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每个人对于他人的是是非非或闲言闲语都很有兴趣。从媒体八卦与丑闻等来看，我们就知道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兴趣和好奇心。
有时候为了缓和场面气氛，讲些无伤大雅的笑话，或者语带幽默地去评论某人物，是属于生活中的一种调味料；担道人长短、论人是非之类的，对于说的人只有百害而无一益。
特别是从事公关的人们，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种信口开河，不仅会在职场内人际间流传，有时甚至会波及至外部。
语言禁忌是所有禁忌中最易犯的一个毛病。通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导致的公关失败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教训也尤为沉痛。
语言禁忌是一般具有地方方言或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禁忌的原则，大体是出于吉凶、礼教、功利、荣辱等的诸种考虑。
凶语即不吉利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忌讳听到凶语的，唯恐这些字眼会招致凶祸的真正来临。这是人们相对忌讳的一个话题。然而在人际交往中，经常要表达不祥的内容。便更改用另一些褒义或中性词代替。这在现实生活中很普遍。
比如，用反义语来替换不吉的词语。此法在禁忌语中极为普遍。戏院里的太平门，原意是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说“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义。吴地习俗，行船忌说“住”，“箸”与“住”同音，故改称“筷儿”，取“快”音，现普通话及广州话的“筷子”，即由此而来。广州人把“气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杠”和“竿”同音，故把“竹竿”称为“竹升”；“空”与“凶”谐音，便把“空”说成“吉”厂‘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吴语区忌“药”字。药为治病之物，言之恐一病缠身，于己不利，便将“吃中药”改说成“吃茶”。旧时江西流行说励喝药为喝好茶；称一种消积食、祛风寒的中药为“午时茶”，一般饮用的茶水叫做“茶叶茶”。广东的客家人忌说开药方而改言“开丹底”。
另外，用有关或相近的事物名称来代替也是常见的一种方法。浙江一带小孩肥壮忌说“壮”，因本地猪肥叫壮，要以“个头好”，“补胚好”代胖的意思。人有病，最忌说“生病”，要说“不新鲜”、“懒意”、“着力过了”等。人死了，其家人忌说“死”，要说“老了”、“好了”、“过辈子”等。小孩夭亡，也忌说“死”，要说“逃出去了”，“走了”。婴儿出生，忌说“生了”，因生有陌生、生疏之意，要说“领了”、“来了”。许多地方忌“虎”，遇“虎”时改用“猫”代称。如温州把“老虎”改叫“大猫”；长沙将“腐正街”改为“猫正街”，“腐乳”称为“猫乳”，因“腐”与“虎”音同。北方人干脆称“老虎”为“大虫”。江苏及浙江杭嘉湖地区的蚕农，忌说“温”字，养蚕怕瘟，于是“温度表”要说成“寒暑表”；忌说“亮”字，因“亮蚕”为蚕病，“天亮了”则说成“天开眼了”；“酱油”要说“颜色”，因“酱”音同“僵”，忌僵字；“笋”要改说“萝卜”，因“笋”音同“伸”，忌蚕僵死伸死。
有些地区也用比喻来代替不吉的词语。“崩”、“崩殂”、“驾崩”及“山陵崩”等用来指帝王之死的词语。这是古代的一种禁忌。如同湖南临湘早上忌说“龙”字，因“灯笼”的“笼”与“龙”音同，故而把“灯笼”比喻为“亮壳里”。上海郊县恋人通常忌言“梨”、“伞”，而将它们比喻为“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现代汉语里，士兵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叫“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
有时候，也可用假托文来代替。如古代汉语称帝王之死为“晏驾”，意即他不出朝，只因他的体驾出来晚了。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称有封邑的大臣之死为“捐馆舍”，是说他不住，只因他抛却了自家馆舍到别处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别处谋生去了。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
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人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警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而是只能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经有了。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在这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广州人好经商，忌说“舌”，因和“蚀本”的“蚀”音近，故把“舌”叫做“利”，“猪舌”叫“猪利”，取其“莉”字音。在江西南昌，猪舌叫招财，温州叫猪口赚，意义更明确。这是典型的地方性趋利避祸心态所导致的语言禁忌。
广东人，特别忌讳“输”字，避说“通书”：皇历而说“通胜”，因“书”与“输”同音。例如，有一种中秋夜所卖的木鱼书，被叫卖者呼为“月光赢”的原因亦如此。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为“胜瓜”。还因“干”有“干枯”之意，所以便把“干”改言“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为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吓被说成“鸡润”；“豆腐干”被说成“豆润”等等，诸如此类不二而足。江浙一带，逢年过节，要书写“招财进宝”、“和气生财”等字样，贴在门首。因“财”字偏旁“贝”字与“背运”的“背”谐音，唯恐因此滞5“失财”、“败财”，所以就把“财”的偏旁“贝”字有意写成“见”字，以表时时处处发财、见财的心愿。河南驻马店一带有一座山名叫确山，“确”在当地方言中含有“坑”、“骗”、“糟糕”的意思。因此生意人都忌讳称其为确山，而改称为“顺山”，以求发财顺利。
做生意皆有冒险性，生意人最怕倒闭破产。旧社会人们生活动荡不安，货源及销路皆无保障，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财神的护佑，因而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运的语言禁忌也很多。这些禁忌语有一共同点，即不仅避开了不吉的词语，而且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在广大汉族地区，通常认为涉及性行为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说到性行为时，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行周公礼”等素雅词语代替，甚至连容易引起联想到生殖部位的“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解手”、“上厕所”，文言叫“如厕”等等。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
汉族广大地区都禁忌以龟相称。龟俗称“王八”，若骂人为“龟儿子”、“王八”、“乌龟”定引起对方恼怒而拳脚相加。乌龟者，老婆有外遇也。这对中国男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实际上，不但非正常的性行为会形成某种语言上的禁忌，就是正常的性关系也需要语言方面的避忌。例如“避孕”字眼就不能随意说出，而应叫计划生育，西方也有伺样的礼仪，叫“节制生育”或“家庭计划”等等。在这二点上，东西方是相同的。这都体现了人类在对生殖图腾的一种尊重。
除了以上与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一些语言禁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语言禁忌。例如通常人们都忌讳别人将自己和畜生相提并论。有生理缺陷的人，也讳忌被人当面嘲笑。因此生理上的缺陷的表述，人们尽量用委婉语词。比如“耳朵聋”改说“耳朵背”，或者说“耳朵有点不好”，“耳朵有点不便”，古人则说“重听”。这是对人的一种语言良意的保护。一般来说凡属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亵渎话题一般都是有所忌讳的。
在对外礼仪中，不仅要合乎国内礼仪规则，也要合乎国外礼仪规则。只有这样才是最高境界。
首先，在对外公关中，语言和礼节都要维护国家形象。这是最基本的。
任何形式的对外交往，其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广交国外朋友，维护国家形象，实现国家利益。因此，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我国外交礼节，都必须遵守维护国家形象这一原则。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在世界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要赢得其他国家的好感、信赖与支持，自己的尊严不容侵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尊严都不保了，谈何其他，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无论是向对方表示热情友好的情意，还是在与对方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关中，我们都要把维护国家形象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力量与自信心的表现，也是引起其他国家尊敬、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国民所应做的基本行为。
菲律宾前外长罗慕洛有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和前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发生一场激烈辩论，罗慕洛批评维辛斯基提出的建议是不负责任的开玩笑。突然之间，维辛斯基表现出极端无礼之举，他说道：“你不过是个小国家的小人物罢了。”虽然这是事实，菲律宾与前苏联相比，不过是地图上的一点而已；而罗慕洛穿上鞋子，身高也只有1，63米。但这话既侮辱了一个人的人格，也侮辱了一个国家，如果此时不出言维护自己及其国家的尊严，那么国家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维辛斯基一说完，罗慕洛就站起身来，告诉联合国大会的代表说，维辛斯基对他的形容是正确的。但他又接着如此巧妙地回击：“此时此地，将真理之石向狂妄的巨人眉心掷去，使他们的行为有些检点，这是矮子的责任。”他的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说得维辛斯基干瞪着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罗慕洛却博得大家对他自己和对他国家的一片尊敬。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维护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对外交往的根本目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关系。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在这个关系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维护国家利益也是进行外交活动，搞好外交关系的一个核心。要与对方搞好关系要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真正的完美的国际关系应该是以维护每一方国家利益为前提的，通过损害一方利益、扩大另一方利益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国家关系是不可靠的。双赢才是唯一可行的利益准则。
另外，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密切相关。国家形象不是那种不讲国家利益，甚至以损害、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虚幻的国家形象；如果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干脆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拱手送给对方，哪里还会有自己国家的形象可言！因此，我们在对外交往时，所讲的言语不但要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要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将这两者完美地统一起来。
为了做到在对外公关中，能够真正地树立国家形象，争取国家利益，那么在公关礼仪上我们就必须小心谨慎，灵活应对。
对外公关礼仪活动，乃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说话必须把握礼节的各个细节。否则，就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将要传递的信息没有传递出去；使对方对自己传递的信息产生误解；将不该传递的信息传递出去，泄露了国家机密。因此，说话表现出礼仪，也是对外交往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那么，怎样做到言语有理有节呢？
语言中许多说法、许多词语：主要是指同义词的基本意思相同，但相互间存在着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常常可以忽略不计、相互换用的，但在对外交往中却非常讲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信口开河。
有这样一例。
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前苏联时，向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问起苏联的潜艇规划。这个问题已是涉及两国关系并对世界力量对比都有影响的军事秘密，而且尼克松此时提这样的问题的动机也是异常微妙的。可冲动的赫鲁晓夫却不假思索冲口而出：“我们能制造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这种不慎重、没有礼节的话语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这时在场的米高杨给他使了个警告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为了防御的目的，需要多少艘潜艇，就制造多少艘。”在外交活动中，应当避免这种需要事后补漏洞的事件发生；
在外交活动中，有许多说法不能直统统地说出来，否则效果会大大减弱，甚至还会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应当怎样说呢？应当使话语委婉含蓄，留有回旋的余地以及后路。这样做的好处首先是，不但撊能使话语具有一定的弹性，还能避免自己或对方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即使自己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使对方保持了形象。
例如，1954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出访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在白宫举行国宴。当时丘吉尔年事已高，在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看到丘吉尔用餐刀切肉似乎有些困难，就悄悄地帮助他把肉切开，并且礼貌周到地说：“白宫餐桌上的刀子不太锋利。”如果艾森豪威尔夫人直截了当地说道：“您切肉有困难，让我来帮您切吧！”这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说丘吉尔年老的意思，肯定会引起丘吉尔的不满。
再如，1960年尼克松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日本首相吉田茂访美，送给尼克松一件雕刻品，说是一位日本艺术家专门为尼克松制作的。随后吉田茂又故意装得轻描淡写的样子随便地提到这件雕刻的标题是“胜利”。不去直接预祝尼克松竞选成功，而是送给一件标题为“胜利”的雕刻品，这种举动本来就比较含蓄，而点题方式又加重了此事的含蓄性。当时竞选是尼克松最大的心事，听了这种含蓄的话，他不禁会意地微笑了。如果吉田茂直接表示某种祝愿，反倒有可能使尼克松不好作答。
在外交公关礼仪中，有多数时候，要精确地分辨出话语的尺度是不可能的。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将话说得太死。比如，可以通过概念替换的方法替换某个词语。如第一号中美联合公报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替换掉难以为双方都能接受的相关词语。又比如，也可以使用暗示性语言。这既可传递出所传递的信息，也能为以后改、变或解释此项决定作最佳准备。
如在中东危机中，以色列军队包围了埃及第三集团军，前苏联想采取行动，美国就要求前苏联“不可采取单方面行动”，并说“如果采取了，那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种语言就是一种暗示力极强的语言。正因为这种暗示，才显得极为礼貌。如果直接说“如果你们采取了单方面行动，我们将就如何如何”，这反而有可能激怒对方，使对方不顾后果地意气用事，双方也陷入一种僵局不得不采取行动，那样一来，实在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