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去世，意味着父辈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下一代，即太宗和他的诸兄弟辈成为后金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他们的下一代即太宗的儿子侄儿辈也在迅速成长。太宗继位时，像努尔哈赤之孙、褚英长子杜度已经三十岁，代善长子岳讬二十九岁，次子硕讬约二十五岁左右，三子萨哈廉二十三岁，太宗的长子豪格十七岁……他们十余岁时，就随同父、祖出征，南征北战，不断立下战功。如，豪格十七岁那年已经封为贝勒，随同伯父代善和阿敏出征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比他年长的杜度、岳讬、硕讬、萨哈廉等已是领兵将领，独当一面，成长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他们的迅速崛起，成为后金的一批新生力量，未来的希望。太宗已看到他们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容忽视。他有意地培养他们，不断地给予恩惠，把他们扶植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依靠力量，同父辈的势力相抗衡。
太宗继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天聪四年（1630），他下令给予子侄亲戚以优惠待遇。他开列的名单有：父亲的庶妃所生之子阿拜、塔拜、巴布泰、赖幕布；他的弟弟之子吴达海、塔津、拜尹图、巩阿岱、舒尔赫、哈木加；姨母之子柏尔肯、卜赖、吴把泰、吴齐勘、分代、席尔谈、发库等一大批青少年，都免除了徭役。太宗的目的，是减轻他们的负担，尽快使他们富裕起来。他们得到太宗的恩惠，从心里感激他，对他忠心耿耿，会全力地支持他的。
平时，太宗格外关怀子侄，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子侄中立有军功的，一定给赏。代善的儿子硕讬在大凌河战役中，作战勇敢，大腿处受伤。太宗就赏给他彩缎十匹、布百匹。凡是子侄及宗室子弟都格外提拔，授予官职。如，萨哈廉出任礼部长官、岳讬任兵部长官，均受重用。有的虽未授官职，但都给予很高的爵位，特别是出征时，他们或任命为统帅、将领，或当副帅与助手等，都是核心中的人物。他们有病，太宗都亲自指示如何医治，屈驾探望，以示关怀。天聪八年（1634），太宗率领大军伐明，途中，岳讬生病，他亲率诸贝勒至岳讬营中探视，并命护送回沈阳养病。
子侄中有病死的，他也要亲自临丧。天聪五年，代善第五子巴喇玛年仅二十四岁，不幸早逝。当时，正是盛夏季节，诸贝勒部害怕传染疾病，没有一个人前去吊唁。太宗也正在“避痘所”躲避传染病。当他听说侄儿病故，十分悲痛，通知代善，他要去吊唁。代善再三恳请免吊，派人劝谏。太宗不听，还是坚持前去。代善劝阻无效，急忙赶往十里外的地方候驾。他因为悲伤过度，茶饭不进，身体很虚弱，由两个侍从扶住他恭候。太宗一见代善面，就痛哭流涕。代善不敢哭，怕引起太宗更多的悲伤，就劝慰太宗切勿过于悲伤，又说：“巴喇玛英年早逝，还未来得及效力于皇上，深为惋惜。”太宗停止哭泣后，又劝慰哥哥说：“应停止过分伤心，要努力用在国家大事上。”边说，边拿起金卮，盛满酒，二次让代善喝。又劝他吃饭，亲自操刀，劈开二个西瓜，给代善吃。兄弟间相互关心的情谊，令人感动。太宗亲自临丧，主要是痛失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将领，要使正在成长的青年新贵看到他是多么关怀他们啊！
太宗对萨哈廉的亲近和厚爱超过了一切子侄。祖父努尔哈赤晚年时，萨哈廉才二十岁左右，他就率军出征，驰援科尔沁蒙古，征讨喀尔喀巴林部，连续立下战功，封为贝勒。太宗即位后，他随从伐明，表现极为英勇果敢。天聪三年，太宗率大军伐明，行至中途，代善等密请班师，认为劳师袭远，难以取胜，要求太宗停止进军。太宗很不高兴，又不敢得罪他的几位兄长。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他的侄儿萨哈廉与岳讬力主进兵，给予太宗以极大的鼓舞，当即挥师前进，从而攻克了遵化，迫近北京，次年又攻下永平，萨哈廉与叔父济尔哈朗驻守这里，随后又招降了迁安、滦州、建州、台头营等地。萨哈廉在政治上更有卓越的见解和才能。天聪五年（1631），太宗下诏，要诸贝勒陈述治国方略。他提出：“图治在人。人君能清楚地分辨邪正，臣下自然重视名节。只希望汗慎择能人，委以政事；遇有大的军事行动，应选德才兼备的人作统帅，给他职权，限制某些官职以下的人干预军令，违者应军法从事。”他的想法，与太宗不谋而合。设六部后，命他掌礼部事。在讨论征明、察哈尔、朝鲜三者哪个为先的问题时，他极力主张征明，而且要紧急进征，理由是：“我稍缓，对方就会防守得益坚固。”这些话，又说到太宗的心里去了！
在拥戴太宗即帝位这件大事上，萨哈廉的远见和机智又胜过诸贝勒一筹。本来，诸贝勒大臣已请求多次，太宗就是不肯答应。大家也束手无策。萨哈廉明白太宗的心理，担心诸贝勒是否真心拥护，是否诚心听他指挥。诸贝勒没有表这个态，太宗又不便明说。萨哈廉便出了个主意，委托内院大臣希福等资深大臣上奏说：“臣等屡请，未蒙应允，日夜惶恐，不知所措。臣等想汗不受尊号，罪在诸贝勒不能尽忠信，不能为长久之计，提出自己的好办法。现在诸贝勒决心一改前非，竭尽忠诚，尽心力辅佐汗完成开基大业，汗应接受皇帝尊号。”这席话，化解了太宗的疑虑，很高兴地说：“说得好！萨哈廉为我设想，说到这种程度，很符合我的心意。诸贝勒应否宣誓，你掌礼部，由你决定。”这一重大问题，经萨哈廉解说，便马上解决了。
当萨哈廉患病期间，更看出太宗对他的关心非他人可比。开始，他委托希福代他看望，传达他的话说：“在这么多的子弟中，能提出切实可行治国方案的，启发我所想不到的，激励我所办不到的，全都依靠的是你。你要静心调护，希望你很快地好起来，我对你寄予厚望。”萨哈廉无比感激地说：“陛下这样关心照顾，真希望托您的洪福活下去。如有不幸，臣先去世，也没什么遗憾。只是大业即将告成，却不能为国尽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真是可恨！”希福把这感人的话转达给太宗。太宗沉痛地说：“一个国家哪有专靠坚甲利兵进行治理的？一旦统一全国，而懂得治国的有识之士先死了，谁还能帮助我理政？”萨哈廉在病重时，太宗屡次去看望，见他日见消瘦，不禁流泪。萨哈廉也悲不胜悲，他们既是叔侄，又是君臣，不止一次地相互悲痛地流下了热泪。萨哈廉终于死了，才三十三岁。太宗走近他的遗体前，痛哭了四次。为他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太宗亲自主持祭奠，痛哭不止。他对诸贝勒大臣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萨哈廉聪明敏捷，深明事理，公忠为国，才能卓著。太宗为追念的他的贡献，后追封为颖亲王。他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太宗在翔凤楼上偶尔打了个瞌睡。梦见萨哈廉请求赏给一只牛。醒来后，命希福查阅有关规定，知道凡是亲王去世，第一次祭祀时要赐牛一只。萨哈廉是追封的亲王，初祭时因疏忽未用牛。太宗马上命礼部备牛一只，按礼制致祭。
太宗对子侄们的厚爱、笼络，没有自费，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成了太宗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清太宗在人才济济的众兄弟子侄中独得推举，顺利地登上汗位，无疑是件幸运的事。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昏昏然不知所措。这位从小就在开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冷静、沉着，并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君临全中国，使其父子群臣艰难创立的国家由后世子孙永久统治下去。他很讲究实际，不仅懂得治国之道，也懂得人君之道。他说：“若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功者，则不久圯坏，梓材作浩，古人所以谆谆垂诫也。”一切都不能简单从事，建造房屋就是如此，“惟筑地坚固，叠石为基，经营构造，方堪久远。”
为了把后金这个国家巩固起来，使其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太宗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问题，施展了一个政治家的才智。问题在那里？首先，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汉族奴隶大量逃亡，满族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辽东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严重的局势，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后实行错误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他在向辽沈进军的过程中，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对辽东地区的人民主要是汉人肆意屠杀与奴役。在战争期间，例如天命四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攻开原，遇到汉人就斩尽杀绝，在占领铁岭、辽阳、沈阳等重镇时，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屠杀。没有被杀的，就被掠掳为奴。后金兵的屠杀和抢夺，使这一地区的百姓惊恐不安，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沈辽之间，畏贼（指后金兵）不能耕者，延袤数百里。”战争结束后，辽东人民仍然心有余悸。而努尔哈赤继续实行压制汉人的政策，处处提防汉人。那些满族贵族和将吏追索财物，欺压汉人，更加重了广大汉人对满族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努尔哈赤深知他们的这种情绪，曾向辽阳地区的汉人发出通令：你们辽阳人民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以为我们是暂时占领，这完全是妄想。如果真这么想，你们是自取灭亡！但是汉人没有被吓住，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反抗满族的统治。如，有的往饮水与食盐中投放毒药，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此类事多处发生，惊动了努尔哈赤，严令查禁，规定各店铺主人必须将自己的名姓刻在木或石上，立于店前。凡满族妇女买食物都要把店主的姓名记下来，以便监察投毒的人。汉人、蒙古人不断袭击满族人，更使努尔哈赤恐慌。在凤凰城地方，有个叫玛勒图的满人单身行走，被汉人用棍击毙；乌里堪纳齐布牛录下属二人前往盖州，被汉人杀死；尚间崖有三个满人前往广宁，被蒙古人杀死……。努尔哈赤下令：自此以后，不许单身行路，必须集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否则罚银。
更为严重的是武装暴动震撼着后金在辽东的统治。到了努尔哈赤晚年，这种反抗斗争日见激烈。天命六年（1621年），金州有两个秀才聚集十人“合谋作乱”；同年，镇江（辽宁丹东附近）陈良策率军民起义，活捉了后金守城游击佟养正，送给了明朝。镇江所属汤站、险山二堡农民也宣布起义响应。
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辽宁复县）城一万一千余男丁叛逃，投向明朝。
天命十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密秘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就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所有这些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表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尤其是在他晚年，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达到了多么尖锐的程度！努尔哈赤毫不留情地镇压一切反抗活动。天命十年十月，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命令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将官严密搜查各自管辖的村庄，鉴别村中的汉人，哪些是叛逆之人，一经查出，立即斩杀。特别要注意搜查明朝旧官即被革职在家闲居的人，以及秀才、绅士等。努尔哈赤认为，煽动村人闹事的，就是这些人，要逮捕他们，一律处死。这些措施并没有缓和日益紧张的形势，相反，使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了。
经济状况同样很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惨遭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恶化。清太宗继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天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每斗米价银八两。银两还不算缺，但买不到东西，所以银贱而东西昂贵。一匹好马值银三百两，一头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要银一百五十两，一疋布要银九两。东西如此之贵，又买不到粮食，出现了“人相食”的可怕景象。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到处发生。太宗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可以说，经济已到了破产的地步。
这个充满了危机的局势也反映到军事上连遭挫折。天命十一年，宁远城下遭明兵重创，是努尔哈赤兴兵以来第一次大失利。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他的失策。明将利用汉人和蒙古人对后金的仇恨心理，晓以民族大义，故能众志成城，击败后金兵的强大攻势。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已成惊弓之鸟的明兵敢于深入突袭，威胁都城沈阳，这突出说明后金立足未稳。它所赖以维持其生存的，不完全是人心一致，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即依靠暴力来支撑它的统治。努尔哈赤逝世前，多少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很好解决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生死不亡之秋，方显出卓越之才。清太宗面对严峻的考验，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采取新政，力挽危机。他洞悉国内种种弊政，胸有成竹。临危不惧，在极度复杂的形势面前应付自如，毅然实行改革。他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对他父亲的遗策作了全面调整：有继承，有发展，也有改变，展现了清太宗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