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17座空城，换得蒋介石6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吧，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3师及47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完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目前这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反攻的局面即可出现。
时间在浓烈的硝烟中匆匆而逝。眼下刘邓率领着南征大军已经踏上了反攻的征途。如果说胜利渡河是揭开大反攻的序幕，那么攻打郓城则是大反攻的头一炮。杨勇吸了口气，在疾驰的马背上点燃了一支烟，他这一手连邓小平政委也自叹不如。
他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件趣事：
八岁那年，他和伙伴们在村后的坟地里玩“抢江山”，这是杨勇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守在坟头上，大家向他进攻，谁最后守住“高地”，谁就是坐江山的“司令官”。杨勇个子高，力气大，伙伴们“死”得四肢朝天，谁也夺不走他的“江山”。他极得意，觉得当司令官是件很容易的事。为了这个“司令”当得像样，他偷偷跑回家，把屋梁上悬挂着的一块腊肉割下来，带上火柴，提上铁锅，飞快地跑向“阵地”。他的“三军部下”一边大嚼腊肉，一边喊他“千岁一万岁”。
35岁的杨勇想到这里淡淡一笑，举起烟猛吸一口，任那烟缕在胸间左冲右突，回肠荡气。许久，才慢慢吐出，已是淡谈的一丝了。
司令官，这千钧压顶的司令官哟！
“宋江河！”策马赶到杨勇身边的第1纵队参谋长潘焱喊道。
杨勇举目远眺，视野里出现了一条黛色的曲线。
潘焱感慨道：“河两岸的垂杨柳全没了，青纱帐也砍了，只剩下砍不断的河水！”
杨勇无语。
黑黢黢一片城廓浮动在日光的辉圈里，幻化的浮光雾影使城廓神秘幽暗，像神话里16世纪的古城堡。
郓城到了。
鲁西南郑家庄1947年7月7日
鲁西南的农家院舍里几乎都栽种着一两棵石榴树，油绿的叶片，蓬茂的枝蔓，无拘无束，爽朗豁达，花如火，果似焰。鸡叫三遍，天色微亮，石榴树上就响起叽叽喳喳的鸟鸣，欢畅得像一台戏。
刘伯承习惯黎明即起。第一件事，问警卫员天气，然后洗漱，再后就坐在院子里看书，一直到吃早饭。多年了，睡得再晚也照旧早起。昨晚上掌灯校译《合同战术》，直到午夜才灭了灯……
邓小平也喜欢早起，冲个凉水澡，然后到村外田野上做操、散步。
无论性格、嗜好，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譬如打牌，刘伯承几乎没一点兴趣，邓小平却在闲暇之时常常摔出一包烟，围坐在参谋、干事中间，只要不影响工作、打仗，一把扑克牌甩得昏天黑地。
偶尔，刘伯承笑嘻嘻地站在他们身后看一会儿—自然也看不出啥子门道，不过凑凑兴——然后或铺开纸砚舞弄他的书法墨宝，或斜靠在铺上看他的书。
那边边甩得噼里啪啦。这里写得、看得津津有味。互不干扰，互不排斥，似乎缺了一方，倒难以达到“相反相成”的妙境。
邓小平说过：“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129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分。同刘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天清晨，邓小平走出房门，刘伯承已经坐在石榴树下了。
邓小平拂着短头发茬上的水，见刘伯承捧着的是一本俄文书，说：“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刘伯承拍拍木凳上的一本俄文辞典：“我也离不开拐棍儿。这本辞典不好，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了。”
邓小平捧腹大笑，做他的野外活动去了。
刘伯承看了几页书，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来了，递上一本油印的小册子。
“哦？印好了！”
刘伯承高兴地翻了一下，抬起头。
“辛苦了。坐吧。啥子时间过河来的？”
“昨天夜里。”
柴成文白净的脸上透着重重的倦色。
这是一本关于大别山地区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的详细情报。
刘伯承极重视情报工作。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为“五行术”。在这五大要素中，他强调最需要下功夫弄清楚的是敌情。因为敌人总是要采取伪装、佯动、散布谣言等欺骗手段来迷惑对方，所以它最欠确切性。
刘邓野战军被称为“常胜军”，这跟他们的情报工作出色有着极大关系。
这位32岁的情报处处长慎密、睿智。开封、洛阳、郑州、徐州、武汉等地都有他的地下联络网。情报人员根基很深，有的是徐州司令部指挥所作战参谋，有的是洛阳师管区司令副官，敌区的基本情况都可以了解到。加上侦听，破译等各种手段，柴成文的情报工作做得出色、漂亮。为了弄清大别山敌占区情况，保证战略转折的成功，他亲自到了邯郸党校做调查，那里有1946年从大别山突围出来的新四军第5师的人员；对这本已经编印好的敌情小册子，柴成文自己也很满意。
他是北平大学商学院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完成了从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柴成文，这次去邯郸调查，没到冶陶看看？”
柴成文笑了：“军情如火，哪还有时间花前月下啊！”
“听说‘进攻’那个北平洋学生的人很多，你可要抓紧些。”
柴成文奇怪司令员连这些也知道，忙说：“司令员的情报手段比我高明。”
“哪里，也许我这是过期情报喽。你三十出头了吧？不小了，仗要打，婚姻大事也不能放松。”
早饭后，邓小平到部队去了。刘伯承走进司令部。
李达正在敌情态势图上做标记。暑气还没有升起，他的鼻头上已经堆满了“福汗”。
一过黄河，作战室的地图便换成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垂地而落，挂满了四壁。
第l纵队包围郓城整整六天了，刘伯承迟迟未下攻城命令。
他在纵观全局，构思总体战略。
李达报告说：“顾祝同从山东战场调来了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昨天上午8点30分王敬久到达鱼由。
“噢，王敬久，黄埔1期的；此人北伐、抗日都还是能打的。好嘛，顾祝同把他的心腹之将给我们送来喽。”
刘伯承站在地田前，看着敌人的新态势，不由得发叹；“咦……”
李达知道刘伯承在想什么，接着报告：“敌人分东西两路，正向郓城方向进发。”
刘伯承拿起放大镜，指着东路敌阵：“七个施一字排开，这叫啥子阵法？这个王敬久布的阵好蹊跷！”
“王敬久是个有勇无谋之将，外号‘王大炮’，他布不出什么妙阵。”
“不要轻看了这个人物。据说，他很喜欢跳舞，花样颇多，是不是把战场当舞场了？参谋长，你通知情报处，让他们把王敬久的情报汇总一下报我，要详细。”
刘伯承的目光又投向地图。
李达把一张木圈椅放在刘伯承身后。他知道，司令员又开始“察敌天地，伺其空隙”了。此一站，不知要多少时辰。
出了门，李达又交待申荣贵，不要让人打扰司令员。
刘伯承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地图上移动。他历来是站在战略全局上考察战场态势的——在运筹当前的同时，总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发展；在运筹局部的战役行动时，也总是胸怀战略行动的全局。他告诫部下：“全局为上，在全局中走好每一步棋。”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慧的竞赛。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承认：刘伯承用兵神机妙算，足智多谋。
善于“造势”是刘伯承运用谋略的重要体现。他说，同强大之敌作战“要像猫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促其向不利态势转化的过程。
刘伯承“造势”可谓“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他造势的策略很多，擅长机动是他造势的主要手段。他说：“毛泽东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机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踏步进退，在进退中调动敌人，在进退中消灭敌人。他对“游击”一词的解释也颇有见地：“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敌。‘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
“势”要造好，就须“察其天地，伺其空隙，寻其弱点”。一是注意敌军人员的构成、生活习惯、脾气秉性和士气状况，注意敌军主帅的派系、出身、作战特点、指挥水平；二是注意敌人的活动规律；三是重视敌军的侧翼、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是要在其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寻找或创造其弱点。
放大镜移动着，刘伯承呐呐自语：“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王敬久，为何布这种阵法呢？”
地图上，敌军蓝色标记启南向北摆成一字纵队，刘伯承大伤脑筋。他反反复复地寻找着敌人的战略弱点，汗水顺着斑白舶鬓角悄然流下。
突然，电击般的巨痛从眼窝向太阳穴、大脑纵深放射扩展。他用双手按住太阳穴部位，颓然坐在了椅子上。
申荣贵听到动静，进屋一看，吓得飞似的跑出去，叫来了医生。
医生仔细做了检查，说：“刘司令员，再不能让眼睛这么疲劳了，不然就有失明的危险！”
医生翻了半天药箱，没找出一样对症的药，连一般的消炎药也没有，只好打了一针止疼药水，说：“我给你买点白糖吧。冲点糖水去去火。会好些。”
“白糖？多少钱一两？”
“五元（鲁南币）。”
“这么贵？要不得！白糖水不是我们喝的，不能买！”
在这类问题上，刘伯承说“不能买”，“不能做”，谁也就不敢办。
医生走的时候，嘱咐申荣贵晾些白开水，让司令员多喝，越多越好。
申荣贵弄了一大桶白开水，隔一会儿用白瓷缸在大桶里舀一缸送进屋去，不看着司令员喝完，他就站着不走。
结果弄得刘伯承一趟一趟地跑厕所。终于跑得司令员烦了：“荣贵，识你的字去，这里没你的事了。”
申荣贵把大木桶提到屋里，摆在刘伯承跟前，临出门，特地指指水桶，以示那桶水的重要意义。
刘伯承笑了：“我晓得，你去吧。”
刘伯承的一只眼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失去的。那年他24岁，已是勇冠三军的川蜀名将。
在丰都讨袁战斗中，身为讨袁军队长的刘伯承指挥部队反击。他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便马上扑过去：“危险，快趴下！”
话音未落，一颗飞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血涌如注。士兵们都已冲上去了，刘伯承晕迷过去。
那是在一家水烟店的门口。店里的学徒见他血流不止，就把他背进店里，抓起一把烟丝堵住伤口，胡乱包扎了一下，然后把他藏到仓库里，锁上店门，随逃难的市民向城外跑去。
城内一团混战，水烟店中弹起火，仓库里满是烟雾。刘伯承被呛醒了。他缓缓睁开左眼，用力朝门边爬去，可是门反锁着，便蹭到窗前，顺手操起一把竹椅朝窗棂砸去。小窗砸开了，他从竹床上抱起一床棉被，将头蒙住，猛地从窗口滚了出来。这一连串激烈的动作又使右眼大量出血，左眼也像撒满了玻璃碴儿痛不堪忍。他又昏迷过去。
朦胧之中，忽然街上有人叫：“丘二，快把这人抬到别处！”
刘伯承的双眼无法睁开，便拉住那被唤作“丘二”的，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三块银元，塞在他手里。
丘二推开他的手：“你要咋个嘛？”
“把我送到城外江岸上好不好？我只有这三块银元。”
丘二背起刘伯承就走，奔到丰都郊外说：“没来头，打北洋军是好人，哪个不晓得嘛！我啷个能要你的银元！”
又走出五里多地，忽然有了枪声。丘二赶紧把刘伯承放在地上，蹲了下来。
一会儿，来了一群人，说：“这不是护国军的刘队长吗？你要把他送到哪里？”又说：“你转去吧。你这样背起，闯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哩！”
这伙人用一个很大的袍子包裹住刘伯承，竹竿一抬，跑了起来。几个小时后，他们把刘伯承往地上一放，走了。刘伯承听听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正不知凶吉，有人把包裹解开，喊道：“刘队长！谁把你送到这里来了？”
刘伯承一听，是他的士兵。原来这里是部队的集合点。送他的人是谁，他始终不知道。
刘伯承隐藏在一个农民家养伤。由于农村缺医少药，伤势日益恶化。他在群众和部队的护送下秘密潜入重庆，住在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里，由一位德国的阿大夫负责诊治。
阿大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医，刘伯承的伤势令他摇头叹气。经过深思熟虑，他慎重地作出了全身麻醉的手术方案。刘伯承担心麻醉对大脑神经功能有损，坚决拒绝麻醉，阿大夫执刀几十年，从未有伤员提过此种要求。他望着这位24岁的中国青年，从心底受到感动。
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阿大夫一点一点地清除眼眶内的碎弹片、腐肉……虽然手术对他是轻车熟路，但不施麻醉的手术这是头一遭。生割活刮，无疑是对肉体极大的残忍。
手术台上的刘伯承一双手死死地攥着手术台沿，咬紧牙关，汗水自额头、鼻梁以及全身的每个毛孔涌出，透过身上的衣服，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
手术终于结束了。阿大夫顾不得摘下橡皮手套，关切地问：“年轻人，疼得厉害吧？”
刘伯承惨白的脸上掠过笑意，虚弱地说：“割了74刀。”
阿大夫惊诧道；“你怎么知道？”
“你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
阿大夫有生以来没见过如此坚毅的人。他事后对人说：“我给一位中国军人做过手术，他叫刘伯承。我坚信他不是军人，是军神。”
刘伯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一想到背他出城的丘二，送他到集合地点而不留姓名的群众，以及尔后千方百计、辗转掩护他回重庆治眼的士兵，就好像拥有了一支比他攻打丰都城的第4支队更加勇敢的队伍。
此后，刘伯承在南昌起义、留学苏联、土地革命战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就仅仅依靠那唯存的左眼阅读兵书、书写电文、下达战表、审核战报、翻译军事论著……。他办事慎密，不容半点疏怠，乃至一纸宣传传单都要经他那一只眼睛审阅，而且他还要细心修改字句，用震颤的手写很大的字。当然，用眼最多的还是看地图，苦难的中国战事绵繁，此消彼起，战火不断。他那唯一的左眼每天要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版图上巡视上百，上千遍，借助一柄日本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在那细密的军用地图上求索……
有人走进指挥室，舀了白开水送过来。
刘伯承不理。
“喝嘛。眼睛不好，天气又热。”
刘伯承扭过头。是邓小平。他笑了，接过水一饮而尽，又舀了一缸子递过去。
“热得很，你也喝。我正准备让人找你回来。”
邓小平搬了把椅子放在地图前：“你说。”
“蒋介石亲自督战，顾祝同又调来王敬久一线指挥。你看，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意图是：以西路坚守郓城、荷泽、定陶，吸我屯兵城下，再以东集团军拊击我之侧背；东西夹击，钳形攻势，以迫我沿黄河南岸背水作战。”
“我们不是韩信！”邓小平的目光盯着地图上的蓝色箭头，“嚓”地点上一支烟。
刘伯承：“很明显，这是一个跛足钳，东强西弱。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按原计划先吃掉西路军，破其全局，吸其东路军北上，在其北上的过程中再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