化乡村、贬低城市”，但更多的网友却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对农村的田野风光怀有美好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万小刀的有些看似偏激的批评，其实也并非完全不是事实，比如城市女孩太娇，城市的丈母娘瞧不起农村的女婿，这对城市的女孩和丈母娘都是个提醒。
有的网民说从万小刀的博客里读到了“仇富”的情绪，其实首先是一些城里人有“嫌贫”心态，不能简单地责备为什么农村人不喜欢城里人。怎样解决社会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
与这则新闻异曲同工的是：南方某报公布所谓“中国十大冷漠城市排行榜”引发网民热议，其中大名鼎鼎的东莞、深圳都名列其中。东莞入选的理由是：“因为大量外部资本、劳动力快速流入东莞，造就了东莞飞速崛起的神话，东莞人因此腰包丰厚。但一些富裕了的东莞人却看不起外来人口，用一句俚语形容，这叫‘过桥抽板’。”
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城市的冷漠而不近人情，“中国十大冷漠城市排行榜”出笼意味这个话题不是一个新生话题，环顾你身处的城市，冷漠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不要说行走于街道上的陌生人，就是同一社区的邻居，也难得互相点个头。“中国十大冷漠城市排行榜”是城市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不仅仅属于深圳或者东莞。
能够让人得到一点安慰与感动的，竟然是虚拟的网络世界，是QQ、MSN，或者新崛起的SNS社区。“各人自扫门前雪”已经是社会默认的契约，“休管他人瓦上霜”也成了一种公认的法则。冷漠早已经深入骨髓，漠不关心是一种常态，如果你一时头脑发热，想去扶一下老太太什么的，千万要记得“南京彭宇案”。
城市的社会问题很多，其中最突然的问题有五个。
一是就业问题。以大学生就业为例，截至2009年7月1日，全国已有415万名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就业签约率为68%。在金融风暴肆虐的今天，68%的就业率看上去还算“荣光”，当然包括许多“被就业”人员，即使依此推算，今年和去年未能就业的毕业生仍近300万人，这是个令人倍感沉重的数字。大学生尚且如此，那些失业的民工就更不用说了。
二是贫困问题。中国发改委日前发布“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数据。根据研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合理值的上限，即0.47左右。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一项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这只是发改委的数据而已，现实肯定比这个数据更惨。现在城市群体性事件这么多，与贫困问题息息相关。
三是老年人问题。在传统社会，年龄越大社会地位越高，老年人受到尊重。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巨大变化，应用性知识迅速更新换代，使得老年人不再被尊重。特别是城市不像农村，老人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尽管城市有关机构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收入和医疗保健，但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充分的。现在，尽管一些城市专门制订了针对老年人需要的方案，并已通过实施，但是老人们的社会福利和收入水平实际上下降了。随着医疗保健的改善，人们期望寿命延长，城市里的老年人日益增多，老年人问题越来越引起城市的重视。
四是社会责任感缺乏。这当然不能全怪我们这些老百姓，“彭宇案”的出现让城市社会伦理遭受重创，城市乱象也削弱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争相使用有限的城市空间和社会服务，滋生了一些人的自私自利观念，出现了一些人拒绝排队等候服务、无视他人权益、只图自己方便等现象，最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现代社会更新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与社会责任，实在是太难了。
五是种族与社会争端。相对的经济繁荣引起了移民的热潮，很多人为了寻找工作，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涌入城市，或多或少会与户籍人口产生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当地人群的其他就业的竞争者，彼此因而产生怨恨情绪，甚至发生直接暴力冲突。
万小刀只是城市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小例子，“凤凰男”与“孔雀女”之争也仅仅是城市中的一个缩影，城市的社会问题数不胜数，“彭宇案”让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标准，而“许霆案”则让老百姓与资本极权日益矛盾。而所有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更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结。
近代以来中国的顶尖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也反复指出，中国人缺乏社会责任、团体意识，人各怀其私，没有凝聚力。而城市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问题就暴露得更充分。重新来看待“中国十大冷漠城市排行榜”，让人更觉悲哀。
几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为了生存而聚集于城市，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居留于城市。这句话揭示出了人们为什么愿意忍受远远劣于乡间的生存环境，在污染、拥挤、嘈杂和紧张的城市节奏中奔忙的原因。但社会发展到这种恶劣程度，亚里士多德还愿意待在雅典吗？
§§§第六节 文化：湮没在风尘中的“救世主”
城市文化的魅力正在消退，剧院立体声已经被压缩成一张扁平的MP3，城市个性已经泯没。一著名文化评论家担心城市文化将在中国消失，那些四合院里的古老弹唱、弄堂里斑驳的苔痕、城隍庙里老僧的呢喃、码头上号子的吆喝、青藤牵绊的异形建筑……都将彻底消失在历史里。对于他们来说，最值得缅怀的是那些永远被抹去的人文记忆。
笔者一直认为，地域文化空间被压缩是“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现象，城市文化在人员的跨界流动中必然有趋同性，尽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全球化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整合，文化也将形成一个标准式的“集装箱”，这对一些文化人士来说是一种悲哀，但对于更多老百姓来说，却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有些东西你再保护再发展也没有用，这就是世界趋势。生产力有时候是非常无情的，这不仅仅在中国，在印度、在巴西也是如此。以深具文化个性的上海为例，“拯救上海文化”是近年来上海滩一个真真假假的口号，“海派文化”在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有其特殊地位，而且上海本地文化的陷落也的确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因为上海文化的倔强尽管不如广州，但一直以来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上海小资，怎能这样轻易退守阵地呢？
上海近年来作为文化中心的建设是相当努力的，不仅借助各种会议之机大兴土木，像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这等文化硬件早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借中央财政之力，频繁举办国际电影节、文化节、艺术节、书展……刻意将那消逝得半真半假的“海派文化”刻在额头。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与美轮美奂、标新立异的文化建筑相比，与那金光闪闪的GDP数值相比，与世界500强与国际资本的入主上海滩相比，能代表上海的文化好像没有。以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人为例：散文化的余秋雨（又称余含泪）被视为虚伪的象征（他的文化地位是现代中国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小说化的王安忆则被《长安忆》的简陋打回原形（尽管炒作非常到位，但文字美感已经退化）、杂文化的韩寒在新时代里毁誉参半（韩寒的文化地位远不如其人的地位，他这个人应合了时代追求）……但无论是谁，都可以从其身上感觉到“去上海化”的特质，他们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却缺乏上海的独有个性，从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出“你侬我侬”的“海派气质”，能感觉到的完全是王朔、郭敬明一样的市场气息，王安忆虽然稍显特别，但她已经明显集上海与北京于一身。
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学识才会刻意彰显文化，忙于创造哪有时间追忆过去？只有那些徘徊于黄昏之下的老人，才会在残阳如血的傍晚里念叨着昔日的美好，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它就会失去往日的传统……对上海滩旧日“十里洋场”的反复悼念，其实是现实人文环境的缺失所致。
将自己文化特质保持得最好的是南方大都会广州（包括它身边的佛山）。一向温和的广东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无比倔强，当然这里有香港在背后支撑，没有哪个城市能保有这么多的地方频道，行走于广州街头，听到的全是南国“鸟语”，外地人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这样迷失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丛林里，然后夹着尾巴逃到深圳。
很多广州人是懂普通话的，只是他们更愿意沉醉于自身的语境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语言的优美远胜于北方的僵硬刻板。也许正是因为对自身语言的迷恋，很多广东人对深圳在文化上的叛逆表现出刻骨的仇恨（深圳完全是北方文化在南国打入的一个钉子），这与他们声称的宽容完全相悖。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联合香港，将深圳这座夹在岭南文化之间的毒瘤除去。广州人对自身文化的沉醉实在令人羡慕，但这样也给它带来一些困惑，本来它近30年来一直走在中国的最前列，本身的硬件资源与地理环境并不弱于京沪，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强势，使得许多人才在这里找不到归属感，这也是广州难以跃升为城市最强者的原因之一。
广州似乎是特例，但它近年来也已经明显被同化了，那曾经以“说白话”作为招聘优先条件的明文完全被废除，同时在各种场合，如果不确信对方是广府人，大家优先选择普通话。当香港都已经主动配合北京的意志时，当深圳的力量日益强大时，连东莞这样的城市也被普通话主宰时，广州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已经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随着“中国化”的步伐起舞。当广州都难以坚持其独特个性，其他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但笔者一直不认为城市文化的趋同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城市文化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其多么个性，而是这种文化能够抹平这个城市的心灵创伤，能抚慰那些贫民窟里的人们，能够惩恶扬善扶持正义，能够在新的时代创造出一种先进语境。无论是心怀天下的京派文化，还是婉约缠绵的海派风格，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地存在，因其文化基因里有着许多优秀的特质。
可怕的是这种“趋一”的城市特质没有具备“真善美”的基因，所有城市基本上都在美化、高度、亮度、洋化、超自然化上达至趋同，“超级城市”成为金光闪烁的美丽舞台。城市不是追求让每个市民过得幸福，而是成为展示官员政绩的窗口。城市不去安慰外来工孤独的心灵，而去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当城市文化被一种“虚化”的面子所引导时，那些在街道边上修自行车、在小餐馆吃馄饨的真实，自然会被赶到历史的弄堂里去。
沿着铁路的轨迹寻找建筑里隐藏的文化，无论是北国冰城还是南方故都，无论西安古城还是现代深圳，总是一律的欧陆风情加上固化玻璃，整齐的水泥路面加上划一的印度菩提，装点着深红、鲜黄的塑料椰树，营造着莫名其妙的异域情调。
地域文化的精华——城市文化正在慢慢消失，当然这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趋一”的城市文化发展得更加优秀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可惜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正在走向市侩、虚荣、冷漠、势利……
对于弱势的普通市民来说，出身、财富、地位、教育资源都可能是不公平的，唯有文化，它与阳光一样笼罩大地，当普通市民无所依靠时，你可以像富人一样拥有美妙的希望，拥有对未来的想象，拥有对来世的期盼……它是抚慰普通市民最后的“救世主”。没有人可以剥夺你对语言的掌握，没有人可以剥离你行走于边缘的权利，这个城市的生活就是一种文化，任由你去感悟与吸纳，博大平和的城市文化能抚慰所有人的灵魂！
§§§第七节金融：仍是一种城市病
2008年，当世界性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很多国家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惧怕与绝望。当然，中国也不例外。那时，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中国农民将拯救世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国家正准备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让农村土地彻底进入市场。
他的话绝非玩笑，当时我也有一种“开天眼”的感觉，终于找到治疗世界经济的良方了，终于找到一个与罗斯福比肩的朋友了。如果真能解放中国农村的土地市场，那么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就有了足够马力的推动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种隐约感觉，就是中国农村好像远离于金融之外，次贷危机这玩艺儿，好像与农村完全不相干，即使中国四大银行全都倒闭，我们的农民兄弟照样能够过上小康日子。
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有望——没见过世面的中国媒体所鼓吹的“百年难遇”，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相比，美国与欧洲不过只打了个小小喷嚏而已，倒是号称“率先复苏”的中国还不知自己已经留下严重的内创，4万亿这支“麻醉针”打下去后，让本来萎靡不振的中国经济亢奋起来，股价与楼价又一次像吃了“伟哥”一样雄起。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金融”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金融”已经在主导整个世界。短短一条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不会弱于美国白宫，很多城市为了争取“金融中心”的位置，处心积虑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金融不仅是一种城市病，而且是一种超级城市病，对很多城市来说，想得这种病还没有资格。这里要特别提到2008～2009年度的“纽伦港”（NyLonKong）。这是一向喜欢搞概念的《时代周刊》近期所独创的一个得意新名词，纽约、伦敦和香港被视为金融全球化的三大成功典范，正是通过这不同时区的三大金融中心，形成了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全球金融网络。这三个城市，就是喜欢得金融病的，而且是全球金融病的主要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