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古斋、振宇阁、陶古斋、闻古斋、博闻斋、宝古斋、雅文斋、鼎古斋、鉴古斋，胡厚宣先生都有大批的新收获，后来也成为甲骨学大家的于省吾先生得知胡厚宣先生搜求甲骨的目的以后，竟把自己的藏品让胡厚宣借回寓所。他一片片地摹写下来，从中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一块牛骨上记载着商代一次征战的情况，在这片刻有一百七八十个字的甲骨上，胡厚宣读出了当年的盛况：战场上，疲惫的战士、毁坏的车马、丢失的盾牌、羁押的俘虏……这是殷墟甲骨文中记载最长的一条，所述的正是那时一场重要的战争，真是难得的文献哪！
1940年，安阳小屯曾经出土一大坑甲骨，后来被上海禹贡古玩行叶叔重购去。据说这批甲骨片大而且宇多，胡厚宣先生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他返回成都的第二年，又赶到上海，终于在昭通路上找到了叶叔重。当时已经是傍晚了，叶叔重带上一箱古物正准备出门，他要去南京参加一个文物展览。胡厚宣先生及时赶到，说明了来意，劝他不要让这些珍贵的甲骨再流失下去。叶叔重为胡厚宣先生的诚心所感动，放下了手中的皮箱。箱子打开了，这正是胡先生在北京打听到的那批甲骨，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东西没有转手，胡厚宣先生执意劝他留下来。叶叔重毕竟是个文物商，他不能让东西“窝”在自己手里，那还有什么钱好挣呢？胡厚宣先生一直与他谈到深夜，最后，他掏完了自己所带的全部款项，把这批东西留下了，总数大约有六七百片。
胡厚宣先生知道战争期间安阳私人盗掘非常严重，梦寐以求想到安阳去一趟，无奈那时交通尚未恢复，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1946年秋，已担任齐鲁大学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的胡厚宣先生终于来到了济南齐鲁大学。一进“齐鲁”，他就打听明义士所藏甲骨的下落。听说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他立马要去查个究竟。这个老外说，等我与明义士通一封信，有了回音再看也不迟。谁能料到，仅仅安宁了几个星期，济南城外炮声又起……
1947年，胡厚宣先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那时候，周谷城先生早巳名震华夏，又年长胡厚宣十多岁，然而，他们之间竟然谈得无拘无束，那样的默契。以致把在场的周谷城的另外两位老朋友都给冷落了。
周谷城确实看中了胡厚宣的才华，三言两语，就决定要留下他。于是，胡厚宣先生由此开始了他在复旦大学长达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担任了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光阴荏苒，一晃十年过去了。胡厚宣先生先后写出了8本书。他们是：《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
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胡厚宣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时代。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爱国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很难施展开来自己的才华。面对新中国的诞生，胡厚宣先生伸开双臂高呼：“旧的时代死去了，新的中国诞生了。五十年来的甲骨学，给它一个小小的结束吧！从今以后，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应该站在新的立场，应用新的观点方法，对甲骨文字另做一番新的研究。我们应该发奋努力，毅然地担负起这一桩伟大时代的伟大任务来！”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值极富创造力的青年时期的胡厚宣对自己所从事的甲骨学研究的无限神往。他相信自己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胡厚宣在《五十年甲骨学沦著目》一书的序言中说：“现在要问……甲骨学上的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呢？我们的回答是，绝对没有。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还尚待起头。”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他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50年来中国甲骨学发展的状况，高屋建瓴地把已经过去的50年的甲骨学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他说：“五十年来的甲骨学，虽然是近代学术史上最发达的一种学问，虽然甲骨材料有十六七万片，作家近三百人，论著近九百种，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胡厚宣先生看到了甲骨学的前途。他称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开端，表示要“配合起大时代的需要，缮兵秣马，大展其才了！”
以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大多偏于对文字的考释，很少有人涉及对商代历史的研究。研究历史的学者又大都偏于在故纸堆里找根据。中国的确是一个典籍浩繁的大国。正因为如此，浩繁的典籍之中，不少记载相左甚至相互矛盾。每每陷入这一怪圈，一些学人往往数载不能自拔。而胡厚宣先生则不同。他旁征博引，运用考古所得的最新的材料，去验证史书记载，进而深入地去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因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获得巨大成功。
1956年8月的一天，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他立即拿起话筒，打来电话的竟是国家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原来，早在两年以前，就拟调胡厚宣到京担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过，让复旦给挡了驾。
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厚宣先生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那时，他提出了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见，意见不仅被采纳，还列入了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这次杨部长打电话来，可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原来，为凋胡厚宣先生之事，周恩来总理还亲笔写了条子。杨秀峰部长在电话里对复旦的副校长杨西光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部不能说话，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就这样，1956年秋，胡厚宣先生带着他的装了半车皮的书籍，离开了相伴十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走进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胡厚宣先生既参加过殷墟发掘，又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自然是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的最佳人选了。得此消息，中外甲骨学界无不感到欣慰，大家翘首以盼，希望早日看到这部甲骨文字的集大成者。
六、众说纷纭的“齐鲁之谜”
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总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轶事。无怪乎参加过安阳发掘的著名甲骨学家李济先生在安阳搞发掘时说，工作中总是有些有趣的“野史”，要是记下来，将来给后人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想，但愿这本小册子能弥补这些缺憾。
在一本名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中，就列出了一些与殷商史相关的“谜”，诸如：最早的面具舞源于何时？甲骨文是王懿荣最先发现的吗？《殷墟书契考释》出自谁手？王国维的辫子象征着什么？等等，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殷商文化的书籍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当年加拿大人明义士在安阳搜求到5万多片甲骨，他后来到山东齐鲁大学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把其中的精品统统带走了，把留下的大批的甲骨和其他古物，埋在齐鲁大学校园的地下，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这批甲骨，遗憾的是，它们全部脔烂掉了！
每每读到这里，真是让人伤心。震惊世界的国之瑰宝，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安然无恙，竟然在出土之后的几十年里，化作了齑粉，怎不令人为之扼腕！
其实，这并不是“齐鲁之谜”的正确“谜底”！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当年依仗他的得天独厚，从安阳搜求到了大批的甲骨。后来，他到齐鲁大学教书，专门讲授中国甲骨史。毕竟，他和那些专事盗买倒卖甲骨的外国传教士还是有所不同的，公允地说，明义士应该算是早期的有作为的甲骨学者了。
明义士是1914年开始搜求甲骨的。十几年间，到1917年他出版《殷墟卜辞》时，已收藏甲骨达5万片之多。抗日战争爆发前，正在齐鲁大学教书的明义士已经感觉到了国际上一触即发的政治气候，他筛选了一部分精品甲骨，连同其他古物，悄悄带回了加拿大。余下的甲骨，有些存放在当时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另一部分，则藏在了山东齐鲁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2月，原设在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宣布关张。明义士所藏的那批甲骨由大使馆临时代办穰东德交出，后归中国南京博物院收藏了；而在齐鲁大学的那批甲骨，一时间成了不解之谜。这批甲骨据说有8000多片。随着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些国宝就一直牵动着中国甲骨学者们的心。
日本投降以前，胡厚宣先生就到了设在成都的战时齐鲁大学里，试图寻找到一些明义士所藏甲骨的蛛丝马迹。在那里，他只是大致听说，明义士的甲骨是埋在齐鲁大学一处地下的。他埋下的东西，只有外国人知道。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胡厚宣先生随齐鲁大学回到了济南。他打听到医学院一位外籍院长知道情况，询问院长，院长又说要写信给明义士云云，稍一耽搁，结果国内战事又起，终于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件事还一直为胡老所惦念。
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了齐鲁大学。在清点校产时，于一所住宅的地下室里发现了明义士所藏的140箱古物，但却没有发现甲骨。转眼到了1952年，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政治觉悟十分高涨。他们又想到了明义士当年所藏的那批甲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批国宝决不能再流落到外国人之手了。但是，从何找起呢？齐鲁大学原是一所教会学校，解放之初，原来在校的外国教师并没有全部走掉。为了寻找甲骨，爱国师生们开始着手调查。
找了好多外教谈话，都说不知道情况。调查陷人了死胡同。一天，有位外国教师找到中国人说，他有一条线索。据他所知，明义士所藏的甲骨很可能就在学校绿荫区内。而且，他听说明义士在临离学校之时，还跟别人做了交代，但这个人是谁，他却不知道。
学校绿荫区？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这里。绿荫区是学校原来的外国教师生活的小区。这里是欧洲式建筑，别墅式的洋房之间留有一条条林荫小道。林荫区里还有两个建筑比较引人注目，一个是高大的哥特式教堂，另一个就是图书馆。难道，明义士会把甲骨藏到教堂里吗？一连几天，学校发动师生在林荫区里搜查，但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于是，学校又安排了两位教师跟那位外籍教师谈心，劝他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跟我们真心合作。中国人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奉公守法的外国人。总有一天，明义士听藏的甲骨会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根据这位外教提供的情况，学校把原任校长、英国籍的林仰山博士列人了重点对象。
工作组跟林仰山一接触，就明明白白地向他谈明了政策。这时，林仰山还是学校的代理校长。他明确表示，愿意和中方合作，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林仰山回忆说，明义士离开齐鲁大学之前，有些事给他作了交代。明义士说，他这么多年在中国，收集到了大批的古代文物，他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太热爱了。一位教师就势问他：“你见过明义士的这些藏品吗？”“当然见过的。明义士先生在齐鲁大学还办过一个展览涫呢！那个展览馆以他个人的收藏为主，装了好多大木箱子。”中国教师又问：“校长先生，明义士的展览馆都有些什么？”“无非是些坛坛罐罐的，我们并不都是喜欢那玩意儿的。”“有甲骨吗？就是那些刻有文字的骨头？”林仰山迟疑了一下，肯定地说：有的。
好，这下有门了！林仰山说：“可是，这是明义士先生的个人藏品哪。”他又补充道：“再说了，那些东西里，就一定会有甲骨吗？”工作队员们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欢迎一切帮助中国人民搞建设的外国友人，但是，任何一位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是不允许把中国的文物带出国门的。
林仰山紧张的脸终于松驰下来。
原来，明义士回国前，把140箱古物埋进了他自己住室的地下室里。留下十多箱古物委托给了林仰山。转瞬间，战争打响了。日本鬼子迅速向华北和江南进发。济南迫在眉睫，在齐鲁大学里任教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教师。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日本偷袭美国重要的军事要地珍珠港挑起的。美、日之间成了交战国。日军一旦占领济南，留在齐鲁的这批宝物岂不落人日本人之手？
就在日军攻破南京的11月中旬，林仰山派人把明义士留下的另外十几箱宝物，其中包括8000多片甲骨，偷偷地埋到了齐鲁大学绿荫区的图书馆附近，当时，负责埋藏的人绘制了两张位置示意图，一张交给了明义士本人，另一张由林仰山保存了下来。又过了几年，林仰山害怕事情变故，就把自己存的那张图转给了教堂的一位牧师。由于当时埋藏时他不在跟前，他只是大致知道是在绿荫区。
顺藤摸瓜，一张早已揉皱的黄纸摆到了齐鲁大学师生们的面前。事不宜迟，热情高涨的师生员工连夜奋战，终于找到了图书馆下面的那个地下室。在明亮的汽灯的照耀下，一块大石板暴露在大家面前。几个年轻人挽起袖子，用铁撬杠挪开了大石板。奇迹发生了！地下室里，十几箱宝物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等待着它的真正的主人。
一箱箱宝物搬出来了，经历了16年暗无天日生活的宝贝又见到阳光了。此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甲骨是否完好无缺。这些曾经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国宝经受住了又一次的磨难，带着它们所蕴涵的上古社会的神秘记录，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这批8000多片刻字甲骨现在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其中有字的3668片。
七、司母戊鼎出土记
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上，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主席赠送给了联合国一只世纪宝鼎。联合国秘书长接过这个宝鼎的模型，与江泽民主席共同揭开了覆盖在宝鼎之上的彩绸。这个被命名为“世纪宝鼎”的巨大的青铜器上，精心铸造着中国商周时期的优美纹饰。坐落在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这只宝鼎，使人们想到了伟大中国悠久的历史。同时，稍微有点知识的人，就会联想到中国出土的著名的大鼎——司母戊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