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厉，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我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导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着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军中的人。古人如此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但若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知道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自己所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治军的关键，尤其是要赏罚严明。小小的仁惠，就足以败坏军纪，贻误国家大事，这是人所共识的。近年来的军队风气不好，军纪非常松懈，赏罚的宽严常常不合乎标准，有的姑息迁就以图讨好，有的故意重罚以树立自己的威严。常以自己的爱憎来确定喜怒，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赏罚，这样，得到奖赏的人不知道感恩，受到处罚的人，也不知道畏惧。这其中的原因，一半是由于人心不古，一半则是由于方法不妥当。
在如今轻侮成风，疲弱不堪的形势下，若不施行严厉的手段，就难以挽回颓败的风气。与其失之太宽，不如失之太严。权威确立之后，人们才会感恩，心中才会震动。用菩萨心肠，实行严厉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时候。希望诸位英雄豪杰，毅然实行，不要有所松懈，那么，军事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若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贷。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为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为：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除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由于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因此他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由于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让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由于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审时度势，育兵有方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别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曾国藩治军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不但从物质上鼓励官兵，更注重从精神上给予安慰。这就是他“精神加银子，训就有主义的军队”的要旨所在。
咸丰四年，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慷慨陈词：“逆匪信天主之教，孔子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听从敌人的谬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学贾氏官田之法，说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职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说这都是天王之货。”中心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伦关系，维护两千多年的封建孔教统治。他在信中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所痛泣于九泉者也。”
即曾国藩自办团练之初便明确认识到，军勇与太平军之间开展的大规模战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同时是两种文化之战，两种精神意识之战，两种社会制度之战。
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在湘军刚成立时，他即提出要“辅之以训练勤”，以改变八旗兵、绿营兵缺乏训练、无胆技、一触即溃的弊病。所以，曾国藩尤其强调军队训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要练一人收一人的益处，练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功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非常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训教必须下苦功夫。用什么方法训教，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兵的方法，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仁，就是促进人成长、促进人发达。对待士兵像对待子弟一样，常希望他成长、发达，那么每人都知晓恩情了。礼，就是所说的不管多少、大小、快慢，伟大而不骄傲。整齐衣冠，遵循礼法，如此人人敬畏他，有威而不勇猛。再持之以崇敬，面容严肃，无形无声之中，常有懔然不可侵犯之相，则人人知道他的尊严。有这两方面，即使是蛮野之国，也不愁士兵不可治服了！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似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此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激涕零的效果。
曾国藩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初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出于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
综上可以看出，训教的内容主要是纪律和做人之道的教育。曾国藩对待部下，好比父兄带子弟一般，特别注重他们的品行，“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鸦片而坏身体”。后来曾国藩在评论自己带兵的长处时说：余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余谅苦衷各将士，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余昔日之微长也。
曾国藩不仅选将时注重“忠义”，而且在成军后还不断向将勇灌输“忠义”、“命运”、“升官发财”等封建意识。
他说：“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强调“训”重于“练”，把向将勇进行封建说教放在首位。曾国藩在每次操演时，总是“反复开说至千酉语”那位“穷年汲汲，与其徒讲濂、洛、关、闽之绪”的罗泽南，“日登将台，与宦兵讲宋五子之学，时或作布帛菽粟之谈”。他的弟子王鑫也如法炮制，“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诵，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
但是带兵打仗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条件。曾国藩在具体实践上，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所以他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让他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觉得，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没有办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蓄”。绿营兵没有办法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苛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基于此等认识，曾国藩在开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
湘军的军饷是非常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人六万金，犹廉将也。”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可贴补家用，所以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由于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苛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阳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湘军成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队伍。
在精神整合作用上，曾国藩远比洪秀全聪明，他依封建血统思想召集、训练湘军，不但利于队伍团结，更得到当时大部分抱有“正统”观念的人的支持和帮助。他手下的一批将领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复名教”，以正统对恃“邪教”，所以精神上就占了上风，加之外有列强提供装备精良武器，自然可以放手一搏了。
曾国藩以忠义和升官发财这两种思想意识作为精神支柱，辅之以丰厚军饷，训就了一支由儒生与农民组成的地主阶级的新式武装军队。
曾国藩企图在湘军内部制造一种如父子兄弟般亲热的气氛，然后在这种气氛中，使弁勇重视“仁”、“礼”这样的封建名分，从而泯灭军队内部的阶级对立情绪与其他不满情绪，巩固体现于“礼”中的封建宗法秩序。
战守
【原文】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戮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戮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察，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己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夕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夕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仗，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灵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机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
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如水，静如山。
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而骄气即此之相连；不可无安详之气，而惰气即之相连。有二气之利，而无其害，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况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艹冖缶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