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到有备无患，《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精心分析、判断了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之后，敌情可能的4种变化：一是敌人收缩兵力于南京、上海、杭州间及南京、芜湖地区，割断我中、东突击集团的联系，集中主力与我东突击集团在宁沪线决战，而芜湖以西各部则退至浙赣线，保障其退路；二是向后撤收，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割断我东、西两突击集团的联系，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在浙赣路与我决战，或作战略撤退；三是放弃沿江一线，主动退守浙赣路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四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针对不同的敌情变化，提出了相应的处置对策，并明确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军采取何种对策，战局都会发生有利于我军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造成敌人全线混乱。我军的作战部署，仍应以敌乘我东突击集团与中、西两突击集团相距尚远之际，集中兵力与我东突击集团决战的情况为基本出发点。
纵观《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重点分明，虚实结合，三箭齐发，以令敌防不胜防的战役布势，的确达到了“一点突破，全线震撼”的目的。充分显示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高超的军事才能以及神机妙算，令后人深深折服和赞叹不已。
中央军委收到总前委呈报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后，给予充分的肯定。4月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复电，该电报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最短的一封电报，其言简意赅：“总前委：卯东（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军委卯江（4月3日）。”
科学完善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拟制完成，体现了总前委及各级指挥员的深思熟虑，体现了全军上下的聪明才智，为渡江战役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九、渡江日
渡江战役的胜利，《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功不可没，达到了后来陈毅所说的“聚歼敌军不落空”的神奇效果。
渡江日期的确定，也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发起渡江作战，野战军无权决定，总前委也无权确定，渡江日期的决定权在中央军委。
随着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渡江日期多次变更，曾经困扰着大多数高级干部和绝大多数前线指挥员和支前人员。
渡江日期实际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地民主协商，围绕着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考虑的，直到战斗发起前的两天，即1949年4月18日，才正式决定下来。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成熟，并且反映了获胜的必然性。
1948年10月11日，正当毛泽东拟定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时，就考虑过渡江作战的时间和兵力，为此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华东野战军：1949年“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谈到渡江作战时，针对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实际，强调指出：“今年初春休整，春天渡江。”
2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致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东北局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报”中分析认为，“国民党有在京沪杭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
针对这两种可能性，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杭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诸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做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
2月8日，总前委在商丘举行会议。在讨论中，大家的意见趋于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在次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他们提出：“我们一致认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而且阐述了渡江日期选择的政治、军事和季节上的理由。
当时设想的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一再提前。但中央军委由于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政治斗争的需要，推迟武力渡江对和平谈判有好处，故渡江作战的时间则因政治上的原因往后推迟。
1949年3月19日2时，中央军委给已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的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发去的电报称：4月5日前可判明与国民党的谈判有无希望，“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认为，攻占长江北岸国民党据点的时间需要4天以上，然后约需要一周的渡江准备时间，故于当日给中央军委发报，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应延至十六日为宜”。
次日，中央军委专门给陈毅、谭震林及第二野战军发电，估计和谈成功要在我军渡江成功之后，故强调4月2日就可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4月5、6日完成，“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
两个野战军的领导经过商议后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满月，通宵都有月光，对我军第一梯队秘密攻击不利，无法隐蔽，故难以达成战术上的突然性。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给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将渡江时间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为“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九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
3月27日，中央军委给总前委发电，同意推迟两天发起渡江战斗。
30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发布《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将渡江战役攻击发起时间“内定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统一发起战斗”。
31日，总前委发布《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命令“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4月7日4时；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电报，强调“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于十五日以前成立协定……请加紧准备于十五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如果我们需要略为推迟时间，当临时紧急通知你们”。
渡江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和平谈判也在针锋相对、讨价还价中向后延伸。鉴于和平谈判有可能在15日签字，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如果协定签订成功，战斗渡江将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可能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为此，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总前委的电报，询问推迟时间有何不利。
当日，总前委经过慎重研究，给中央军委回电：每年5月初长江开始涨大水，两岸湖区均被淹，导致长江水面极宽，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百万大军驻在长江边，推迟时间，会在粮食、柴草等方面造成极大困难。所以总前委建议“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
毛泽东认为：从4月中下旬至5月初，有半个月至20天未发大水，我军如在，5月5日前用14夭的时间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南京主和派正准备于15、16日签订和平协定，两天后公布，对于江南敌军有瓦解作用，可起到不战前屈人之兵的目的；和平协定签订后，李宗仁等需有5天左右时间说服敌军后撤或让出几个地段来；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实行，我们却在公布后尚留数天时间才渡江，以表示我们对南京政府和江南军民仁至义尽，对方若反悔，则理在我方；我方立脚点须放在对方反悔上，假如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我们的损失仅在于推迟了7天时间。最后，毛泽东还考虑，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但必须保证4月下旬渡江。
经过充分的考虑，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强调军事服从于政治斗争，于4月11日致电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廿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重申了上述考虑和理由。为了防止部队出现松懈，中央军委强调，下达推迟渡江日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不难想像，百万大军整装待发之际，突然接到推迟一个星期渡江的命令，自然引起了一些指挥员和战士思想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前委一方面向军委反映实际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意见，另一方面向部队进行解释和教育。
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廿九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至合肥，再由合肥用汽车运至前方。因此请军委再帮助我们解决一批汽油，以利运输。”总前委在电报中强调：“从军事上说，以廿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需，也以不要推迟至廿九日以后为好。”
邓小平专门起草了以总前委的名义发给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的电报：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是国民党投降的协定近期可能签字，对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是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基础上渡江，以进一步孤立敌人，团结人民。
三是大部分国民党军还握在蒋介石等顽固派的手中，要做好充分的战斗渡江的准备。
四是如果政治上需要，还可能向后推迟，既要防止急性病，又要防止战斗意志松懈。
五是4月底以前，江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六是时间推迟导致的粮食、柴草、油、盐问题，要具体计算，提出解决的办法。
七是延期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放在加强战斗准备方面。”
这是一份说理透彻、切合实际、针对性强的内部宣传教育材料，而且有着特殊的价值，反映了邓小平高超的领导指挥艺术。总前委的指示电并没有说推迟时间是友军的问题，而是把谈判与延期渡江的关系挑出来予以专门的解释，把“底”交给广大官兵，解开了部队的疙瘩，使部队对军委、对总前委更加信赖，斗志更旺。
当中央军委收到总前委这份电报后，于14日复示：“总前委卯文（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总前委在听取部队及各方面的意见后，于4月17日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他们认为：“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毛泽东根据总前委的建议和谈判的情况，于4月18日9时起草厂以中央军委名义发至总前委的电报，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并特别强调：“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1月20日18时，渡江战役的炮火袭击开始了。20时，满载着我军官兵的木帆船，在苍茫的暮色中向长江南岸驶去，伟大的渡江战役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