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格达活佛被害
全国政协曾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会，格达活佛表示：“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不会想到，他再也到不了北京了，再也见不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格达活佛惨遭暗杀！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
在海外经常有人向我询问什么叫“活佛”？我特别请教了一位藏族高僧，他非常虔诚地告诉我，活佛就是已经成了佛的人，他仍然活在人间，这就叫活佛。根据佛教的理论，任何人只要按照释迦牟尼留下的“四谙法”去修炼，人人都能成佛。佛是代表一种最高的成就，表示他已能摆脱烦恼，大彻大悟，超生涅槃，不入轮回。
“朱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十五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十五年，太了不起啦！”这是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见到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的领导吴忠和天宝两位老红军时说的第一句话。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增？扎巴塔耶，生于甘孜白利乡德西底村，7岁时被选定为白利寺的活佛，17岁去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后获得喇嘛的高级学位“格西”称号。他为人公正，喜欢帮助贫苦大众，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尊重。早在红军长征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与朱德、刘伯承成为挚友，他曾救助过两三百名滞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亲自为他们疗伤和安置。此事足以证明格达活佛佛心所向。
1949年西康尚未解放，格达活佛就秘密派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表达了藏族人民渴望解放的急迫心情。当格达活佛知道中央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后，他双手合十，连声称赞道：“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
北路先遣队五十二师驻在甘孜时，天宝和吴忠与格达活佛常常叙谈到深夜，他们将朱德和刘伯承1950年6月1日的信转给格达活佛。其间，全国政协曾邀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会，格达活佛表示：“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不会想到，他再也到不了北京了，再也见不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格达活佛惨遭暗杀！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
回望当时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认为西藏问题如能实现和平解决，对统一祖国、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自1950年开始，官方和民间先后派出了四批劝和代表团赴藏，向西藏地方政府表明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方针。
但是，西藏噶厦政府拒绝与中央政府对话。他们派出政府官员夏格巴等人绕行印度欲往香港，1950年3月初到达了印度东部边境城镇噶伦堡。夏格巴等人却忽然吃惊地发现，英国人竟然拒绝他们进入香港；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印度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夏格巴等人在印度跑来跑去，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回到噶伦堡，又跑回新德里，最后他们明白：英国人躲开了；美国人口头上表示“原则上同意援助噶厦政府”，实际上对他们并不十分感兴趣。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随即接见夏格巴等人。袁大使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晚，袁大使设宴招待，耐心说服，督促他们尽快启程赴京。
这个现实，是噶厦政府和夏格巴等人根本没有想到的。而没有想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时局”还存在着幻觉：企图通过外部势力辅以手中的武力，让解放军止步于金沙江畔。而夏格巴等人在印度毫无结果的奔走游说，开始让噶厦政府意识到，同为改朝换代政权更迭，这个新的中央政府跟从前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府不一样：从前是中国政府干什么都得看外国人的脸色，现在却是外国人在这里要干什么得看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西藏问题乃至所有的中国内政问题上，这个中央政府对所有想插手的外国人的态度其实就是一句话一一这不干你们的事儿！
为了促使噶厦政府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身在甘孜的格达活佛毅然决定离开白利寺，西行入藏去拉萨，希望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动身这天，甘孜当地百姓们跳起神舞和锅庄，为心中最为崇敬的偶像送行。吴忠师长发表动人的即席演说。跳舞的人们停止了舞步，静静地站立着，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一些走路来的老阿妈手里转着经筒，喃喃地祈祷着，还有人失声痛哭。身材高大的格达活佛头戴一顶礼帽，身穿一件长袍，面带微笑，平静地与大家告别。他婉拒吴忠和天宝带来的银圆，只收下吴忠建议防身用的两支卡宾枪，翻身上马。吴忠和天宝与他并辔而行，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格达活佛渡过金沙江之际，军里电示侦察科在德格密切关注格达活佛的动向，设法了解他过江后的一切情况。此后，侦察科每天派出外勤打探，却毫无所获。
时隔近两个月，9月初的一天，王贵和参谋吕超带上藏族翻译文绍华一大早出发到龚垭。夏秋之交的河谷，一片葱茏，处处绿树野花，风光秀丽。他们三人顺河而下，在龚垭村口遇到一队骡帮，七八个赶骡的藏民盘腿而坐，正打着皮火筒烧茶。侦察员们笑着走上前去，吕超微笑着递上香烟，大家边吸烟边聊天。侦察员们“不经意”地问道：“你们听说格达活佛了吗？”赶骡的藏民听闻此话，脸色顿时出现异样，他们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答复。侦察员一再询问后，其中年纪稍长的藏民才慢腾腾地回答：“听说格达活佛已经死了。”王贵等三人大惊：“在哪里死的？”“就死在昌都。现在昌都人都知道了。”“怎么死的？不知道。”随后几天，这个消息迅速传遍金沙江两岸。不久，格达活佛的佣人逃脱关押，跑回甘孜，证实格达活佛被害的消息。
原来，格达活佛于7月24日到达昌都，很快会见了昌都总管拉鲁？才旺多吉，说明自己的使命。格达活佛说，共产党早晚都要解放西藏，希望采取和平方式而不诉诸武力。如果拉萨噶厦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会造成生灵涂炭。所以他来昌都，劝阻噶厦地方政府不要同共产党武力对抗。他带来了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一、西藏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二、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进驻人民解放军；三、西藏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
拉鲁迅速将这些建议报告噶厦地方政府，得到的答复是：拉萨方面正在考虑这些建议，在这个时候拉鲁既不应当让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许他返回甘孜，必须让他留在昌都。
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毒死的。有消息披露说，格达活佛被软禁在昌都一栋二层藏式小楼上，身体不舒服时喝了英国人福特送来的一杯茶，或是咖啡，接着出现中毒症状，全身发紫发青而亡。这个福特是噶厦政府授予的五品列赞巴官衔的报务员，为英国和印度搜集情报，平日身着藏装，戴藏式礼帽。
昌都解放后，侦察科进行了大量调查，基本确定格达活佛的死与在藏军供职的福特有密切关联。根据副政委王其梅指示，科长李奋带着英语翻译刘景丰，由王贵做记录，向已被俘的福特了解更多的情况。27岁的福特仍穿着西藏贵族服装，看见三位解放军后十分紧张和恐惧，一直哭泣。尽管李奋一再向他说明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不会伤害他，他依旧拼命哭，一言不发。福特被带离昌都，送回内地。福特在重庆关押期间，供认在西藏进行间谍活动，并多次承认他唆使人毒死格达活佛的事实。1955年，根据福特在重庆关押四年期间认罪较好、有悔过的表现，加上1953年朝鲜停战和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后，我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有缓和关系的愿望，在此外交形势下，公安部门决定依法判处福特并予以提前释放，从香港递解出境。王贵说：“至今，福特本人签字画押的许多审讯记录和他亲自写的供词，都完好地保存在该案卷宗中。”
格达活佛之死，是西藏噶厦政府拒绝和谈、坚持分裂立场的大暴露。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前来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均被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噶厦政府拒绝。他们一再拖延，不派谈判代表，还从国外购买大批军火，因为他们觉得手头还有一张“底牌”一藏军。
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死，不打一仗，抽去噶厦政府这张“底牌”，就无法敲开和谈的大门。于是，格达活佛舍身成仁之地一拥有藏军重兵驻守的昌都地区，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前进、是和谈还是动武的焦点。
加拿大学者戈伦夫曾经就这一事件谈到他个人的看法：现在回头来看，中国新政府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打算出兵西藏，虽然按照他们的军事优势是完全可能的。但1950年8月，到拉萨去调解的格达活佛遭到暗害，致使北京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遵此，西南军区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多年后，张国华在《西藏的新生》中谈到了这个“基本命令”的基本内容：根据毛泽东主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指导原则，部队分为两个集团行动。北路集团以五十二师、军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和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组成，为我主力集团。北路集团骑兵支队和一个步兵团迂回类乌齐，拊敌之左侧背，占恩达，断敌西退道路；其余两个团和军炮兵营从邓柯隐蔽渡金沙江后，再过澜沧江直取昌都；侦察、工兵两营从岗拖渡金沙江担任正面牵制性攻击。南集团以五十三师和云南军区部队的一个团组成，主力从巴安（今巴塘）渡过金沙江，经宁静（今芒康）、吞多迂回敌之右侧背，占领邦达，断敌从西南逃往拉萨的退路，并堵其窜往察隅。
这意思就是：“正面牵制，分进合击，迂回包围。”
昌都战役于10月6日打响。
昌都，政治和军事地位都很重要一那是西藏的东大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一点，可从昌都总管在噶厦政府中的官品窥得一斑：噶厦政府六个总管之中只有昌都总管是三品官，由噶伦兼任，其余皆为四品官，足见昌都地位之重要。昌都总管历来被视为“肥缺”，拉萨高官常用“重金”来争夺这一肥职，不仅因其“高品位”，而且因其“高收入”。有人形容说，来时二三十箱的家当，回去少则三四百箱；来时箱里装的是日常用品，回去时金满箱、银满柜。
软禁格达活佛的昌都总管拉鲁，为期三年的任期至1950年夏期满，他要求噶厦派人来接替他。6月，噶厦任命四品官阿沛？阿旺晋美为昌都新总管，要求他于7月11日到昌都赴任。阿沛夫人实在不同意阿沛接受这个差事，因为太危险，变数太大了！她觉得，阿沛不是去“赴任”，而是“赴死”。他没有花一两银子“买官”，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项任命，况且还轮不到他一个四品官嘛。可是阿沛厚道，身为政府官员，怎能为个人安危托词抗命？噶厦这次任命实在是“破格使用”，提升为三品噶伦。
早在1950年初，噶厦政府就将藏军总兵力扩充至一万七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地方情况，庶民百姓对解放军尚无好感之前，先发制人”，于是一再发电报催促拉鲁赶快“收复失地”。而拉鲁虽然也赞同武力对抗甚至还做出过相应计划，但毕竟他是世家子弟见过些世面，而且在噶厦政府从政多年，知道就凭这万把人的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要跟金沙江对岸那支刚刚横扫了大半个中国的“汉军”主动寻衅交火，那一定是必败无疑！何况自己任期将满，也犯不着冒这个风险。于是，拉鲁给自己转变了角色，跟噶厦政府一样，不仅拖延起时日来，还打算尽快离开昌都返回拉萨。
9月底，与新总管阿沛办完交接后，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拉鲁带着自己的贴身随从及一部无线电台返回拉萨。殊不料，他们上路七天后，走到洛隆宗附近，却突然收到噶厦政府电令：仲札团及部分僧兵已经离开拉萨向康区进发，前来接受拉鲁的指挥；还指令他在洛隆宗建立作战指挥部。看来这一"仗，拉鲁想躲也躲不掉了。
拉鲁离任昌都后，留守在昌都的人们都在猜测，冬季临近意味着解放军可能不会发动进攻。然而情报每天不断传来，常常自相矛盾，闹得人心惶惶。那些三年前同拉鲁一起到昌都任职的拉萨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认为，由于所处位置暴露出许多弱点，要想阻止解放军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设法说服新接任的阿沛，将作战指挥部移到更便于防御的洛隆宗，那里山高谷深，有关口。阿沛却回答，他的职责是保卫昌都，因而不能随意移动作战指挥部；但如果拉鲁的原部下想要离开昌都，他不会加以反对。讨论再三，拉鲁的原部下选择了留下来。
其实新总管阿沛也不想打。
阿沛是8月28日到昌都的。刚一到，他就收到了邦达饶嘎送来的一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格达活佛所带的三条建议相同。邦达饶嘎为康巴人，是总部设在印度的“西藏革命党”领导人，于1946年被印度驱逐回中国。他比从拉萨出发的阿沛早一天到达昌都。
阿沛显然看到了这个“和平建议”，于是致电噶厦政府，提出停止执行原定“收复失地”的命令，电文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发动进攻，即按目前这样的备战下去，就是没有共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阿沛还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同时，他也派出邦达饶嘎带着自己的一名官员益西达杰到康定去和共产党谈判。但是，当他们到达康定时，昌都这边已经打起来了。
南北夹击，解放昌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