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模型估计与评价
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7.12。由表可知，绝对拟合指标中，值为169.42（df=113，p=0.38），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协方差矩阵之间无显着差异。卡方自由度比为1.50，小于2，说明拟合较好。GFI为0.92，RMSEA为0.00，很好，ECVI值略低于饱和模型的取值，远低于独立模型的取值；增量拟合指标中，CFI和IFI均为1.00，NFI为0.90，很好；简效拟合指标中，PNFI为0.48，PGFI为0.45，接近0.50的接受值水平。从拟合指标综合判断，假设模型较好地拟合了观测数据。此外，标准化的残差协方差矩阵显示并没有显着大的值，修正指标（ModificationIndices）也没有显示关于模型因果结构关系和测量关系的修正指数。
显示了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模型的完全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首先，模型中两个内生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间的完全标准化负载系数都为正，其范围从0.69到0.89，整体在0.70以上，具有显着性（）。另外，测量变量的可靠性指标值绝大部分都在0.50以上。以上结果表明，本模型中的概念构建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接下来检验模型的理论假设关系是否得到数据的支持。因果结构的检验包括路径系数和方差比率两类指标。从图7.9可以看出，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外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都有正向影响，其中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8，具有显着性（<0.001），外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5，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9，具有显着性（<0.001）。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内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都有正向影响，其中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9，具有显着性（<0.001），内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8，具有显着性（<0.001）。另外，通过对内外部组织整合的相关关系的检验可知，内外部组织整合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9。
3．模型的理论分析
通过前面的检验可知，内外部组织整合之间具有相关关系，内外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都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也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内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企业通过内外部组织整合一方面可直接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另一方面也可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从而间接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
4．效应分析
可知，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效应（p<.001），内外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的直接效应以及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效应都具有显着统计性（p<.001），具有显着统计性，模型变量间的假设关系得到验证。首先，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18，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39，这表明内外部组织整合的高低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明显。其次，内外部组织整合通过企业吸收能力的而产生的间接效应为分别为0.13和0.22，且都具有统计的显着性（p<.01）。且具有统计显着性（p<.01），从整体来看，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绩效的总体效应显着，而企业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总体效应高于外部组织整合。
7.3.2复核效化检验
我们首先给出了测定样本和效度样本的单样本模型参数拟合值，如表7.14所示。由表可知，测定样本与效度样本的两个模型分析具有相同的自由度，显示模型设定与因素结构完全相等。而拟合度指标则显示，测定样本的拟合度较效度样本的拟合度为好。样本间的复核效化检验必须进一步利用跨样本分析来进行。
下面按照复核效化检验的宽松策略、温和策略和严紧策略，对模型进行检验。表7.15给出了不同复核效化策略的参数拟合估计值。
1．宽松策略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226，卡方值为276.68（p<.05），以宽松复核策略将效度样本加入后的卡方贡献统计量为130.60，占整体模型卡方值的46.95%（卡方贡献百分比），测定样本模型所产生的卡方值为145.92，占53.05%。两者相差6.10%。
2．温和策略
温和复核策略以测量模型部分参数设定相等，使两个样本具有部分等同的特性。整体模型的拟合参数中，自由度为262，卡方值为312.29（p<.01），效度样本加入后的卡方统计量为148.35，占整体模型卡方值的47.51%。测定样本模型所产生的卡方值为44.23，占52.49%，两者相差5.98%。
3．严紧策略
严紧复核策略将所有参数设定为等同，跨样本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整体模型自由度为274，卡方值为338.24（p<.01），效度样本加入后的卡方值统计量为163.66，占了整体模型卡方值的48.39%。测定样本的模型所产生的卡方值为167.85，占整体模型的51.61%。两者相差3.22%。
上述三种策略的证据表明，测定样本模型套用到效度样本后，卡方值增加。比较温和策略与宽松策略的卡方统计量变化可知，卡方增量为17.75，温和策略的效度样本参数估计值较效度样本的单样本模型增加了36个自由度。对卡方增量进行卡方差异检验，以36为自由度，显着水平为.05时，临界值为57.796。由于卡方差异检验值为17.75，小于临界值，未达.05的显着水平，表明卡方增量是一种随机变化量。结果表明，从测定样本套用到效度样本的部分复核效化（稳定度）是被支持的。再来看严紧策略。效度样本的参数估计套用了测定样本的参数后，较效度样本的单样本模型卡方值增加了33.06（），自由度减少了48。以48为自由度，显着性水平为.05时，临界值为79.546。由于卡方差异检验值为33.06，小于临界值，也未达.05的显着性水平，表明卡方增量是随机变化量。结果显示，从测定样本套用到效度样本的复核效化（稳定度）被支持。
再来看ECVI指标。由于越小的ECVI值表示模型的复核效化越高，由表7-10的数据可知，随着限制程度逐渐增加，ECVI指标呈下降趋势（由0.68至0.58至0.68），且都落在95%的置信区间内，表示复核效化相当理想。
综上所述，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模型在两个样本间具有稳定性，复核效化理想。从个别样本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测定样本的拟合度较效度样本不理想，在温和策略与严紧策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测定样本的卡方贡献稳定地高于50%，显示理论模型与观察数据的差距在测定样本的差距较大。总之，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模型具有跨样本的有效性，模型是稳定的。
7.4检验结果讨论
本章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以产品创新程度为调节变量对内外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得出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下面对其进行简要探讨。
首先，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可知，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都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国内制造企业已经意识到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的重要作用，并且开始把内外部组织整合应用到新产品开发实践中。奇瑞汽车就是一个善于利用外部组织整合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典型企业。近年来，奇瑞通过自主决策，与世界顶尖的技术公司和研发机构协同研发，而不是通常的与跨国公司合资生产汽车，这是国内汽车界独辟蹊径的创新策略。在协同研发中，建立广泛的双边、多边合作关系，产品由自己定义，技术路线共同确定，既可快速嫁接先进技术，参与研发、培养人才，又可完整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企业自身的知识积淀。奇瑞与AVL、里卡多、博通、宾法等40多家世界着名汽车研发机构合作，相继在车型、发动机、变速箱、汽车底盘等核心技术上取得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研发成果，并形成了格局大、后劲足、技术先进的研发体系。
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内外部组织整合对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吸收能力在内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外部组织整合不仅直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而且会通过影响吸收能力间接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因此，对于国内制造企业而言，通过提高吸收能力可以改善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的绩效影响。
第三，通过比较内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可知，无论在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方面，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程度都要高。这表明，国内制造企业尽管已经开始认识到组织整合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组织整合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但在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这一实证检验可能符合与中国制造企业的现状，例如，在汽车行业，由于缺少适合国内企业的供应商、尤其是对战略合作型供应商在参与制造商新产品开发活动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国内企业在开展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实践时，往往不是着眼于企业现有产品及其供应链的特点，而是简单模仿和照搬照抄其他企业现成的方法，由于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所以供应商参与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贡献不高。在客户参与新产品开发方面，多数国内制造企业对于客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的意识也较弱，许多项目由于缺乏足够的客户参与，从而影响了新产品开发的绩效。另外，即使是客户参与程度了新产品开发，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知识转移机制，从而导致客户参与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贡献也不高。
第四，通过对内部组织整合各维度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回归分析可知，在控制了跨职能信息分享与跨职能共同参与两个变量时，跨职能关系协调对吸收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都不显着。这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企业内部如果仅通过协调跨职能关系并不能给新产品开发绩效带来正向影响，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键在跨职能的信息分享水平及共同参与的程度。可能的解释如下：一方面，随着产品功能的多样化和复杂程度的增加，企业竞争更多是基于知识存量的核心能力的竞争，而简单的内部关系协调并不能带来企业范围内的知识存量的增加，因此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并不显着。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跨职能关系协调在本研究所调研企业的差异不大而造成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着。
最后，通过对产品创新程度对内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可知，产品创新程度对内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着。这表明，对于国内制造企业而言，随着产品创新程度的提高，内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增大，而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并不受产品创新程度的影响。下面对产品创新程度对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着的原因进行重点分析。根据第4章的理论分析，由于外部组织整合存在漏损作用，由于涉及知识与信息的共享问题，特别是当共享内容涉及核心技术时，会增加外部组织整合协调工作的复杂性，协调成本加大。随着产品创新程度提高，对于新产品项目的核心技术保密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企业之间的协调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企业外部组织整合的成本与风险增大，从而使得产品创新程度对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影响不明显。另外，由于本问卷对产品创新程度的测量是企业层面而非项目层面，因此可能对产品创新程度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影响实证结果。因此，对于本问题的厘清，我们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7.5本章小结
本章分别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内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概念层面因果假设关系的检验结果中，各假设都得到了支持。对于各维度层面关系的检验中，发现跨职能关系协调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着，产品创新程度对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着。组织结构与市场动态性对内外部组织整合各维度影响的理论假设未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