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居然赢得了这场对抗的胜利。这场对抗，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的对抗以至理想的对抗。从来就是书生办大事，那是因为书生有着理想，有着不俗的志向。如今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不是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而是它们自己击败了自己一一是这个政权在文化上的缺失，以及认识上的幼稚和天真，埋没和葬送了远大前程。曾国藩想的是，一场运动，如果广大的知识阶层站在它的对立面，那么，它必定会孱弱而短暂。这一场骚动，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出现，却以错误的方式所造就的结果。十多年的战争过去了，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家破人亡，也让多少生灵涂炭一一历时十四年，死亡四千万人口，这就是这场内乱的结果。让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数千年推崇道德和礼教的国度，所遭受的血祭，竟然如此之多？这个古老国度一直弘扬的道德，在这样的兵燹面前，显得如此苍白，也如此无力。
进入金陵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突然之间软沓下来，经历如此的炼狱后，曾国藩感到忧郁加重，身体疲惫到了极点。很快，朝廷下旨，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几天后，朝廷对一百二十多位在攻占金陵中有功的湘军人员大加嘉奖：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二人也赏戴双眼花翎。
恭恭敬敬地聆听着钦差大臣宣读上谕，五十三岁的曾国藩百感交集，他实在是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只是明白，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都是天地之间的造化，而他头顶上的红缨，是代表不了这种天地造化的。封赏还让他产生一阵恍惚，结果就像梦一样，突如其来，又倏尔离去。受封仪式结束之后，最信任的幕僚赵烈文见到一身盛装的曾国藩，开玩笑地问：我以后称呼你，是称呼中堂呢，还是称呼侯爷？
曾国藩幽默地回答说广只要你别称呼我为猴子就行。”
除了有点得意，曾国藩的内心，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戏剧感和虚无感了。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军旅生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章，从1853年组织湘军开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捻中途退出，这十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曾国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意义上，都应该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当作是个人自我冶炼最重要因素的话，那么，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战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华的重要条件，也可以看作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仅艰苦而决绝，也富有某种神示的意义。实际上不仅仅是曾国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样的扑朔迷离，不可知晓。在它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一一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命运，成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一一它不仅造就了曾国藩丰富无比的阅历，也使得曾国藩的人格趋于完整。命运使曾国藩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晚清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里，闪烁着最后的光华。
十六年的战斗生涯，带给曾国藩的有三样，那就是：卓越的功勋、糟糕的身体以及几近消极的人生看法。一个人内心巨大的形弯，对于旁观者来说，一般是很难觉察到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一直注重于观察自己内心的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直能清晰地体验到自己巨大而细微的变化，也能充分领略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欢乐。这个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也不是轻易的嬗变。可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命运赐予欢乐的，只有极短的一段时间，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传达的无言的信号，一直细若游丝地向他昭示什么。在更多时间里，为了追寻这个信号！他在内心当中表现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动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涩。尤其是在战争岁月中，当浴血已成为一种不得不经历的过程，或者战争彻底地堕落为杀戮和血腥时，曾国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种迷彰，他感受不到实现理想的巨大快乐，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该拥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时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轻而易举坠入忧伤的迷雾，跟失望纠缠在一起。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样的感觉，让他从未意识到一种幸福，他只能远远地注视着幸福，却不能拥抱和保住幸福。
尽管如此，长时间惨烈的战争生涯对于曾国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这样无是无非。可以说，如果没有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这场惨烈的战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也许曾国藩只会成为一个学问不错的朝中阁老，一个自以为是的谏臣。战争让曾国藩陷入彻底的忧郁。虽然战争让曾国藩功成名就，但那种更多来自于内心的凄凉占据了他。曾国藩这时候忧虑的，已不仅仅是清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为人类本身的弱点和凶险感到悲怆了。
现在，金陵攻克了，曾国藩在经历短暂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新的问题，来自于内心，也来自于外部的变化。实际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凭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危险。已经有一种力量在悄然对立了，而且，这种力量非常阴险，也非常强大。1864年7月初，金陵还没有攻克，河南巡抚张之万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练兵折》，建议朝廷裁削湘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会向曾国藩射出一支毒箭。对于张之万之流的态度，曾国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切正常不过。曾国藩关心的，只是朝廷的态度。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一紧一一批复竟然是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令各督抚妥善办理兵勇回家。曾国藩知道朝廷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警觉了。
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外’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后任命的湘系督抚还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这些湘系的栋梁，再加上早期曾担任督抚的胡林翼、胳秉章、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等人，可以说，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个湘军将帅出任总督、巡抚之职。他们手执重兵，权倾朝野，尤其是人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近二十万，李鸿章的淮军七万余人，左宗棠的楚军四万人，沈葆桢的部队一万人，这样，再加上刘长佑等人的部队，总数应该在三十万人以上。而这时候所有的绿营和八旗加起来，也只不过七十万人左右，而且，他们的战斗力根本无法跟湘系相比。曾国藩想起这样的格局，心里就觉得惶恐不安。
曾国藩是清楚知道自己处境的。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臣们，对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国藩从来就对自己有着清晰定位。身为一个汉人，曾国藩从不认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毕竟，这是一个满人的政权，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会让那些怯懦的满人忌讳的。不仅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更让他们提心吊胆了。早在1861年10月，当宫廷政变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己的“权太重，位太高，虚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况且朝廷现在由孤儿寡母掌权，自身的虚弱，决定了他们肯定会稍有风吹草动，都心惊胆寒、神经过敏。自己组建湘军那么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直到江南大营被破，朝廷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才授予自己两江总督的职位，这本身就说明朝廷对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虑，曾国藩当然不可能改变，要改变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谨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放弃权力。手握权力，就是手握潜在的危险。一直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战战兢兢走独木桥一样，稍有不慎，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实际上在进攻金陵之前，曾国藩就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退隐了。对于熟读中国历史的曾国藩来说，这当中潜在的危险他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功高震主，权倾东南！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臣被诛的例子还少吗？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于平平安安地从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比较困难了，那是需要胆大心细极高明的策略的。为了安全起见，曾国藩甚至避免去摘这个果实。这么多年的战争下来，曾国藩感觉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时常感到无限的疲惫如铅注一样灌满了全身，他真想退下来，憩息于青山绿水之中，做一个村夫野老，惯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正在兴头上，拼着命要亲手攻下金陵！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听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给曾国荃写信，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曾国荃。曾国藩总是一再说，我现在居于高位，又窃得虚名，时常有惊恐之感，那些历史上的重臣们，能够保持善终的极少，我担心的是我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保护你们，我倒霉的时候！也会连累你们，所以我们要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灾难。
金陵完全合围之后！苏州、杭州陆续攻下！只有金陵迟迟不下！曾国藩越发感到自己拥兵揽权，易遭疑忌。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曾国藩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兆头一一时任江西总督的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饷。当然，沈葆桢此举也实属无奈，江西连连支付湘军的军费，已不堪重负，作为地方官，他当然要照顾本省的利益。曾国藩很生气，收集材料参了沈葆桢一本。沈葆桢也不示弱，告到了户部，奏请江西厘金概归本省经收。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户部居然支持沈葆桢！这件事情让曾国藩非常不快。虽然沈葆桢是一代名臣林则徐的女婿，但作为江西总督，毕竟归自己所辖。曾国藩又上疏力争，这一回朝廷有所让步，让他跟沈葆桢分享厘金。这个判决还不足让曾国藩满意。后来，曾国藩想清楚了，这是朝廷故意在打压自己，权力的平衡一直是执政者所要考虑的，一切还是因为自己的兵权太重了。曾国藩甚至意识到类似的事还会没完没了，朝廷肯定会有计划地对自己的权力进行削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无奈何只得向朝廷打报告，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回老家养病。在曾国藩看来，如果能早早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也不失为一件幸事。
曾国藩想隐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这时候的湘军经过连年征战，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气。尤其是合围金陵时，因为欠饷，这支久经沙场的湘军竟然怨声载道，甚至还闹出了不少事端，并且，在湘军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活动也很频繁，这个组织在湘军中的存在，是一个危险信号。直到现在，曾国藩恍然大悟的是，在部队中树立理想和道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难怪自古以来，当兵的从来都有奶便是娘，谁给钱便替谁卖命。这些与死亡底线接近的人，大约认识人生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是精神幻灭者，从来就是贪得无厌、沟壑难填，稍不如意，他们就烧杀抢掠，赶尽杀绝。如果以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依托他们夺得天下，那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进攻金陵之时，曾国藩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都流露出隐退的意思。自己实在是不想干了，只想回到湖南那个小山村中，看看书，写点东西，过一种清静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竭力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出任地方大员。毕竟，以后自己要是退下去了，有这些同仁和学生们在位，想办点事，还是会方便一些，况且这些人跟自己戎马这么多年，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864年7月28日，曾国藩到达金陵。几个小时后，曾国藩连夜审讯了李秀成。李秀成是几天前被俘的，金陵突围时，李秀全掩护小天王一行杀出城，因脚部受伤摔下了马，躲藏在城外方山一带，结果被当地的村民抓住，捆送到湘军大营。数天前，性格暴躁的曾国荃在审讯李秀成时，想起新仇旧恨，情急之下，竟用刀尖将李秀成的手臂与大腿剌得鲜血直流。李秀成情急之下大声叫道：“老九，我们各为其主，你这又是何苦呢？”曾国荃又羞又愧，只好罢手。曾国藩像所有胜利者一样，危坐于高堂，他先是没有说话，只是借着狱中昏暗的灯光，用他的三角眼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军事生涯中重要的对手。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却堪称太平天国最杰出的军事天才长得如此瘦小、貌不惊人，他甚至如女人一样柔弱纤细。曾国藩开口了，他的语速沉着而缓慢，就像是在跟李秀成拉家常似的。曾国藩饶有兴趣地询问了李秀成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情况，仔细聆听了李秀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一次谈话，让曾国藩关于太平天国的很多疑问得到了证实。李秀成也很坦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大多时间里，曾国藩都是在聆听，李秀成则侃侃而谈。这一次双方的会面，李秀成在几天后的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曾国藩感激涕零。曾国藩却在当天的日记中轻描淡写道：“戌初，将所擒之伪忠王亲自鞠讯数语。”寥寥一笔，便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轻慢。曾国藩是胜利者，当然可以居高临下。除此之外，让曾国藩居高临下的还有文化和思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位曾经的对手让曾国藩大失所望。不过从见李秀成起，曾国藩已经决定要杀李秀成了一第二天，曾国藩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道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