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会意识的缺失
产业竞争的无序，行业之间的恶性打压……有些人把这些问题全部归咎到政府头上，当然不能说政府全无责任，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事情政府是管不了的，需要企业自己来协调。
例如，政府不可能叫惠州的TCL生产1000万台液晶电视，而叫深圳的康佳生产500万台CRT，免得企业之争搞成恶性竞争，这样李东生不告到发改委才怪。政府这样介入是违背市场规则的，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企业这么多，你即使有分身法也搞不成，很多事情需要靠行业自律。这就是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行业自治能比较有效地解决企业间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行业协会大部分是由政府有关经济部门组建，或者是从政府有关部门剥离出来的，属于政府部门的“嫡系子孙”。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抽样调查，由业务主管单位发起成立的行业协会占总数的69.1%。但以这种方式组建的协会没有活力，结构不够合理，未能充分考虑同一细分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有的行业协会行政色彩比较浓，习惯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未能考虑广大企业的利益，对市场的反应不够灵敏等。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企业根本就没有商会意识，很多企业加入协会全是由他人包办，对所谓协会不屑一顾，把自己企业做好是首要目标，把其他企业搞垮是终极目的。加入行业协会干吗，不是自缚手脚没有机会从背后下刀子吗？所以才有了东莞厂家的零利润偷袭，让深圳圣诞树厂家纷纷倒闭；东莞厚街家具市场与顺德家具市场的挥戈相向；黄江塑胶原料市场与樟木头原料市场的相互挖墙角等这些恶性事件，最终后果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两败俱伤。
比较健全的行业协会能超越城市之间的狭隘的观念，在企业间追求一种合作和平衡，让大家都能获得好处。譬如说：由东莞和深圳的圣诞树生产商共同来掌握定价市场，一起赚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钱，而不是相互压价最后靠剥削压榨中国农民工那点“剩余价值”。如果地方商业力量联合起来，行业协会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一定会闯出一片新天地。
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通常是自发建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政府一般不干预行业协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具有相同利益的企业可以自愿成立行业协会，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几乎每个产品每个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组织”。日本各行业的“商会”（其实就是行业协会）都包含本行业内90%以上的企业。可见其行业协会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反映本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也反过来促进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行业协会的重要性，或者是意识到了又怕行业协会这个“组织”有其他更可怕的副作用，副作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举个例子，正因为这种草木皆兵的“泛政治”思维，所以深圳民间组织有一个很独特的称呼，叫“社会组织”。其实国外一般叫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我们直译过来是“没有政府的组织”，政府不舒服，没有政府那还得了，然后叫民间组织，民间这个名词好像也有一点不对劲，所以最终就叫社会组织。
深圳社会组织虽然刚刚成立，但“小试牛刀”就展现出逼人的锋芒。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圳众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银行贷款门槛高的问题。深圳社会组织的第一招就是解决短缺资金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其操作方式是社会组织借助行业信用和同行业当中会员企业相互之间监督，业内熟人群体的情感制约和互助担保的互保金经济制约，使企业无需要任何抵押品就能从银行贷款，从而帮助优秀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这就是行业协会的力量。但这仅仅才是开始，行业协会如果充分发挥职能的话，就可以对内为企业提供生产指导、市场调研、行业管理、中介服务、贸易摩擦预警等，对外发挥联系企业与政府以及国内外市场之间桥梁的作用，甚至给本国政府提供支持行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游说他国政府为自己利益服务。
总结起来是三句话：一是行业协会自身需要完善；二是各企业要具有商会意识；三是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要有个正确对待的态度。
四、小农思想的局限
在一次民间智库的交流会议上，五邑大学有位教授提出一个很尖锐的观点，说“广府”人如果没有危机感的话，他们会越来越快退出主流舞台。
他说的“广府”人是指广东的本地土著，与潮汕、客家人分开，也就是“岭南文化”所浸淫的一脉。他的观点刚一提出就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广东的本土文化、本土人存在一些不足，应该反躬自省这种“小农意识”，否则就有可能进一步落伍；而像珠海、深圳这种移民城市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有更广泛的国际视野。而江门作为典型的“广府”人聚居地，会有更多危机感。
本来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并没有多少不敬之处，任何一个地域和种族都有其不足之处，勇于面对自己的缺点才能变得更为强势。但当时马上有两位当地人表示强烈反对，反对也未尝不可，但当时持反对意见人士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江门人是行的”。问题出来了，其实没有人说江门人不行，只是说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不足，世界最优秀的犹太人也会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缺点的只有希特勒领导下的日耳曼。为什么本地某些人那么心急火燎呢？说白了还是对自身的不自信。
同样的观点笔者也在广州多次听到过，有顺德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行的，与温州人并列的顺德人当然行，这天下皆知，还用说吗？但如果佛山禅城人说禅城人是行的，江门新会人说新会人是行的，肇庆人说肇庆人是行的，然后这些“行人”各不相让，互不承认，最后的结果是顺德与佛山合并后还称对方为禅城，新会与江门合并五年后依旧我行我素。
当然，城市的合并并非全因为民生的考虑，里面涉及太多政治因素，很多人心中不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既然已经合并，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理念，毕竟这个时代抱团发展也是大势所趋，对市民来说并非不是好事，但为什么新会跟江门合并五年后，江门有1路车而新会还有1路车，搞得就像真假美猴王一样。而顺德与佛山合并多年还口口声声称对方为禅城，这不仅是刻意的健忘，更是一种不敬。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坚定的执著，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地域本位主义，本质上还是抱残守旧的小农思想。如果欧盟每个国家都互不承认，那欧盟用什么与美国叫板？如果每个人都怕别人吃了自己，那欧元一统一定是天方夜谭。
男耕女织的农业文明可能具有某种让人难以割舍的田园诗意，自成一脉的岭南文明也有着缥缈玄远的迷人朦胧，但农业文明有其自身的局限，岭南文明虽然有极其坚韧的一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缺乏开阔视野，这与偏居一隅的地域性有关。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其他国家的城市群日益整合之时，有些小农思想要先抛弃，最起码要互相接受。否则的话，那江门不但连新会也整合不了，甚至连台、开、恩（台山、开平、恩平）分出去都成必然。如果再这样散漫下去，如何与其他城市群进行竞争呢？
五、垄断企业的自私
《南方都市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技术不是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文中谈到，“城市一体化”有人提出先将电话号码统一。一体化需不需要统一区号这需要具体论证，但话题刚一提出，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就心急火燎：说统一到8位号码，会有60万用户要改号，那用户同不同意？每到这时，电信部门就会格外关注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局长以“专家”的眼光指出，如果统一区号的话，那有N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化解，譬如9位的固网设备还没出娘胎，再者太平洋西岸的电话也打不进来。
管理局局长竟然这样关心群众利益，确实让我们感激涕零，鼻涕流完之后还是得找出真正的原因，局长大人之所以这么急跳出来，根本原因是有网友提出城市一体化从统一电话区号入手，取消区内长途费、漫游费，实行统一资费，强化“同城效应”，说到底是局长大人担心钱收得少了，是中国电信害怕区号统一后没有漫游费可收了。
果然技术不是问题，当然不是技术问题。不得不佩服这些企业和机构，长途漫游收了这么多年，谁不知道这长途短途的成本其实是一样的呢，到了这个份上，面对金融危机，迎头国家战略，还舍不得放弃自己一点点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产业加速了寡头垄断的进程，曾经风光一时的民营企业被压缩在小空间里苟延残喘，而国有垄断企业得风向之利大肆扩张，先是中国工商银行超越美国花旗银行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紧接着是中国石油的市值达到1.02万亿美元，超越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而在这几项“超欧赶美”的惊人业绩背后，就是中国产业寡头垄断最疯狂的时代。
这些垄断企业不仅控制着整个消费市场，而且面对地方政府时也很强势，他们直属于部委的底气让一体化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在与垄断企业的较量中，“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京津唐经济圈”、“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圈”等都深感头疼。城市群建设的目标就是以构建产业链为主线，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必然与某些产业龙头的地域分割战略产生矛盾。
在这一方面，“长株潭城市圈”是所有城市圈的榜样：通信方面，联通、移动的移动电话用户实现了长株潭通信同费，取消漫游费、长途费；在电力方面，把三市农村地区由农村供电所供电转变为由城区供电所直接抄表到户，统一执行湖南省电网直供用户销售电价，在电网上消除长株潭城市群“城乡差别”；金融方面，在居民储蓄存款（人民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通存通兑，票据清算变异地为同城，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实现当日通，银行卡实现跨地区跨行联网通用等的基础上。
面对这些强势的垄断企业，需要政府让出部分利益，不要再与之站在同一阵列，拿出魄力来。
六、庸俗情绪的泛滥
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被推出来后，受到行政力量的推动、媒体行业的热捧，但不是说东莞治理一条臭水沟要与环保一体化扯上关系，没有一体化你同样也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惠州修一条村级公路也要与深圳地铁接轨，美其名曰“珠三角”交通一体化，其实这与真正的“一体化”相隔了整整一条银河，只是随大流的庸俗情绪泛滥罢了。
例如广佛地铁现在也想借着一体化东风来打通，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广佛就不要通吗？广州有一个内环路绕广州，佛山有一个一环路绕着城市，两城之间就差十几二十公里但是就没打通，这个跟一体化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能直接算在一体化的头上；否则就会把一体化的问题复杂化，甚至零碎化，本来好好的一件事，规划都弄好了，只待东风吹起。现在东风来了，却要等到秋季。硬是要把这个事与一体化搞上关系，以表示自己是多么地“与时俱进”，与大战略合拍，最终结果却是阻碍一体化的发展，因为一体化是要一盘棋地为整个区域经济服务，而不是处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
另外庸俗情绪的泛滥会导致伪需求的出现。广州一学者就指出，广州佛山统一电信的区号就是一种伪需要，只不过是“一体化”这个新概念推出来之后很多人想找点应和罢了。当然，这种观念值得商榷，统一区号也是很多人的追求，并且符合国际标准。
但有一点应该值得警惕，谈《规划纲要》，不要被庸俗化，也不要太零碎化。“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产力，不是为了炒作一个概念，不是一窝蜂地应和某种潮流。
七、形式主义的作祟
城市一体化，毫无疑问是行政力量在主导，如果按照传统习惯，那“文山会海”绝对难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领导迎合领导。如果“珠三角”一体化不流于形式，上级不搞官僚主义，下级不搞形式主义，大家一起把这个圈圈整好，还是有希望的。但很多时候，偏偏事不如人愿。例如，关于珠三角西部一体化问题，广东省也讨论了很长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搞了粤澳研讨会，澳门、珠海、中山的专家与教授在一起不知道吃了多少饭喝了多少酒，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民间、学者角度已经做了很长时间。至于横琴岛的开发，并不是在21世纪提出来的新概念，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一些教授就提出来了，可是会议开了近20年，粤澳讨论已经搞了19次，还要借“城市一体化”的东风来炒作。
还有深港合作，不知道骗了多少新闻版面，不知道喝掉了多少瓶“珠江”，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专家”又走了多少“教授”，虽说这样可以刺激内需，但最终花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应该像广佛同城那样，拿出一些扎扎实实的成果出来，尽管十大猜想成了四大举措，但总算让老百姓看到了一点希望；否则拍砖会拍了多场，网友见面都排成了一个团，会议记录都可以写成一部《诛仙》，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三节 硬件先行论：打造城市间的“黄金走廊”
城市圈联合发展，交通是首要问题，其余例如住房、环境、产业结构等问题则根据各自情况不同而有先后。任何世界级的城市圈，一定拥有属于自己的“黄金走廊”，而且从中心到边缘的时间，不能超过1.5小时，否则就称不上一个真正的城市圈。
东京城市圈轨道交通密度和长度都居世界大城市首位，20家轨道交通公司经营着该地区总长2000多公里的轨道线路，构成一个巨大的轨道交通网络。每天通过轨道交通方式出行人次占一天出行总人次的42%，每天通过轨道交通方式出行的人次占总人次的86%，在早高峰时段，有高达91%的通勤、通学者采用轨道交通方式进入东京中心区。正是这种高密度的交通干线，让东京不仅成为日本关东地区商业中心，而且还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德国鲁尔区是世界重要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面积4592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2%。区内人口和城市密集，人口达570万，占全国人口的9%，核心地区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700人；区内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24个，其中埃森、多特蒙德和杜伊斯堡人口均超过50万。在鲁尔区建设转型期，其首要工作就是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建设，目前，鲁尔区拥有全欧洲最密集的交通网络，600公里的高速公路、720公里的联邦公路和2200公里的乡村公路。如果没有完备的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群几乎就不会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