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雪粒和冰雹不停地敲打着帐篷，仅有蜡烛照明的“报馆”里，编稿的、刻钢版的、记录新闻的都连夜奋战。焦东海写道：“我编完稿就睡了，可是搞油印的同志不能睡，这时他们的工作才刚开始呢。他们什么时候完成任务的，我全然不知。第二天天不亮，一声号响，我起来一看，报纸已全印好了。当我们把报纸发到部队时，战士们都说：‘哎呀，在雪山上你们还能出报，不简单。’这是我第一次雪山办报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自豪。”
十八军宣传部宣传干事张成治，随十八军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军途中，是油印小报的收音员。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的第二天，第一张油印小报就诞生了。此后，每隔两三天，就要出一期。每天下午一到宿营地，张成治搭好帐篷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架好天线，把收音机接上干电池，调试好，准备夜里收音。
无论是大雨滂沱，还是风雪交加，张成治都是如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他点燃一支蜡烛，守在收音机旁，把收音机调到仅能听清的音量，全神贯注地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新闻。然后，这些新闻就将刊登在手工刻写的油印小报上。十八军官兵们就这样“听”到来自万里之外的资讯。晚上10点开始收音，往往很不顺利，“我们就像在复杂的敌情下打游击似的，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来克服高原恶劣气候造成的困难。”尤其是在雪山脚下宿营时，收音干扰特别强烈，杂音很大，声音失真。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张成治一面抄收，一面频频调整收音机旋钮，还是无法将新闻完整记录下来，只能把收到的段落大意整理改编成短讯。有时，夜里根本接收不到电波，他就在第二天宿营后，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将强记、速记下来的主要内容编成简讯，保证出报需要。
翻越海拔五千七百多米的丹达山时，夜里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张成治和负责刻写、油印的战友依然在冰冷的帐篷里坚持出报。钢笔冻得不出墨水，写不出字来，就先揣进怀里暖一阵，再拿出来写，两支笔交替使用。手指冻得僵硬、生疼，放在嘴边哈上几口气，继续干活。张成治每天夜里收音、编稿，深夜以后才能睡觉，清早随部队一起起床，每天跋涉四五十公里路，睡眠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晚上收音时全神贯注、准确无误，张成治养成了一个习惯，行军路上只要听到休息哨音响起，马上往高处一躺，哪怕只有十分钟，也得睡上一觉。
惠琬玉是随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的，她也有一段难忘的收音员经历。一天宿营后，通信员给惠琬玉送来一张纸条。她打开一看，是独立支队指挥员范明写的：“抄收记录新闻的同志，希望把你的字写得工整一点，否则你的外国字我就不认识了。”年轻的惠琬玉对工作和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这张纸条使她难受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其实，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客观原因一那天深夜，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冻得她直打哆嗦，冻僵的手就是不听使唤。她暗暗责怪自己，如果第二天一早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稿就好了！
部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休整期间，惠琬玉抄收到一条令她激动无比的新闻，她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清脆悦耳的声音播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部队，越过千山万水，排除种种困难，已经胜利到达藏北重镇黑河。”这是行军数月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消息！第二天，这一消息通过惠琬玉他们编写的《草原新闻》在部队传开，官兵们一片欢腾！能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分，第一个听到并记录下这条消息，再把它传播开来，那种幸福的感觉，惠琬玉一直记忆犹新。
1951年春天，西康省北部重镇甘孜热闹异常。一方面，修建机场和筑路的部队、民工以及装备器材云集到此；另一方面，进藏部队的首脑机关从川西的新津前进到这里，为下一步长途进军进行着紧张繁忙的多方面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把《建军报》编辑肖钢叫去，告诉他军政治部决定组织以建军报社铅印工厂为主体的一支运输队，命名为政治部牦牛队，把铅印工厂分前后两个厂，将一架脚踏铅印圆盘机及铅印工厂的一整套设备和军政治部、报社、新华书店的图书、布告、其他器材等共约一百几十驮物资运到拉萨。在这些物资中，除照相制版机等较精密部分由人携带和由自己的骡马驮运外，大部分要雇藏族群众的牦牛驮运。为便利运输队牦牛群的放牧，政治部决定走海拔普遍较高、人烟更加稀少、路程更远但牧草较为丰盛的北线。就是说，这支运输队要远离大部队单独行动。为此，军政治部调肖钢作为部里代表，谢显维为队长，指导员李恒义及康管理员共同承担这个任务。
五十多人组成的牦牛队于6月初出发了。
一天上午，牦牛队正行进在距类乌齐不远的黑松，这里林密路窄，肖钢和谢显维正走在中间偏前的一批牛群后边，突然发现在他们的两侧，三五成群的藏民几乎与他们齐头并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有的扛着火药枪，有的手持长矛和弓箭，有的腰插长刀，牵着猎犬，面带怒容，不停地窥视牦牛队。他们还发出严厉的吆喝声，远处有人随声呼应。这是怎么回事？肖钢他们搞不懂，却看见在四周的小山头上由近到远依次升起了缕缕青烟。肖钢忽然联想起“烽火台报警”的故事，霎时紧张起来。快速回忆所有关于当地藏族风俗习惯的介绍，眼下这个时节没有任何节日或集会活动的记载呵！走在最前面的同志急速回转来报告说，正前方的路上一些手持兵器的藏族群众“发出警告：不准再向前走”。就是说，这一切非常行动完全是针对牦牛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在这时，通信员小刘和牦牛队的排长老关提着驳壳枪，拿着藏刀，牵着一匹坐马，押着一位藏族群众，气喘吁吁地走到肖钢面前，嚷道：“他拿我们的制版照相镜头，被我们抓住押来了。”那位藏族群众打着手势，嘴里急促地说着，像是在争辩。遗憾的是肖钢他们不懂藏语。藏民们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缩，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翻译张弟华到了。几分钟过后，张弟华笑着说，搞误会啦，这个头人拾到了制版照相镜头，追上来送还，但要索取报酬，语言不通，被误扣起来。
原来老关和小刘在队伍后边，他们徒步过河时，把随身携带的制版照相镜头忘在河边。这位头人骑马过河时发现了它，捡起来就尾随运输队赶来。老关和小刘发现镜头丢失后，火速跑回河边寻找时，双方半路相遇，那头人一面打手势说话，一面晃动镜头，却并不交出，还张开手要东西。老关、小刘弄不懂对方意思，就直挺挺地向前逼要，头人坚持不给。在这密林深处，队伍已经走远，关、刘二人顿时感到紧张，就莽撞地把头人押了过来。张弟华判断，一定是押解途中头人用了巧妙的传信方法，使附近藏民很快聚集而来，从而出现了眼前的惊险一幕。
随后，全部主要当事人一起到类乌齐解放委员会主任、寺庙活佛那里商议善后。离开之前，那头人大声向四周藏民交代，要大家不得对解放军采取不友好举动。周围藏民虽未撤离，但已无剑拔弩张的杀气了。事情圆满结束，头人就送还失物索取报酬表示歉意，肖钢他们为酬谢头人积极送还失物，赠给若干银圆、五块茶砖，还留头人吃了一顿团结饭。
总结教训，语言不通是关键。从此，大家不约而同地主动学习藏语。学藏语成了这次行军生活中的一项必需内容。
进入羌塘，已到9月上旬了。无际的草原呈现枯黄色，一夜飞雪，进入冰天雪地。肖钢暗叹御寒准备大意了。原本应当在昌都等配齐冬装再前进，由于几个原因而疏忽了：一是专运被服的牦牛队迟迟未到；二是两家赶牦牛的藏民老说，如果晚走，下了大雪，盖住牧草，牦牛吃不饱，问题就大了他们主张赶在大雪压境之前早走早到。加之从甘孜到昌都的胜利鼓舞着大家快走的决心，就在部分人没带冬装的情况下，说走就走了。现在只有一个选择：顶着严寒继续前进！
然而，就在准备翻一座雪山时，张弟华发烧到近40度，昏倒了。运输队不得不就地驻扎下来，经诊断，他得的是肺炎。牦牛队随身携带的只有口服退热消炎药片。所有的人都围在张弟华身旁，大家边在他头上凉敷，边找话安慰。人们心里明白，在这狂风呼啸、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如果病情继续恶化，结果不言自明。总算幸运，张弟华扛过来了。肖钢他们明白，此地不能久留。等不及张弟华恢复，大家让他把所有御寒衣物都穿上，骑在马上，与部队一起继续西进。
第一支科考队
大家躺在帐篷内听老牟讲述他参军的经历和乡愁，远处不断传来凄厉的狼嗥声。正当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大声惊呼：“狼来了！”顿时帐篷内紧张起来。王仲赶忙从睡袋中探出头来，只见帐篷当口露着两只冷彻似电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果真是狼！……
进军西藏初期，张国华向中央、向周总理建议，派遣一支科学工作考察队进藏，用专家、科学家的眼光更多地了解西藏的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以便更科学地、更好地建设西藏，经营西藏。为此，张国华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拜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第一年，组织了一支五十多人的科考队前往西藏，进行社会、人文、教育、地质、农业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这是中国自己的科技工作者，第一次进入此前只有几个外国探险家做过零星地理考察的西藏。这次科考中，仅地质方面就取得不少重大收获，为西藏这个“地质空白区”画下丰富的色彩。这支科考队的队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璞。
曾为当年进藏地质科考队队员的张倬元教授写了一篇题为《进藏首次科学考察的回忆与思考》的文章，翻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离开北京是1951年6月7日”，作为最年轻的队员，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倬元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科考队坐火车到达武汉，然后坐飞机到达重庆。这是张倬元第一次坐飞机，他一直闭着嘴，飞机上升时耳鼓膜痛得不行。从重庆再转飞机到新津，然后就只能乘帆布篷的卡车向西藏进发了。
入藏科考路线数次跨过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深切而成的横断山脉绵延数百公里的崇山峻岭。那时，仅有一条通车公路，只能通到雅砻江边甘孜之西约四十公里的干海子，之后只有徒步，一些路段能骑马。
翻山成为常事。“从海拔近三千米的地方，爬上四千多米的高山，再下到山的另一面……”隆冬时节，白雪皑皑。没有路，怎么办？他们请藏族老乡带二十头牦牛。牦牛在前面走，将积雪膛出一条“雪胡同”，他们跟在后面穿行，进入了波密地区。
一晃到了盛夏，要往拉萨进发了。没想到，连续十多天的大雨降临，易贡湖水位上涨，靠河的大路被洪水冲垮。科考队十二个比较年轻的队员组成修路队，拿着一把刀、一柄十字镐和两把铁锨出发了。路，傍着山溪盘上山去，两旁是长满茂林的陡壁，下面是奔腾的急流，路面仅一尺多宽，到处被塌方的大石头、大树树干阻拦。张倬元他们把木棒插在石头下，用力一推，石头滚下山崖；遇到大树推不动，就用刀砍开；如果路基垮塌了，就找来碎石重新填。就这样，一边修路一边前进，走出波密地区。
翻山难，急流险。急流上没桥就要用羊皮筏子。“羊皮筏子就像一个大柴锅”，张倬元形容说，三根木棍做支架，外包羊皮，一根木棍在“锅”的周边，另外两根十字交叉并把“锅”底和“锅”边的木棍撑起。过江时，把物品堆放在中间，两个人和船工各自坐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船工用一只短桨反复在两边划水，筏子就能斜着划到对岸。有一次，张倬元和地质学家王大纯过金沙江，筏子才过中流，船工一不小心把桨掉进江里，幸亏手疾眼快，一把将桨抓回，才化险为夷，不然，筏子没有桨就只能顺水漂。
在两年多的科考中，风餐露宿是常事。张倬元记得，出发前还给他们发了帆布袋、雨衣、帐篷等简易装备。帆布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两米多长的木头撑起来就能用了。有时他们睡在大树下、石洞里，甚至砍下树枝铺在雪地上做床。有一天，带路的藏族老乡说晚上能住洋房。听到这个消息，张倬元和队友们分外兴奋，到了目的地一看，原来是“羊房”而不是洋房，羊房是草原上圈羊群的木头棚子。他们不由相顾哑然失笑。
科考队用最简陋的工具，确定出青藏高原的四个地层系统，与十多年后形成的现代板块构造及地体学说划分基本吻合；经有关专家鉴定的动植物化石约两百属种，为西藏奠定了生物地层学基础。
从北京出发前，科考队搜集到的地形图仅有两幅一昌都幅和拉萨幅，是国外版的1:100万的蓝晒图。这种图上只能看到大江大河的流向、山脉的延伸方向和城市的位置。张倬元说：“于是，沿着行进路线绘制1:5万比例的路线地质草图，就成为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工作。”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和老式照相机，科考队只有这几样最原始的装备，几个年轻人连计时的手表都没有。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崔克信，长期从事边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测，他对地质路线图极其认真，每天采用步测法测定距离，手脑并用地数步数。全靠数脚步或目测来估算确定走过的距离和观测点的位置，然后将这些路线及其观测结果拼接为区域性的地质图。同是起点和终点处的距离或闭合误差仅二三公里，即使用当时先进仪器的允许误差也不过如此。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璞，是剑桥大学博士，当时已是知名的地球化学家、岩石学家与同位素地质学家，他则是用行进时间估算距离。每天，李璞完成路线地质图后，还要绘出沿途的地质剖面图。日积月累，他又能绘制出一个较长时段甚至某个地区的示意地质剖面图，也就是形成了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概念模型。在科考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前进的途中，他们发现，金沙江以西的地层与江东广泛分布的西康群地层完全不同，是内地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地层系统。
为了解除不能识别地层年代的困惑，科考队迫不及待地寻找能判别地层年代的标准化石。最早发现标准化石的地方是岗拖到昌都中途的热曲卡。在覆有玄武岩的石灰岩层中，他们发现了花柱珊瑚和文采尔珊瑚化石。随后，在妥顼，又采集到大量菊石化石……伴随着一个个生物化石浮出地面，区域地层柱状图建立起来。
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依靠地质锤的敲敲打打，科考队发现了煤矿、铜矿、石膏矿、硼砂矿、钾矿、油气等多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