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表达形式。不选择恰当的表达形式同样不能引发兴趣。假如这个说故事的人，在说出原因之前，不向听众发问，发问之后不能停顿，而是平铺直叙地说出原因，听众也许会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得着你来跟我说吗?因而不可能引发兴趣。正是演说者采用了提问的方式，运用了停顿，让听众自己去思考，去寻找答案，调动了听众的参与感，因此才能使之哗然而产生兴趣。这就是说，引发兴趣同样需要方法、需要技巧。
听众的兴趣是广泛的，有的对演讲的内容感兴趣；有的是对演说者的雄辩感兴趣；有的是对演讲者的态势风度感兴趣；有的偏重于与现实生活贴得很紧的话题，寻找解决实现问题的答案；有的侧重在对未来的憧憬，希望鼓起自己奋斗的勇气；有的希望在宏观上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对精辟的哲理更有兴趣，如此等等。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兴趣，演讲者在话题的选择上就应该考虑选择话题的共同性，即使难以满足，也应在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面广一点。不要使一部分听者感兴趣，另一部分听众不感兴趣。即使是平常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也要注意选择大家都聊得上的话题，否则势必造成少数人谈笑风声、高谈阔论，多数人受冷遇、坐立不安。
调动听众的参与感。凡是自己能参与进去的一般都能引发兴趣，凡是不能参与的，也许永远不会感兴趣。为此，演讲者常常采用下面三个技巧：
一是设问。把握演讲的话题，找到演讲的关键处，用提问的方法表述出来，让听众参与思考。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打头提出的问题，“敌人”与“朋友”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概念，似乎很明确、很肯定，但是要真正准确地、科学地说出来，又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人们很乐意听个明白。“曾记得三年前的今天吗?(会场大喊记得)大家试想想：三年前的今天，那班军阀地主劣绅们将武力来解散我们的农会。到了今天，我们居然能够驱逐他数十万兵的军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1 926年8月1 2日彭湃在海丰农民纪念“七五”农潮三周年大会上的即席演讲的设问，其作用既是为了突出讲话的要点，更重要的是为了引发在场的听众积极思考。
二是对比。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正是因为“比”和“吓”，才引发了兴趣。例如，在一次以《奋斗，做生活的强者》为题的演讲中，演讲者运用了两个事例，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一名女大学生，为了使祖国科学技术昌盛，在向“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目标奋斗的途中死去了，另一个是某学院一名大学生，却为三角恋爱而卧轨自杀。一正一反，足以引起听众的思索。
三是制造悬念。这是一种心理结构，把听众的心悬起来，以后顺着听众的心理轨迹娓娓道来，同样能使听众兴趣盎然。例如：事情已经定局了吗?希望已经没有了吗?胜利已经失去了吗?这是1 939年6月18日戴高乐面对法国人民发表的反法西斯的广播演说的开头。这是人民最忧虑的几个问题，一经被提出，便急切想知道答案或结论。戴高乐正是在这种听众迫切期盼的心态中展开了演说。
最后，应多点幽默感，没有幽默的语言等于公文。培根说，善说者应善幽默。幽默能使听者对演讲抱有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其一，幽默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充满自信的演讲者是轻松的、活泼的，而不是呆板的、老气横秋的；其二，幽默是机智的表现，机智是一种美，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其三，幽默是谐趣的表现，它直接引发的是笑，所以人们把幽默称之为笑的艺术。笑是愉悦的。它能把人的凶残化为一笑，对丑陋的、违反常规常理的、矛盾的不良行为，“笑是一种制裁”(别林斯基语)。这就是说，即使是用来进行尖锐的、辛辣的批评，幽默也同样能给人轻松感和美感。陈毅同志是精于此道的，在他的各种演讲或谈话中无不表现出幽默的灵气。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由于某些基层干部作风粗暴简单，使一位老教授投河自杀，后来又被人及时救起来了。后来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的大会上，这位老教授在座，陈毅发表讲话，他说：“我说你呀，真是读书一世，糊涂一时。共产党搞改造，难道是为了把你们整死吗?我们不过是想帮大家卸包袱，和工农群众一道前进，你为啥偏要和龙王爷打交道，不肯和我陈毅交朋友呢?你要投河也该打个电话给我，咱们再商量商量嘛!当然啦，这件事主要怪基层干部不懂政策，也怪我陈毅教育不够……”这段话，从总体上来说是批评，既批评这位老教授不应该这样做，也批评了基层干部，还做了自我批评。但语调是诙谐的、幽默的，怎么投河还要给人打电话商量商量呢!这是谈话中顺着某种逻辑有意制造的反常，正因为反常，才形成了幽默。正是这种幽默的作用，才缓解了批评的紧张气氛，才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这是最能使听众感兴趣的一种演讲方式。
(二）激发情感的技巧
激发听众的情感，这是控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情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它是介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媒介。情感一旦被激发，便立即使人精神振奋，全身心都处于高昂的积极状态，进而对客体产生一种不可估量的能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热情、激情是人类走向他的对象拼命追求的本质力量。”演讲的目的在于影响听众的意识，促进或改变听众的行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演讲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各种手段和技巧激发听众的情感，使之投入极大的热情，实现演讲的情感功能。
要激发听众的情感，演讲者首先就要有情感。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先生深有体会，他说：“演讲者不动情，听众当然不会引起共鸣，只要你真正地动情了，观众保证被你打动，不管是多大声音，哪怕是轻微的，观众也会被你震慑住的。”下面看一段例文：
“我们的兄弟此刻已经奔赴战场!我们岂可在这里袖手旁观、坐视不动?难道无限宝贵的生命、无限美好的和平，最后只能以镣铐和奴役为代价来获取吗?全能的上帝啊，这事断断不行!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件事上有何高策，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不自由则毋宁死!”
这是美国年青议员佩特瑞克·亨利在著名的《诉诸武力》这篇演讲的结尾。在对待英国殖民者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满怀激情痛斥保守派的和平幻想。没有对殖民者的切齿痛十艮，没有对自由的热切渴望，是不可能讲出这些话的。正是真挚的感情与精辟的言辞的高度融合，因而不仅在当时能激起北美1 0个州的人民的斗志，即使在今天，也成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侵略、反对压迫的共同心声。由此可见，只有用这种真挚的情感才能激发听众的情感，才能控场，而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虚情假意，不仅不能引发听众的情感，反而使人生厌。
演讲中，抒发的情感要健康向上。无论在什么场合、给什么对象、讲什么内容，演讲者都应给人以鲜明的是非感、正义感、向上感，千万不可为了现场效应去迎合部分情调不高雅的听众心理。有的人一说反腐败，就神采飞扬地大谈官场如何吃、如何玩、如何挥霍；～谈到社会风气，就手舞足蹈地说起凶杀的惨状、赌博的豪情、毒枭的猖狂、偷盗的狡诈：一说扫黄，就眉飞色舞地描绘起各种淫秽细节，如此等等，演讲也罢，谈话也罢，即使是聊天，其效果又会怎样呢?作为一个演讲者或谈话者，为什么对这类丑恶现象会如此津津乐道呢?究竟是痛十艮呢，还是欣赏呢?总而言之，演讲或谈话的格调应该高一点、健康一点、积极～点。
情感的抒发，还要做到具体，要有自己的特点。曲啸同志在《人生、理想、追求》的演讲中，在说到1979年1月20日他的冤案得到昭雪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换了一套新服装，我们单位的政治部主任王东昌同志拉着我的手说，曲啸同志你受委屈了，党委派我来用专车接你回去，咱们马上回家。”
“当我听到他叫我同志时，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同志，这个词，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也许不以为然，但是，这个称呼对于一个热爱党而失去了这个称呼又重新获得了它的人来讲，这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可贵的称呼，它比生命还宝贵。20多年来，我没有资格叫别人‘同志’，我也没有资格被叫作‘同志’。今天党委的领导同志亲自拉着我的手叫我同志，而且说我受委屈了，这种温暖只有被解放的人才能体会到。”
这是一段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演讲。真正以情感人，就在于有人、有事、有细节、有演讲者的独特感受。没有这样的经历，不受这么多的委屈，没有对党对共产主义的挚着追求是讲不出这种感受的。这就是说，演讲者的情感，不是靠喊几句空口号，不是借助几个感叹词，不是凭着某些技巧可以表现出来的。它只能从听众可以想像得到、体会得出的领悟中自然流露出来。
另外，感情还要有适当的控制，要善于用理智把握自己情感的闸门，保持稳定的、饱满的、良好的情绪，不温不火。过于激动，容易导致失态失言。
以上说的是对演讲者自身情感的要求，对控场来说，关键是激发听众的情感。
下列手段是激发听众情感最常见、最有效的技巧：
其一，以情感情。
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就是说，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人的共性，而且具有感染性。尤其是处在大致相同的境遇中，这种感染性更加强烈，于是人们把这一特征概括为“兔死狐悲”这句成语。演讲者常常以此来激发听众的情感。蒙哥马利元帅在离开“心爱的第八集团军”发表告别演说时深情地说：“在这个场合说话很容易冲动，但我应控制自己。如果说不下去时，请各位谅解。”他接着说：“我实在很难把离别之情适当地向你们表达出来。我就要离开曾经和我一起作战的战友。在艰苦作战与赢得胜利的岁月中，你们忠于职守的勇敢与献身精神，永远令我敬佩。我觉得，在这支伟大的军队中，我有许多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想念我，但我对你们的思念，特别是回忆起那些个人的接触……实非言语所能表达……再见吧!希望不久又再见面，希望在这次大战的最后阶段，会再次并肩作战。”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即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为什么?长期的战斗生涯建立起的情感被激发了，产生了共鸣。只有在这种情境下，演讲者才真正成了听众全部情感的聚焦点。其二，融情于事。1 994年在新加坡全国华语演讲大赛中，一位印度姑娘在题为《宜将寸草报春晖》的演讲中，叙述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两件事，她说：“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小女儿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得抽掉身上坏死的血液而换上新鲜、健康的血液。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平凡的母亲，她什么也没说，毅然把自己的血液一滴一滴地输给女儿。为了让女儿能多留几声笑语给这个世界，能多收获一段美丽的人生，她整整地输了八年!女儿的面色由惨白转为红润，而母亲的面色却由红润转为惨白!还有一位母亲，她的两个孩子在水边玩耍，不小心，一同掉进水中，母亲闻讯赶来，看到在水中挣扎的孩子，她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说，一头扑进水里，奋力把两个孩子顶出水面，孩子得救了，可她自己却永远沉到了水底。”这段叙述，同样使新加坡的听众为之动容。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演讲者是怀着对这两位母亲极其崇敬的情感在叙述这两件事，这种情感直接感染了听众；第二，通过演讲者的叙述，把当时的“感情再生出来”了，也就是说，演讲者把听众带到了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情境之中去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怎能不为之感动呢?其三，寓情于理。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有情才有理，有理必有情，情与理，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情理兼备才能与听众产生共鸣，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没有一丝人情味，只有干巴巴的教条，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或一些现象罗列，怎能感动听众呢?因此，不少的优秀演讲者也同样以论理的方式去激发听众的情感。这种情感一但被激发，就更真挚、更深厚、更炽烈，因为这种情感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
“激人以怒，哀人以怜，动人以情”，激发听众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不管为何激发，能否有效地组织听众的情感状态，却是决定演讲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三)说服的技巧演说活动中，有时也会出现某些令演讲者难堪的局面，演讲者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可台下或者冷冷清清，毫无反映；或者交头接耳，乱哄哄的；或者吹口哨，喝倒彩，甚至有的听众还会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直至把演讲者轰下台，等等。例如，有位老干部在某高校给大学生作报告，目的在于教育青年学生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始，他大谈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皮带等人所共知的史实，接着便批评有的学生只想出国，只向往美国、日本、加拿大，并把跳迪斯科、唱卡拉0K、看外国影片等，统统斥为“崇洋媚外”，追求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图享受，等等。于是，场内由开始的冷淡渐渐转为骚动，进而有人大声喧哗，敲桌子，喝倒彩，以致悄1、肖地退场。给当代的大学生谈艰苦朴素，这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呢?批评也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别说是大学生，就是一般听众，谁还会习惯于听说大话、空话、套话呢?谁都会厌恶这种极左的腔调。由此可见，能否有效地说服听众，便成了演讲成败的一个关键。说服是演讲的基本功能。所谓说服，顾名思义，就是用说话或演说的方式，使别人信服、服从、接受。不是压服，不是盲从，不是口服而心不服，而是心悦诚服。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与人说理，须使人心中点头。”
能使听众接受自己的意见、主张、措施或办法，这是演说者一种极有价值的本领，这种本领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说科学性，主要是就内容而言，即以理服人。说艺术性，是就论理的方式而言，或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i或设喻明理，深入浅出，等等。两者比较，最根本的是以理服人，但说理的方式又不可偏废，方法不对，有理也不能服人。能说服人的理，总是科学的，总是能反映事物内部本质规律和本质特征的o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毛泽东说的。
“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是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美国佩特瑞克·亨利演说的结束语。
这些至理名言，不仅能为当时的听众所接受，而且还能超越时代的堤岸，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