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杨步伟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代女医生。杨家三代以来的女孩子“都读书，不但识字，并且都是写作俱佳的文学家”，只有杨步伟因为不喜欢写文章，且个性又太强，于是便在父亲建议下学了医。上学时，祖父曾为她取学名“韵卿”，但她这个人野性和闯劲十足，颇有男子汉的气概，同学兼好友林贯虹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起初没有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才将韵卿易为步伟。
1919年，从日本归国的杨步伟立志改变中国医疗事业落后的状况，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和留日同学李贯中合办了一所“森仁医院”，医院只设妇产科和小儿科。但杨步伟的职业医生并没有做太久，因为赵元任出现了。
结婚后，杨步伟并没有打算放弃她的事业，婚后第三个月夫妻俩去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杨步伟原本计划到美国后再考取行医执照，然而就在赴美的轮船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家庭主妇，少了一个杰出的医生。杨步伟共为赵元任生育了四个孩子，而且全是女儿，可惜余光中的四个儿子“余生也晚”，不然两家可以搞个联谊。
学了这么多年的医科，一直读到博士，立志做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当上中国第一个医院女院长的杨步伟仅仅当了两年医生，就此放弃了她的追求与梦想，从此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在美国缺钱时，大家闺秀出身的她曾熬夜做手提包卖，也常跟同为教授夫人的房东太太去捡蔬菜批发商店倒在路边的菜和水果，还典当和出售过自己的皮货。她说：“不管是哪一国，嫁了一个教授，都是吃不饱饿不死的。”这一切，放在一个普通的女人身上并不奇怪，但对于这么优秀和要强的一个女人，则近乎天方夜谭。
闲暇的时候，闲不住的杨步伟偶尔也会弄点女强人的动静出来。1925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国学院教授后，在清华的四年杨步伟折腾出不少花样来。她和另外两个教授太太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招来不少附近的女孩子，用自己在各国收集到的手工样本教她们做各种手工。她发现清华师生进城要坐人力车，非常不便，一度准备和太太们集股办公共汽车公司，后来这事由一家银行办成了。
最闹腾的是，杨步伟还准备在清华开个馆子，提高师生的伙食质量。大家伙听说杨夫人要开饭馆，个个欢欣鼓舞，争着向校长和评议会请愿，居然被批准了。不过赵元任听说这件事后，气得像一只斗鸡，回家后和妻子大吵了一顿，要求她马上停止这种“不正经”的事情，免得又要惹上一堆麻烦。但吵完后赵元任还是由着杨步伟去了，因为他知道以妻子的脾气，要做什么事绝对不会因为一场吵架而停止的。晚年的杨步伟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的过了四十多年，我是处处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
幸好杨步伟的饭馆没办多久，因为她太热情好客了，饭馆很快就被朋友们吃得难以为继，只好忍痛割爱，她曾写了一副对子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净。也许是缘于对这份往事的怀念，她后来在美国还出了本《中华食谱》，居然大受欢迎。杨步伟的饭馆虽然不开了，好客的她还是三天两头在家里请客，“座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对此赵元任倒是坦然受之。他的人缘那么好，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妻子。
真正的爱是彼此都能够为对方牺牲。省事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屈服于“处处找麻烦”的妻子，妻子虽然一直在“找麻烦”，但始终没有回到她所挚爱的医疗事业中去，她的精力主要还是付出在这个家里。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而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暮年夫妻俩曾感慨地说他们虽然争吵了一辈子，但也和和乐乐地共度了大半个世纪。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她又俏皮地加了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1946年，值赵元任夫妇的银婚纪念日，胡适寄来一首打油诗《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1971年金婚纪念日，夫妇俩又各写《金婚诗》一首，和胡适的《贺银婚》，杨步伟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道：“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在追求杨步伟的时候，有一次匆匆忙忙地去医院找她，一不小心把她栽种的一盆大黄菊花一脚踢翻了，盆也踩破了。赵元任抱歉地说，以后有机会我赔你几十倍。杨步伟以为他不过随口说说，没想到以后每年逢她的生日和两人的结婚纪念日，赵元任都风雨不动地送她一盆黄菊花，几十年从未有缺。我们见过了太多一时的爱情，而一世的爱情当如是。
1981年3月，杨步伟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悲痛异常的赵元任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1982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赵元任继归，享年九十一岁。两人长达六十年的风雨携手，一直被视为民国学人婚姻的完美典型，伟大的爱情从来就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
“干不了，谢谢！”
在和杨步伟结婚之前，赵元任郑重地对她说：“韵卿，我该交代的也都交代了，但还有一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件事，将来你也许会失望的，那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
赵元任以为像妻子这么要强和能干的人，很可能会极力怂恿自己去做官，女人嘛，有几个不想当官太太的？但杨步伟偏偏就不喜欢这样，她说很多人只做了一下官，便留下十足的官派来，自己看见了就要生气，并且两人的脾气都是不会巴结上司的，也当不好这个官。
赵元任得到妻子的首肯，便放心地与官场划清界限，死心塌地地研究自己的学问了，他的一生中曾经四辞当官的机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人的楷模形象。
1925年，赵元任夫妇接到清华聘书，从欧洲乘船回国，在上海上岸。这时正逢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发生易长风潮，北京当局派来接替原校长郭秉文的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遭到众多师生抵制，不得入校，双方文电交驰，腾于报章。为了息事宁人，有人提出折中的方案，另请一个德高望重者担此重任。赵元任在两方面都有不少朋友，道德学问皆为大家公认，于是一到上海便被说客包围。赵元任知道来意后，吓得连夜北上，逃之夭夭。
其后赵元任又两拒清华校长之职。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赶走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后，奉系所委任的清华校长随之下台。国民政府大学院欲委赵元任为清华校长，他荐贤自代；随后，清华发生了第二次“三赶校长”的风潮，包括罗家伦在内的三任校长都被师生撵走。学生们提出新校长的几个条件：（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显着。赵元任“不幸”几个条件都符合，被很多人看成清华校长的不二人选，这可把他愁坏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走为上”，于是离开清华，跑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蔡元培为大学院长，还准备请赵元任当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又推荐了傅斯年来代替自己。
赵元任离开清华后，有一段时间清华校长没人敢当，连续十一个月陷入权力真空期。于是大家又找到了赵元任，希望他出来救急。赵元任急中生智，提出先让地质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并推荐了原清华教务主任梅贻琦回来长校。当时梅贻琦在美国当留学生监督，脱不开身，电报发了两个月还是未能回来。翁文灏跑来质问赵元任怎么办，赵元任一急之下，索性决定到美国去接替梅贻琦的工作，让他回来当清华校长。就这样，赵元任替梅贻琦在美国干了一年的留学生监督，杨步伟说“这是元任做过的唯一近乎行政性质的事情了”，好在监督工作比校长单纯多了，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最后一次是在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校长出缺，此时赵元任正在美国大学任教，按理没他的事，怎奈他人缘太好，教育部长朱家骅竟然连发五个电报请他回国就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的回电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朱家骅仍不死心，打电报给杨步伟，希望她能吹吹枕边风，杨步伟不为所动，回电说：“我从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本来有回国打算的夫妻俩被一个个当校长的消息吓坏了，为了避免回国后受到纠缠，他们决定暂时留在美国，躲开国内的是非。然而，时局变化之快超乎他们的想象，夫妻俩竟从此只能做异乡人，在美国待过了后半生。
身处异域的赵元任渐渐老去，如同每一个老人一样，他时常遥望东方、思念故土，《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他晚年最喜欢唱的歌曲。1956年5月2日，六十五岁的赵元任在灌制《长恨歌》与《琵琶行》录音带时，“几次试诵，总以情不自禁，泣不成声，不能卒读而告终。最后只得改录其他一些短诗”。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下午灌唐诗，练长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几个短的。”《赵元任年谱》的编者，赵元任的女婿黄培元在这件事下加注云：“通过此事，可以略见元任先生对中国古文化感受之深，感情之丰富，亦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
不过赵元任又是幸运的，他的后半生躲进美国的象牙塔中，避开人间的风雨，一生以“好玩儿”为处世准则的他照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玩弄”他的学术，无需担心有人蛮横地打破这种宁静，也不用因为政治的压迫而扭曲自己的本性，出卖自己的灵魂。因此，赵元任在大部分时间里心情都是愉快的，总是“笑眯眯”的，是他给很多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沉湖，梁启超死于庸医之手，两人皆英年早逝，陈寅恪在“文革”中含冤而去，唯有赵元任既得享天年，又始终能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天对他可谓厚待矣！
中美关系恢复后，晚年的赵元任得到了两次回国探亲访友的机会。1973年，他携妻子杨步伟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祖国，被奉为座上宾，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国家把他这样的海外名人当成宝，回来都是高规格的待遇，很多同样的人物可能在国内劳动改造。这一次赵元任特别走访了自己的故居。
1981年5月，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赵元任又一次回到了祖国，不过这回是独自一人，两个月前他刚刚丧偶。这一次他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当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高徒王力也参加了会谈。王力此时也年逾八旬、白发苍苍，早已是名满天下的语言学权威，但他一进门便毕恭毕敬地向赵元任行弟子礼，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在这次行程中，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请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清晰可辨，发音辨音能力不弱于五十年前的他，真让人难以置信。返美前，他频频对送行的朋友说：“我还要回来的，我还要回来的。”或许，赵元任已经有了终老故土的打算。
遗憾的是，仅仅七个月后，赵元任就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长逝，怎奈归期未有期！赵元任逝世后，子女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和杨步伟夫妇俩的骨灰一同撒向太平洋中，这既表示他们属于世界，也希望这浩瀚的太平洋海水能够让他们魂兮归去。
潘玉良档案名 号\本名张玉良（一说陈秀清），婚后改姓潘，名世秀，后又改回玉良，遗嘱中自署潘张玉良生卒年\1902-1977籍 贯\江苏扬州出生地\江苏扬州家 世\出生在扬州一个普通人家，自幼父母双亡，后依舅舅，但没过多久被其卖入青楼艺术领域\绘画、雕塑代表作品\《披花巾的女人体》（油画）、《双人扇舞》（油画）、《格鲁赛头像》（雕塑）、《蒙德梭雷头像》（雕塑）等经典名言\合中西合于一治，从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特殊嗜好\白菊花评价\“潘玉良是当代能使中西艺术融合的少数中国画家中一位杰出的榜样”（着名美术史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苏利文）潘玉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元气淋漓障犹湿
在中国近现代的女画家中，潘玉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不仅是从技巧的层面考量，更在于生命境界的大小之分。中国的女性画家普遍出生于名门望族或者书香门第，对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画和作画不过是一种浮生的消遣，相夫教子才是她们人生的主旋律。虽然其中不乏天分突出者，但她们的闺阁之作总体来说格局狭小、宅气太重，缺乏宏大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局面，直到潘玉良的出现才被打破。
潘玉良是第一个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的中国女子，从该校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成为进入罗马皇家画院的第一个东方人。她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国际奖项。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潘玉良是片中唯一的东方人。1959年，巴黎大学将其设置的多尔利奖授予她，巴黎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据说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然而，潘玉良的引人关注，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她的苦难与她的成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让人难以忘怀。她一岁的时候丧父，两岁的时候失去唯一的姐姐，八岁的时候母亲离她而去，十四岁的时候，舅舅将她卖到芜湖的一个妓院里面，直到十七岁的时候被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十七岁以前的潘玉良只有人生，没有艺术。
婚后夫妻俩迁居上海，潘赞化开始教她读书写字，丈夫成了她的启蒙老师。在他们家的隔壁，住着上海美专的洪野教授，潘玉良经常去看洪野作画，耳濡目染，索性拜入他的门下，从此走进了艺术的大门。潘氏的绘画天赋很快表现了出来，1920年，在他们的证婚人陈独秀的鼓励下，她投考了刚刚招收女生的上海美专（时称上海图画美术院），居然以高分被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