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究语言的文雅
当与人交往时，首先就是要做到言之有理。如当你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与人见面，说话要讲究语言的文雅。
有一天，冯先生乘客坐飞机时，一位后到的外国乘客要进入他的里座，这位外国人非常礼貌地说“pardon”(对不起)，当他侧身进去时，又因通道狭窄，两人身体擦了一下，又点头致意，说“sorry”(抱歉)。这位外国人的友善话语博得了冯先生的好感。
在社交场合，你应尽量选择温和、亲切的语调、语气，以显示你的友善。同样的话语，若使用的语调、语气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同样是一句“对不起”，可表示致歉或友善的情感，也可表示威胁或讽刺、挖苦。
开口说话太俗当为一忌，如对长者不喊“大爷”“大妈”，而是叫“老头”“老太婆”之类的俗称，对幼者不是用“小朋友”“小同学”之类称呼，而是用“小东西”“小家伙”，这样的俗称有时用在家庭或朋友间倒也未尝不可，但与人接触之初就不行了。
开口说话太粗当为二忌，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杂文，名为《论“他妈的”》，批评不少的中国人，就连父与子、幼与长都用“他妈的”，对此，鲁迅感慨万千地称之为“国骂”，他说：“其实，好的中国人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不应将上海流氓的行为加在他们身上。”我们必须要把讲粗话这种“流氓恶习”彻底铲去，如同古人所说的那样：“刻薄语，秽污语，市井气，切戒之。”
与人见面时，说话还要讲究话语的和气。心平气和地同别人说话，要以理服人，不要用权势去压服人，更不要恶语伤人。政府推行“公务员礼规”，规定说话必须和气。警员在马路上有权检查人们的身份证，检查完毕，很客气地说：“打搅你了，你可以走了。”双层巴士(公共汽车)车身入口写有“超载属违例，乘客请合作。”银行营业大厅内墙上写有“废纸杂物请投入箱内，多谢合作。”公共厕所内墙上写着“地面较滑，敬请小心”……
与人见面时，说话还要做到话语谦逊。要养成对人用尊敬话语，用谦词的语言习惯，通常应称呼对方为“您”“同志”“先生”，要多用商量和祈求的语气，少用或不用命令的语气，客人来了应热情招待说：“您请坐！”送客时说一声：“欢迎您再来！”感到室内闷了，可问一声：“打开窗户好吗？”这种谦逊的口气，让人乐于接受。
寻找共同的兴趣
在生活中，共同的兴趣、爱好能促进双方相互交谈。有时，几句乡音，几声乡曲，则勾起人们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思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会引起每个人的感情。
当然，有时即使不是老乡，但共同生活、工作、居住的地方，以至共同游历过的名川大山、历史古迹，也会很容易使人产生亲切感。
有这样的一段谈话：
甲：你像是闽南人？乙：是啊！你怎么知道的？甲：听你的口音呗。乙：看来你对闽南话挺熟嘛。
甲：我曾经在那儿当兵待过八年，我们还可称得上半个老乡呢！我一直把闽南当成我的第二故乡。
乙：可不是！幸会，幸会！
像这样的交谈，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是成功交谈的入门券。几句平平常常的话，一下子使双方熟悉起来，很可能会进入一次投机的交谈，也许就会谈成某项交易。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孟子得知齐宣王有喜爱音乐的嗜好，于是为了劝说齐王关心百姓疾苦，他与齐王从谈论音乐开始，从“好乐”这一话题出发，连续发问道：“独乐，与人乐乐，孰乐？”进而论及“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一中心论题。可见，孟子巧妙地利用齐王感兴趣的音乐为切入点，发挥自己的语言，从而达到了说话的目的。
尽量用“我们”开头
有这样一项有趣的实验。他让同一个人分别扮演专制型和民主型两个不同角色的领导者，而后调查人们对这两类领导者的观感。
结果发现：采用民主型方式的领导者，他们的团结意识最为强烈。
研究结果还指出：这些人中使用“我们”这个名词的次数也最多。而专制型方式的领导者，是使用“我”字频率最高的人，也是不受欢迎的人。
事实上，在听人说话时，对方说“我”“我认为……”带给我们的感受，远不如他采用“我们……”的说法，因为采用“我们”这种说法，能让人产生团结意识。
有这样一个故事：A、B两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散步。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马路中央的一锭金子。
A赶紧跑过去，捡起那锭金子，对B说：“你看，我的运气真好，我捡了一锭金子。”说着准备把金子独自放进自己的口袋。
这时，失主找来了，他不仅要回了金子，还诬告说A偷了他的金子，要拉他去警察局。A有口难辨，很无辜地对B说：“这回我们可麻烦了。”
B听后立即纠正说：“不是‘我们’，你应该说‘这回我可麻烦了’才对！”
人的心理是奇妙的，说话时，往往说“我”和“我们”，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在开口说话时，我们要注意这样的细节，多说“我们”，用“我们”来作主语，因为善用“我们”来制造彼此间的共同意识，对促进我们的人际关系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英语里是很小的字母，千万别把它变成你语汇中最大的字。
一次聚会，有位先生在讲话的前3分钟内，共用了30个“我”，他一位熟人走上前去对他说：“真遗憾，你失去了你的所有员工。”
那个人怔了怔说：“没有呀？他们都好好地在公司上班！”
“哦，难道你的这些员工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吗？”
享利？福特二世说：“一个满嘴‘我’的人，一个独占‘我’字、随时随地说‘我’的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人际关系中，“我”字讲得太多并过分强调，会给人突出自我，标榜自我的印象，这会在对方与你之间筑起一道防线，影响别人对你的认同。
所以，会说话的人，在语言传播中，总会避开“我”字，而用“我们”开头。以下的几点建议可供借鉴。
1．尽量用“我们”代替“我”。很多情况下，用“我们”一词代替“我”，这可以缩短你和大家的心理距离，促进彼此间的感情交流。
例如：“我建议，今天下午……”可改成：“今天下午，我们……好吗？”
2．这样说话时应用“我们”开头。在员工大会上，你想说：“我最近做过一项调查，我发现35％的员工对公司有不满的情绪，我认为这些不满情绪……”
若你将上面这段话的三个“我”字转化成“我们”，效果就会大不一样。说“我”有时只能代表你一个人，而说“我们”代表的是公司，是大家，员工们自然容易接受。
3．必须用“我”字时，语调要平缓淡化。不可避免地要讲到“我”时，要做到语气平淡，既不把“我”谈成重音，也不把语音拖长。同时，目光不要逼人，表情不要眉飞色舞，神态不要得意扬扬，你要把表述的重点放在事件的客观叙述上。
谦虚、客气应有度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客气是为人谦虚的表现，它体现出人面对社会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修养。但谦虚不是卑躬屈膝，不是事事都让人占先。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谦虚和客气很可能会误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规定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首都对战犯进行审判。作为受降国之一的中国政府，也派出了中国法官参加审判。
1946年春，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十一国的法官共聚东京，与会者首先关心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顺序问题。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法官担任庭长。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理所当然居中而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好像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应该属于谁呢？谁都清楚，座次代表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所拥有的地位。
为了国家的利益，中国法官力争第二把交椅。尽管当时的中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强大，徒有虚名，该如何说呢？“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可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还是要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法官的头一句话便令人吃惊。若法官们都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
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中国法官继续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所以，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另外，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就不存在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之事。”
中国法官说到此处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假设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按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中国法官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大笑不止。
庭长韦伯说：“你的建议不错，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中国法官回答说：“如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那还是按体重排好。如此，就是我被排末座也心安理得。并且可以用这个原因对我的国家有所交代。一旦他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很合适，可以调派一名比我肥胖的来取代我呀！”这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笑归笑，庭长韦伯还是没有最后拍板。等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居然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中国法官马上对这一决定提出坚决抗议，并且立即脱去黑色法袍，拒绝登台“彩排”。
他说：“今日预演已有很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就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没有非常之多异议，我请求马上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不然，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于是庭长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时间推迟了半个多小时。
入场顺序与法官座次结果按日本投降书中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即美、中、英、苏、加、法……
尽管当时的中国并不强大，但面对祖国的尊严受到侵犯，中国法官决不客气，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一点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说话不要太“实”
人无论处在何种地位，也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喜欢听好话，喜欢受到别人的赞扬。
老石是个爱说大实话的人，什么事情他都照实说，因此，他不管到哪儿，总是被人赶走。这样，他变得一贫如洗，无处栖身。
最后，老石来到一座修道院，指望着能被收容进去。修道院长见过他问明了原因以后，认为应该尊重那些“热爱真理，说实话”的人。于是，把他留在修道院里安顿下来。
修道院里有几头牲口已经不中用了，修道院长想把它们卖掉，可是老石不敢派手下的什么人到集市去，怕他们把卖牲口的钱私藏腰包。于是，老石就把两头驴和一头骡子牵到集市上去卖。
老石在买主面前只讲实话说：“尾巴断了的这头驴很懒，喜欢躺在稀泥里。有一天，长工们想把它从泥里拽起来，一用劲，拽断了尾巴；这头秃驴特别倔，一步路也不想走，他们就抽它，因为抽得太多，毛都秃了；这头骡子呢，是又老又瘸。如果干得了活儿，修道院长干吗要把它们卖掉啊？”
结果买主们听了这些话就走了。这些话在集市上一传开，谁也不来买这些牲口了。于是，老石到晚上又把它们赶回了修道院。
院长问是怎么回事，老石将他在集市上的话说了一遍。修道院长发着火对老石说：“朋友，那些把你赶走的人是对的。不应留你这样的人！我虽然喜欢实话，可是，我却不喜欢那些跟我的腰包作对的实话！所以，老兄，你滚吧！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
就这样，老石又从修道院里被赶走了。
确实，做工作很辛苦，能力虽然有大有小，毕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这也是人之常情。
一个善于说话的人，此时必然避其锋芒，即使觉得他干得不好，也不会直言相对。生性油滑、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则会阿谀奉承，拍拍马屁。
那些忠直的人，此时或许要实话实说，这就让人觉得你太过鲁莽，锋芒毕露了。有锋芒也有魄力，在特定的场合显示一下自己的锋芒，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太过，不仅会刺伤别人，也会损伤自己。
怎样理解真话被肯定的现象呢？
换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个体行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趋利而避害。
可以设想，若某甲对人总是以诚相待，直言不讳，人们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所以乐于与他深交，并在人前人后夸赞他，某甲也因此感到快乐和自豪。
也就是说，某A的真诚为他赢得了报偿，带来了利处，那么他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情况与此大相径庭，比如某A认为同事小华的衣服难看，便马上对她说：
“腿短而粗的人不适合穿这种裙子。”结果，小华脸一沉，扭头便走，留下某A发愣。
或者某A当着处长的面指点小李说：
“你的稿子里错别字很多，以后要仔细些。”
实话固然是实话，但不久却隐约有人传言，某A惯于在上级面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如果是这样，某A恐怕会意识到自己的真诚并不那么受人欢迎，既然如此，又何必呢？
不能问什么就答什么
问者有时会有意提出一些使对方不便回答的问题，答方应有所戒备，不能简单地问什么就答什么，可寻找别的可能替代的话来回答。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总统前曾在海军中任职。
一天，一位朋友向他打听海军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罗斯福往四周看了看，似乎怕有人注意，然后悄声地问朋友：“你能保守秘密吗？”
朋友答道：“能，当然能！”
罗斯福微微一笑地跟着说：“那么，我也能。”这段对话，委婉巧妙，机敏灵活，异常精彩。
战国时期，墨子与他的学生子禽曾有这样一段对话：“老师，话说多了好，还是少了好？”
墨子答道：“池塘的青蛙日夜不停地鸣叫，可有谁去理会呢？雄鸡在天亮时只叫一两声，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墨子巧妙地引用青蛙与雄鸡作对比，说明了话不在多的道理。善于借用事物、外界情景来回答对方的问题，以求回答得生动、具体。
1945年，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谈。在休息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有意地对斯大林透露：美国已研制出一种威力极大的炸弹，即暗示美国已拥有核武器。此时，丘吉尔也两眼死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反应。
而斯大林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没有显露出丝毫异常的表情。实际上，他什么都听清楚了，当然也领会了杜鲁门的弦外之音，内心焦灼不安。
会后，他召见莫洛托夫并下令：“加快我们的研制速度。”这个故事说明，如果你处境不利而又无计可施，什么态也不表，能够适当地装聋作哑，避免落入对方设计好的圈套。
同样，1953年，79岁高龄的丘吉尔参加百慕大的英、美、法三国首脑会议，他为了回避某些问题，就借口自己年事已高，装作没听见，不予回答。而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却和美法讨价还价，一点也不聋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幽默地说：“真没办法，装聋作哑成了这位大演说家的新式武器。”
黑格尔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有人故意问梅内德谟，他是否已经停止打他的父亲了？这是一个设有陷阱的提问，不能不加思索地信口开河，必须明辨是非、机智巧答。机智的梅内德谟回答说：“我既没有停止，也从来没有打过。”梅内德谟的回答抓住了问题中含有敌意的关键，否定了问话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