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分明又缺少公正的社会中发迹变泰就成了底层人物期盼改变自己命运的黄粱梦。古代统治者对于稍微有点不服自己统治的“刁民”一律予以打压，明代连“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反之计，又无状可查者”也归人“谋反”之罪（十恶不赦的大罪之首），而且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就是如此严厉的惩治，揭竿而起者仍是前赴后继。近代地理学家张相文先生曾著！帝贼谱两卷，所著录的皆是历代敢于武装造反之人，根据成王败寇的原则，成事者就是帝王，失败者则为寇，全文收一共七百余人，宋代以后尤多。这一方面是老百姓身处苦难，使得许多人除了死和造反再也无法解脱，既然都是“死”，那就不乏敢于拼个鱼死网破之士；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宋代产生的发迹变泰理念的推动，它也培植了野心家，特别是那些久历江湖的游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是摆上桌面的台面话，最大向往还是打天下坐天下，然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统江山，唯我独尊。这些是宋代以后谁都懂得的至为浅显的道理。清代被雍正皇帝逮住的企图煽动岳钟琪谋反的书呆子曾静在其所著！知新录里也知道历代做皇帝的都是“世路上英雄做”，“甚者老奸巨猾，即该所谓‘光棍’也”，一语道破身披光环的真龙天子的实质。当然，被蛊惑起来的众人之中也夹杂了许多愚不可及的人物和妄人。
6.改朝换代的路径--从“朴刀杆棒”到“发迹变泰”
“朴刀杆棒”与“发迹变泰”这两类表现游民生活与理想的通俗文艺作品在宋代以前是没有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原创性的意义，而且它们逐渐演变为一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从朴刀杆棒到发迹变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模式，并用此模式解释古代各朝代的兴盛衰亡。杜甫有诗云：“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看帝王”不是看他是否真龙天子，而是看他是否能够选贤任能，遵循尧舜周公孔孟之道，杜绝战争，实行仁政，风俗归于淳朴，共享太平，这是古代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史观；而受到底层文化影响的江湖艺人对动乱持欢迎态度，认为这也是一种天理＇在战乱中真龙天子出现，登上龙庭，拯民众于水火。真龙天子与帮他打天下的“短衣帮”的“世路英雄”共享富贵荣华。这种意识渗透在他们参与创作的许许多多通俗话本与讲史之中。
中国历史悠久，自古重视历史，通俗文艺兴起之后也有大量讲史作品出现。最初大多讲史作品基本上是编年史的改写，不少小说就是直接抄“资治通鉴”，如！唐书志传在写李世民与他麾下将领扫灭群雄，逐鹿天下时，大段大段地抄！通鉴。这些大多是底层文人创作。当江湖艺人参与之后，就有可能把本来属于“讲史”类的作品（如“东西汉”、“说唐”等）转化成为个人英雄传奇。艺人们在塑造这些“个人英雄”形象时往往远离历史，按照他们的理想好恶去处理人物，于是豪门贵族也好，文人士大夫也好，一律向游民靠拢，成为游民化了的形象。这样就把“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两种故事类型设计成为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模式，凡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成了一些手执朴刀杆棒出身社会底层的草莽英雄挑战现实秩序、打倒“老贵”、跻身“新贵”的过程。
他们奉真龙天子为主子，在夺取天下的同时改换门庭。这逐渐成为江湖艺人惯用的套路，凡涉及改朝换代，概莫能外。例如唐兴隋亡是个代表了不同的贵族集团利益的群雄争霸过程，可是在江湖艺人口中变成了程咬金、秦琼、徐懋功、尉迟敬德一帮游民在打天下坐天下争斗中逐渐识别出真龙天子的过程。程咬金做了三年瓦岗寨的假皇帝一混世魔王（这是毫无历史依据的。为了编造这个情节，作者甚至割舍了瓦岗寨第一任真正的领袖翟让），但他最后带着一帮拜把子的兄弟投了大唐，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他们的图像被画在凌烟阁上。这些出身底层和游民的英雄都经历了从朴刀杆棒到发迹变泰的过程。其他述说王朝兴亡的评书如《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飞龙全传》、《大明英烈传》都可以说是由朴刀杆棒到发迹变泰的故事。
总之，“朴刀杆棒”是社会底层人士游走江湖、保卫自己和争取生存、反抗统治阶级的武器，而“发迹变泰”是他们美丽的梦想。前者似乎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奋斗的终点。随着人口的激增与人均占有土地量的减少，游民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思想却不能产生根本的变化以适应这种变化，并着力解决这一矛盾（例如开放国门倡导国人走出国门到人口少的地区谋求生存）。这样从日渐瓦解的现时社会秩序里涌出的大量游民绝不会有真正的出路，更不可能有辉煌的终点。由于竭力打拼和机遇，少数游民在社会动乱中实现了出人头地和改换门庭，但绝大多数底层人士不会有如此好运气，等待他们的是更多的苦难，甚至是辗转沟壑。
自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以来，古代的中国就在一治一乱动荡，基本上是两百年一个轮回。宋代和宋代以后人口的增减也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要素，因为当小农的生产方式和宗法的组织结构不能适合过多人口时，游民便大量产生了，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常常处在焦虑之中，自然而然，他们必然是反抗既定秩序的先锋与中坚，再有了游民文化的启示，造反就会成为寻常事。游民和各阶层的社会边缘人的争生存、求发展的进程，仿佛就是在“朴刀杆棒”与“发迹变泰”的现实和梦想的交替之中不停地挣扎，重复着世世代代的悲喜剧。从而使全社会成员都要在“太平犬”与“乱世人”中做出可悲的选择，使得古代的中国社会在一治一乱的反复震荡中徘徊不前。
7.《水浒传》是许多“朴刀杆棒”、“发迹变泰”故事的
前面说过，两宋时“朴刀杆棒”类故事中，有些是描写梁山泊好汉冒险生涯的故事，它们的流传演变成为“水浒”系列。这个系列的故事在南宋颇为流行，并被《醉翁谈录著录。故事中有奋斗、有暴力，当然更有发迹变泰，然而，由于民族斗争十分激烈，本来只是伸张游民追求的故事不得不用“忠义”这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加以包装，强调实践“忠义”与发迹变泰并不矛盾，这一点在后来的《水浒传》中又加以张扬。甚至直接用忠义命名“水浒”故事，称为《忠义传》。
元代出现了大量的“水浒戏”，传世的元代“水浒戏”中多是手执朴刀杆棒的梁山泊好汉在实行“替天行道”，攻破黑牢，解救遭受冤屈的人们，为他们报仇雪恨。
明代写成的《水浒传》在主题上继承了“忠义”、“替天行道”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想意识，但在当时特殊情势下和传统的浮云蔽日、奸邪蔽主这一命题下统一起来＇外抗强敌，内除奸佞都是“替天行道”，也更符合忠义的原则。
《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是许多江湖人的个体奋斗史。《水浒传》前七十回就是林冲、史进、鲁智深、晁盖、武松、宋江、戴宗、李逵、石秀、杨雄、柴进、张青、孙二娘、顾大嫂、卢俊义等等许多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的故事，从他们的行事与行事方式和喜怒哀乐中刻画人物，反映生活。这些江湖人几乎都是手持朴刀杆棒打开通道，杀出新天地，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就是写朴刀杆棒的。翻一下宋元传世的话本和明代通俗小说，它们涉及的朴刀杆棒的次数全部加起来也没有《水浒传》一书多。
《水浒传》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教材和江湖人奋斗的百科全书。
记录宋代说话技艺与资料的！醉翁谈录》把“朴刀”故事和“杆棒”故事分别著录。属于“朴刀”的有！李从吉》（又名！徐京落草》），李、徐二人原先都是山大王。他们也是《水浒传》中的人物。第七十八回写高俅带领“十节度使”围剿梁山，“十节度使”中就有“李从吉、徐京、杨温”，并说他们“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因为这些人不属于梁山系统，其故事没有在《水浒传》中展开。“杆棒”类故事中记录有《花和尚》和《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写鲁智深和武松的。《水浒传》前七十回，分别以大量篇幅写他们闯荡江湖的故事。鲁智深原属于小军官，属于社会边缘人物，因为主动出击，救弱惩恶’沉沦于江湖；武松本来就是游民，游荡江湖，希望凭自己的能力打人主流社会，可是事与愿违，最后落草二龙山。这些以刻画个人英雄形象为主的故事在宋代就巳形成，《水浒传》吸收了这些朴刀杆棒和发迹变泰的故事。后面与朝廷剿灭部队作战，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故事，按照说话分类应该属于“士马金鼓”，离朴刀杆棒远了一些。
《水浒传》把手持朴刀杆棒的游民们的造反精神写到极致，并且把发迹变泰的路径也说得极为显豁明确。或直截了当地说，梁山好汉们造反聚义的目的就是实现忠义，向皇帝贡献忠义就能有官做。怎么能把造反与忠义联系在一起呢？有时看似可笑，但作者却有自己的解释。例如智取生辰纲之后，案子被破，官府来捉，围剿三阮所住的石碣村，三阮与晁盖等人用计抵抗。当官府的捕盗巡检与何涛观察乘船向石碣湖进剿时，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嘲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是阮小五用渔歌嘲弄来捕人的官府衙役。他把武装拒捕、攻击地方政府武装说成是对皇帝的忠心和最好的报答，因为他们都是一帮“酷吏赃官”。《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宋江与巳是待罪之身、并准备上山寨落草的武松告别时说：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
把朴刀杆棒、发迹变泰、忠义、青史留名结合得天衣无缝。但究其实质可以说这是为了达到发迹变泰的目的才倡导造反。梁山好汉一度被招安授官，从表面上看也是发迹变泰了，可是最终还是悲剧。他们不仅没有解决促成他们走上造反道路的社会问题，而且连自己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一些人再次游荡江湖，一些人丢掉了性命。有论者说因为走招安道路，所以造成了悲剧，如果坚持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就不是悲剧了。这些人不懂得皇权专制与游民武装造反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做皇帝仅仅是一个人，不可能是集体做皇帝。且不说一人称帝万骨枯，就是靠武力打下天下后，皇帝周边的功劳盖世的文臣武将恐怕也很难久享富贵，会有许多人沦为悲剧，因为靠暴力打天下的王朝都有一个暴力继续释放的过程。历代屠戮功臣并非是当事的皇帝特别残暴（如刘邦、朱元璋等），而是事态使然，不得不这样做。与此相反，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靠政变起家，他就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手段。因此即使是“夺了鸟位”宋江做了皇帝，不仅社会结构没有变，就是李逵一类打天下的勇敢分子也未必不是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