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军西藏的整个行程中，随时都可见文艺兵的身影：在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前行的部队加油，鼓劲；在山顶挥舞彩绸扭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在行军路上编顺口溜，看到扛机枪的战士：“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看到冰河过来的战士：“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
文工团常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后，再走一段回头路，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上搭建“鼓动棚”。其中，最高的“鼓动棚”就搭在海拔六千多米高的丹达山山顶。部队前进到哪里，文工团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演出的对象，有去前方参加解放昌都的部队，有在当地修公路、修机场的部队，还有后方的运输部队。
文工团团员们在部队宿营地附近的野地里搭临时露天舞台。舞台照明只有汽灯，一般台上前排挂三盏，后排挂两盏。有时，汽灯被凛冽的寒风吹熄灭了，就得赶紧竖起梯子，换上备用汽灯，再把灭了的汽灯拿到后台点燃，以备再换。演出结束，其他人拆台装箱离开后，灯光组的人员才能撤离。
那是1950年夏天，文工团在邛崃为部队演出话剧《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时，刚刚挂上汽灯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越下越大。团长朱子铮在台上大声征求战士们的意见：“同志们，下雨了，看样子越下越大，还看不看戏呀？”
台下竟异口同声：“看！”团长到后台又问大家：“同志们，听见了吧？部队广大官兵说要看，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演！”有人说：“别说下雨，只要战士愿意看，下刀子也演！”大家又跟着喊：“下刀子也演！”
雨越下越大，战士们披着雨衣、戴着斗笠，有的什么雨具都没有，坐在背包上纹丝不动。演员们在台上说台词都是扯着嗓子吼叫，和雨声较量。
汽灯被风雨扑灭，灭了又点，点了又灭，这样爬上爬下，换灯点灯。后台的人们都紧紧压着天幕和边条，以免被风掀起。风声雨声太大，台上的演员听不太清对手的台词，台下的观众也听不清演员的台词。演戏的和看戏的都成了落汤鸡。然而台上台下，高涨的情绪融合在一起，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场景。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冬天。文工团在甘孜为昌都战役凯旋的部队慰问演出多幕话剧《爱国者》，剧情是老区群众救护一名八路军指导员。舞台后面支起一顶帐篷就是化妆间和道具间。冬夜的寒风吹得大家手发麻，嘴发木，军用水壶里的开水不到半小时就冻成冰倒不出来了。而剧情讲述的是夏天的故事，演员要穿夏装。有人说把故事改到冬天算了。编导兼演员的云越却坚持说：“该是什么季节就是什么季节。要尊重原著！”
有一场戏中，扮演八路军指导员的云越盖着薄毛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等扮演妇救会主任的战友把他从床上扶着坐起来说台词时，他已经冻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了。演对手戏的战友一看不行，马上随机应变，临场发挥，把戏接了下去。直到大幕拉上，大家才赶忙把云越弄回帐篷烤火，喝热水，他才终于缓过劲来。那天风格外冷冽，演员们迎着风说唱，声音被风噎得哆哆嗦嗦变了调儿。演出结束后，战士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文工团战士吴寿桐，曾经有过四次大难不死的经历。第一次在进军西藏初期，他随部队到邛崃运粮时，扛着重重的米袋过冰河，一不留神被河水冲走，多亏战友救起。第二次是在修筑康藏公路过程中，一个人带着几十个民工，在八通县的悬崖边收工的路上，一脚踩空，摔下崖去，昏迷了半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第三次是1959年参加平叛时担任文工团突击队长，带着十名同志给前线运送干粮和弹药。到前沿阵地要穿过地下通道，并经过一片开阔地。大家冒着叛匪的机枪封锁，一路“之”字形奔跑，子弹在耳边和四周嗖嗖直响，到目的地他才发现自己背的干粮箱上被打了两个枪眼，多亏干粮箱救了他的命。
最危险的那次是在洞嘎雪山上。春节刚过，文工团歌舞队奉命赴山南地区慰问参战部队。初春是高原上最寒冷的季节，边防地区更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吴寿桐被派往离团部八十多公里的洞嘎边防点，那天凌晨3时左右，他和两位战友跟着洞嘎边防点来接他们的小李、小陈，一行五个人三匹马顶着星光，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向雪山口走去。
七八个小时前进不到二十公里，此时已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马也吐着粗气。
吴寿桐和小李、小陈走在前面探路，其他人在后面跟进。刚过中午，风云突变，狂风席卷着山顶的积雪，霎时间搅得天昏地暗。战士们睁不开眼睛，只能埋着头、弯着腰顶着风雪往前走，很快便迷失了方向。他们虽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皮手套，但此时根本不管用，连军马也口吐白沫在原地浑身打战。吴寿桐用自己的被褥盖在马背上，小李、小陈在后面推着马屁股，马就是一动不动。吴寿桐牵马的双手失去知觉，皮手套没了也不知道，皮帽上两个耳眼吹进的风雪像针扎一样疼，腿上好像有千斤重。三个人拼命挣扎着不让自己倒下，走几步，喘口气再走几步。后来就只能向前爬，停一会儿再爬几步，勉强站起来原地跺脚。突然，吴寿桐栽倒在雪地上，战友们都在眼前消失了。
第二天，暴风雪停了。团首长派出多路骑兵沿着雪山向山口寻找，终于在离山口一千五百米的一个雪坑里把吴寿桐救了出来。由于大雪封山，公路中断，只得在团卫生队粗略包扎起冻伤的手脚，等积雪消除，乘车送到军分区再转拉萨总医院时，吴寿桐右手的三个手指早已发黑、坏死，只能做截指手术了。
接受采访时，吴寿桐伸出那只残缺的右手，示范如何与人握手才不让人感觉到“异样”。“我算幸运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了，还能继续上台演出，小李和小陈比我冻伤得严重多了，双手和双脚都因为坏死不得不全部截掉了，后来只能送到四川荣军院照料，他们俩当时都还不到20岁呀。”
战友高平在赠给吴寿桐的诗《战友的手》中写道：
那一年，为保卫边防，你雪山上遇到风暴，迷了路，两昼夜，风雪茫茫，你冻掉手指，把被子盖在战马的身上。有的人用十个指头，在暗中掐算着个人利益，完整却残缺，洁净却肮脏。而你是人民的红培烛，
你的手指是灯芯，不论插到哪里，都燃烧、跳荡、放光。让我再握你的手吧，像握住西藏的山，像握住优质的钢。
十八军文工团的团员们，谁也忘不了在进藏路上牺牲的三位战友！
尹学仁，安徽五河人，魁梧英俊，吃苦在前，重活累活抢着干：演出时扛大幕、搬道具；行军中负重八十多斤，从甘孜到昌都，刚离开岗拖时他就患上肺炎，但他要强，硬装出一副没事儿样，继续帮助别人捎这扛那。
翻越马拉大山时，尹学仁终于坚持不住，头疼恶心，脸色苍白，大口地喘气。团员邓群阶和身体最强壮的肖迎春不由分说把他身上的背包接过来，一路将他拉扯着上了山顶。哪知，刚到山顶，他两腿就不停地抖动，开始大口地吐着粉红色的泡沫。到达昌都，队伍宿营，深夜11时左右，困睡中的战友们突然被尹学仁痛苦的呻吟声惊醒。军医赶来抢救，确诊为肺水肿，刚刚给他喂进去药，全都吐了出来，打上一针，他才安静地睡着了。
战友们已全无睡意，都守在尹学仁的身旁。凌晨4时，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医生尽全力抢救。然而，尹学仁，这个年仅19岁的大男孩永远地睡去了。战友们失声痛哭，把他葬在云南顼后山的一处阳坡上，没有石碑，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
文工队有许多物件不能用马驮，只能靠人力背。体积大、重量不轻的大贝司，在严寒缺氧、朔风劲吹的藏北高原上，靠一两个人背是不行的，所以只好拆开来用棉布包好，由四个人轮流背。四只大贝司就要十六个人背。张国藩是背运大贝司的人之一。他黝黑的脸膛，壮实的体格，中等个子，从不大声说话。轮到他背时，他总是背大的重的；不该他背的时候，他就照顾体弱的同志。攀爬海拔六千余米的冷拉山时，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偏偏这时，军乐队一位战士两腿直打飘，张国藩忙替他背上背包，和战友一起架着他的胳膊往前挪。不久，张国藩也喘不上来气了，他再也走不动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放在马背上趴着，两战友在两侧保护。下山坡太陡，张国藩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战友背着他，终于到了山脚。
大家含泪用背包绳绑个担架抬着张国藩走。团首长决定抽调八名战士，轮换着抬他，希望把他抬到目的地。共青团员邓群阶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抬担架。上坡时，他争着抬；过草滩洼地时，他不让别人换；口渴时，他把水壶中的消毒饮水给另一同志喝，自己去喝淡水或吃雪。要知道，在那罕无人迹、坎坷难行的雪地上，以饥饿和疲劳的身体抬人该是多么费力啊。担架队的同志一天比一天消瘦了，邓群阶一双活泼的眼神也渐渐地变得呆滞。但他仍以坚毅的步伐、乐观的情绪，和同志们一起抬着张国藩在雪地里平稳地行进着。
邓群阶被战友们替换下来后，说要坐下休息一会，因而留在了后边。大队到达营地后，发现他没有跟上来，派人去路上接他。可是，不见他的踪影。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继续寻找。最后，在岸边的一座丘坎上找到了他，他已极端虚弱，只有微弱的呼吸。同志们赶快背上他奔赴营地的随军帐篷医院。军首长闻讯后，马上赶来看望，叮嘱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但由于缺氧、缺药，共产党员张国藩和共青团员邓群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又隆起两个新的雪堆。
1951年12月的一天傍晚，文工团的严崎华和访问团的战友们一起到了加查宗。镇子上遍地垃圾和大小便，携儿带女的乞讨者随处可见，濒临死亡的孤独老人躺在废墟旁。忽然，严崎华听到一顶破烂帐篷里传出异样的呻吟声，她循声走过去，只见在一堆肮脏杂乱的麦秸上躺着一位病重的老阿妈。她双目紧闭，脸颊凹陷，面色橘黄，身上盖着半截像是装牛粪用的烂袋子。严崎华弯下腰，喊了一声：“阿妈啦！”老阿妈睁开浑浊的双眼，瞅着眼前从未见过的小女兵，流露出疑惧与不安，继而又轻轻呻吟起来，蜷曲的身子在酷寒中不停地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