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辉煌与繁华中的唐代牙雕
唐代继隋统一中国后，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当时政治强大，经济繁荣，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频繁活跃。据史书记载，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在艺术和宗教文化上往来很多，当地盛产的象牙、犀角和珠宝，时有进口，数量、质量也比较可贵。这样，唐代牙雕业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再说，中外艺术和文化的交流，这对当时牙雕艺术的繁荣和表现题材的开拓，无疑也是一种促进。
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统治阶层莫属。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笏，古代官员朝见时手中所持的狭长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画或记事的。执笏朝见，始于周朝。到了唐时，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据《大唐六典·尚署令》记载，唐代朝廷还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节，以镂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画紫檀尺赐王公大臣。这种牙尺从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长度的器具，实际上是皇帝用以恩宠近臣，示信示戒的。汉唐时，朝廷诏书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称“诏板”，又称“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这样珍贵的进口材料，由艺匠们雕镂而成，作为礼物，而且选择中和节那天赐予近臣，就寓有祥和的意愿了，能得到这礼物的近臣，也自然会感受到是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当年白居易有诗《谢中和节赐尺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称之“拨镂牙尺”。所谓“拨镂”，指施以雕镂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仓院考古记》载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所创的牙雕工艺。
唐代拨镂牙尺，现在上海博物馆珍藏了1支，日本国的奈良正仓院珍藏10支：“红牙拨镂尺”6支，“绿牙拨镂尺”、白牙尺各2支，均由当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从中国带去。
上海博物馆珍藏的牙尺，长30．25厘米，宽3厘米，厚0．55厘米。正、反两面都用单线为栏，内以双线等分为10个方格。每格等距，相当于3厘米。以牙尺两端的蕊心点测量，计30厘米等于唐制1市尺。它的正面，单数方格中浅刻鸟兽，复数方格中细刻花卉；背面的10个方格中，其中8个刻禽兽、花卉，2个刻亭台楼阁。3厘米见方的地方，刻镂的图案精细华美，从放大镜中检视，所刻花木充满生机，鸟兽富有活力，都具有毛笔勾勒意味。像这样细微的刻镂，工匠的腕力、目力至为重要，非深厚的功底而莫为。
唐代上层社会还盛行礼仪腰带上附嵌饰件。这种被称之为“”的带饰，它的多寡，是官位高低的标志。制作的材料，也有严格的规定，依次为犀、金、玉、银、榆石、铜、铁、黑木等。而且，即便用犀制成，犀的质地、品种不同，也成为区分官位高低的重要标识，《新唐书·车服志》曰：
“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车马无饰金银。这里面所说的“通犀”，是当时最为名贵的一种犀角。所谓花犀、斑犀，则是表面生有斑点的犀角。《旧唐书·舆服志》还记载，唐代上至帝王太子，下及“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其冠饰都有“犀簪导”。簪导乃古代男子用以束发的一种首饰；犀簪导就是用犀角雕制而成的首饰。这一切都说明，犀角雕的用量在当时也比较大。
象牙、犀角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土大夫和富贵人家。《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惜无遗物传存于今。
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石窟，保存唐宋时期雕刻的众多佛教壁画和塑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同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一起，合称为“敦煌石窟”。在那里，我们有幸看到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萨像，外形为骑象的普贤菩萨，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这尊菩萨像，用一块高80厘米，宽8．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为二，变为两片，内刻54个不同的佛传图，表现的人物有279个，车马12驾，均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
纵观中国牙雕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唐代开始它又复苏、兴旺起来，唐代牙雕艺术特别是它的浅雕、精镂和细刻，为明清时期的象牙细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六、世俗化、装饰化倾向的宋元牙雕
宋元时期，中国再次呈现民族统一的局面。因此，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元时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赖于进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象牙，一次就有7795斤。尤其在宋初百年间，因为社会经济一直向上发展，赵宋王朝对官僚士大夫的待遇非常优厚，整个统治阶层都过着豪华的享乐生活。他们对牙雕艺术的享受，也一承盛唐风绪，讲求华美。赵宋朝廷还专门设置规模宏大的皇家工艺品作坊群——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为显目，更受垂青。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战乱，牙雕作品无一件传留下来。所以，对宋代牙雕艺术的了解就非常困难。今天我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我们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
宋代牙雕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标志就是“鬼工球”的发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为它怎么被雕镂成这个样子，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说“鬼斧神工”也不为过。“鬼工球”的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层空心球，均能围着同一圆心自由转动，每一套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这种“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珍宝论》中，就有披露：
“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工球’，或云宋内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内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内外有三层。据我们所知，这种牙雕绝活后来一直还在发展，到清末竟发展到能雕内外50余层。
13世纪末，蒙古族人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定国号为元。元代统治者虽然轻视文人，导致“十儒九丐”，但对工艺却很重视，立国不久，即“籍人匠42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涧文集》），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出现官办、民办两种，牙雕业就在这种态势下维持和发展着。谢瑶《金玉琐碎》中有这样的记述：
“元时尚牙器。今传流者，所刻图章，刀痕深入……且复追宗古法……。余尝得‘卧美人’，刀法不多而丰致殊雅。 近人所制牙器虽极工整，转不及元人浑朴，盖一代必有一代佳制，非人力所可争也。”
从谢堃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元代民间已流传牙雕工艺品，“卧美人”应该是当时牙雕适应市井文化需要，产生世俗化倾向的具体表现。
目前民间流传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带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镂钻工艺，因此，器件上的图纹，能于三维空间展示多层次的变化，所现花草禽兽纹饰栩栩如生，它与宋代“鬼工球”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元代牙雕带扣的两个搭襻，分别雕有《春水》《秋山》图案，反映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鹘捕鱼、秋天射虎杀鹿的狩猎生活场面。它与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区别，仅在于材质的不同。它们都是分上下两层镂雕，创立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花下压花”的立体图案。如《春山》襻，天鹅、鹘、荷叶为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之下，芦叶、荷梗、茨菰又是一个层面，所以立体感很强。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所以传世的牙雕作品罕见。但是，元代牙雕工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这也诚如谢堃所言：“盖一代必有一代佳制，非人力所可争也。”
七、明代牙雕艺术的新风貌
明代牙雕是在元代雕刻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明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5年）为前期阶段。这时的牙雕材料，来自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和南亚附近地区。现在我们见到的不少精美艺术品多出白于当时宫廷和官宦人家。明正德至崇祯年间（1506～1644年）为后期阶段。后期的牙雕业发展比较迅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歙州、福州、漳州和广州等大城市、商埠里，雕刻、镶嵌工艺都空前的盛隆。
永乐年间，成祖皇帝朱棣为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开辟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先后三次派遣“三保太监”郑和，率队出使西洋，开通了中国和海外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促成和增强了与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交往。很多象牙材料，于是也从那里进口，并送往朝廷，由“御用监”负责制作。
明代前期的宫廷牙雕作品，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绘画笔意，着色填彩都有一定的章法。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明前期宫廷象牙器，如“象牙蟠龙笔架”、象牙法轮、雕牙荔枝螭纹方盒以及牙笏等，都是一些精品。这时，广东沿海城市的工匠，也借天时、地利条件，发展牙雕工艺，著名的作品有“鬼工球”（象牙镂雕球）等；江南苏州一带，历来是工艺美术发达地区，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牙雕工艺也精益求精。但在质量、数量上，民间牙雕器与宫廷牙雕器无法相比。
明代后期的牙雕，则以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大城市为基地，随着竹、木雕的发展，逐渐繁荣，它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文化艺术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几乎同步。这些大城市同京都一样，都有不同规模的牙雕手工业，涌现出一批艺匠和雕刻大师。本书在介绍竹、木雕时，说到当时有一批文人、画家，如名闻遐迩的朱鹤（朱松龄）、朱缨（朱小松）、朱稚征（朱三松）、李耀（李文甫）、濮澄（濮仲谦）、方古林等，亦直接投身于工艺雕刻行列，他们不仅擅长竹、木雕刻，也参与牙骨雕刻之中，带来了新的雕刻技法和题材，创造出具有文人书卷气的牙雕艺术品。这一时期的牙雕器，以扇股、簪饰、剑饰和小件的印章、笔筒、笔管、笔架等文房用具居多，也有盒、碗等实用器物和部分圆雕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福州、漳州凭借海外贸易输人象牙之便，牙雕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据《漳州府志》介绍，当时漳州人以舶来象牙制仙人像，以供赏玩，“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提及“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明中后期，闽粤沿海城市的牙雕，多立雕类人物，其中主要为佛道造像，还有外国的修士、圣母像等。这些人物造像，借助象牙料的自然弯曲，随形雕琢，构思新奇，面部刻画重在传神，衣饰中的花纹往往带有装饰性，刀法简练，刀口圆润自然，因而形成这一地区牙雕的独家风格。
纵观明代牙雕，它的前期发展比较缓慢，中后期发展较快，以致于全国上下，官办、民办都出现了一派繁荣、兴盛局面。
八、鼎盛时期的牙雕艺术
清代帝室于1644年人主中原、统一中国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人口繁衍的措施，收到实效，于是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少有的“康、雍、乾盛世”。太平盛世，百废俱兴，各行各业相继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的牙雕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终于形成了中国牙雕史上的 鼎盛态势。
康熙二十三年（1984年），朝廷“弛海禁”，辟广州为外贸通商港口，进一步加强海外贸易，牙雕的原材料由此而常年不断地进口。与此同时，内陆城市经济的发达、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成长，中西文化的交汇，都进一步开阔了士大夫、商人和市民的视野，导致清代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浓厚，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样，由于各方面有利因素的出现，牙雕业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牙雕艺术受到其他艺术门类以及外来文化艺术影响，也日臻完美。
清代牙雕继承明代传统，作品进一步朝中小型方向拓展。象牙、犀角制成的笔筒、笔架、砚台、墨盒、墨床、镇纸以及文具盒、印盒、画轴、画托，是当时上流社会比较常见的工艺珍品。它的工艺多以文人故事、花鸟图案、吉祥纹饰为装饰题材，散发出浓郁的文人气息，在技艺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清代牙雕创制的大量精美的小件陈设和实用器具，也富有想象力，品种、题材比明代丰富，如象牙宝塔、云舟、花篮、花插、香筒、牙席、牙折扇、牙筷、牙杯、冠架、鞋拔、牙鼻烟壶等，造型优雅、别致，人见人爱。
纵观清代牙雕艺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前期自顺治元年始，及至乾隆六十年；主要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代康熙朝，中国的牙雕主要表现为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南派艺术以广州为代表，它的牙雕作品雕镂玲珑透剔；北派艺术以北京为代表，作品的风格古朴典雅。18世纪初叶，雍正皇帝从广州、苏州等地召征一批艺匠进宫。这批艺匠聚集于宫廷造办处的作坊内，精心设计，运用高超的雕刻技术细心制作，以满足帝王对艺术的欣赏，并融南北牙刻艺术流派为一体，取长补短，结果又产生了一个艺术流派——宫廷牙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造办处牙雕”。
造办处牙雕作品，在我国清代象牙工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技艺异常精湛，作品往往透出精细、清雅而又庄重、威严的仪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的“镂雕夔纹象牙香筒”、台湾故宫博物院陈列的“透雕云龙纹象牙套球”，工致纤巧，真令人叹为观止。
清代还流行以象牙为主，镶嵌玉石、金银、紫檀的工艺品。如乾隆年问的“月曼清游册”，就是以象牙雕镂成人物、楼阁，而以宝石雕成器皿，蜜腊、玛瑙被刻为山水、路径，天空则以薄漆衬托，制成浮雕镶嵌册页的。作者为当时在造办处当差的广东牙雕大师陈祖章等人，他们是根据宫廷画师陈枚的画稿，用整整100天时间才雕刻成功的。这十二帧连成的册页，描绘贵族妇女从正月到十二月，不同季节、时间里所表现的不同生活情景。整个画面，景色斑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举止神态呼之欲出，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清代历史风俗画卷。构思之巧妙，技术之高超，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