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很喜欢菊花，她画过很多菊花，不少自画像的背景中也都出现了菊花。潘氏热爱菊花，一则因为菊花身上有着飘然不群的孤傲精神和经风历霜的斗争精神，这也是她自我命运的写照；二则菊花为潘赞化最喜欢的花，他尤其挚爱白菊花，白菊花的“潇洒俊雅”和“华润多姿”也正是潘赞化人生的写照，两人寓居上海时一起种植白菊花，花前月下的日子曾经是她此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晚年在法国，潘玉良常常以画白菊花的方式来表达对丈夫的思念，现安徽省博物馆藏有其1959年所绘《白菊花》一幅，这一年也是潘赞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潘玉良的这幅白菊花应该创作于潘赞化弥留之际，只要菊花盛开，丈夫就会永远相伴自己左右。
对于身在海外的妻子，潘赞化的情感是痛苦与矛盾的，潘玉良曾多次写信要求回国，但是他出于种种考虑，屡屡劝说她再等等看。1949年夏天，潘玉良希望回国作画，潘赞化却在回信中说：“有空袭，沿海也不安，中国还谈不上艺术，你再在国外住两年为好。”这个时候潘赞化的信中还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为了妻子的艺术事业，宁愿牺牲自己的家庭幸福，表现了无私的大胸怀。到了1952年，他们的儿子潘牟被打为“右派分子”，潘赞化了解妻子的个性，知道她回来一定不好过，信中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且住他邦的意思了。
但是，当预感到自己与妻子今生可能永远无法再见面时，潘赞化还是流露出了感伤与悔恨的情绪。1954年，潘赞化七十大寿时，曾经写信给潘玉良：
玉妹爱见：
你一人在外不要太苦，家中你也不要挂念。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生活。十一月四日是我生日，我作诗一首寄予你。诗的意思后面细细地讲与你听。第一首诗中的遂子是战国时的一个大贤人，他说。人都有错，他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四十九岁时所做的事都错了。我今以年到七十，回忆二十年前你成名留学外国是不错的，但是到老相思，一时不能见面，从这一点来看也是错了……
1959年4月26日，潘玉良获得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她兴奋地写信回国，附上巴黎市长为她颁奖的照片，希望与丈夫分享她的喜悦。这一年的7月，潘赞化大腿部患动脉瘤，10月份医治无效去世，潘玉良直到第二年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由于过度悲痛，她大病了一场，该年度她很少作画。
暮年的潘玉良认真地保存了万里之外寄来的每一封家书，为了以防万一，她在一张便条上写道：“这是我的家书，假如我未来死在外国，烦请伴侣们将这些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为眷念。潘张玉良哀求。”这可以算是她的遗嘱，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这里用了“潘张玉良”的署名——相对潘玉良，“潘张玉良”四个字更让人感觉到她是一个跟在丈夫后面的妻子。
何时飞故里，不做寄篱人
从1937年到1977年，四十年间，潘玉良于法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拮据乃至穷困中度过的。二战期间，巴黎沦陷，潘玉良的画室被德国军队征用，她不得不搬到达累奇亚路过起了难民般的生活。到了战后，她的处境本应得到极大的改善，然而实际情况却比想象中糟糕很多。
原来，潘玉良后半生在法国一直坚守着一个“三不主义”的原则：不谈恋爱，不入法国籍，不签约于画廊。不谈恋爱是因为她对潘赞化的爱；不入法国籍是因为她对祖国的爱，她固执地认为入外籍等同于不爱国；不签约于画廊是她对艺术的爱，她不愿意为了金钱而丧失艺术的独立性。
战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很长的时间内大家连温饱都难以解决，更别提收藏了，而坚守“三不主义”的潘玉良处境自然更加不容乐观。1950年，苏雪林再次到法国留学，她在法国政府为穷艺术家兴建的免费住房中找到了潘玉良，故人相见，分外高兴。苏雪林见画室中新安了只取暖的煤炭炉，“烟囱弯曲到卧室，又弯了出来，由天花板通出屋顶”，就问：“安这个炉子要多少钱？”潘玉良说：“是我自己一节一节接好，爬上梯子，用铜丝挂在天花板上，再在天花板上打个洞，把烟囱通出去，又爬上屋顶，再加几节，固定好的。如今工人工资太贵，哪里请得起，只好自己来了。”
苏雪林听了很惊讶：“你也上了点年纪，爬两脚梯已很危险，更何况爬上屋顶，摔下来如何是好？以后可千万不要蛮干了！”潘玉良感叹道：“我十几年来同生活搏斗，什么苦没吃过？何止这区区装煤炉一事！”
幸好，在潘玉良最困难的时刻，一个叫王守义的男人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她身边，帮助她，照顾她，鼓励她，成为她晚年的守护者。
王守义1898年出生于河北高阳的一个农家，曾在老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结过婚，有一子。1919年他赴法勤工俭学，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起学习过。由于法文不行，王守义没有坚持学下去，专业打工去了，他从刷盘子、挖煤矿开始，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会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租赁汽车跑运输，赚了钱后，又考入巴黎航空驾驶专科学校，毕业后拿到了飞机驾驶员证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守义准备回国当飞行员，用自己的热血报效祖国。然而，当时的国民党驻法国组织被投降派所占领，准备伺机将他谋害。幸亏王守义事先得到消息，逃往瑞士，才保住了性命。
数年后，王守义回到法国，在巴黎开办了一个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当时他并不富有，却时常接济比自己更困难的同胞，很多留法学生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这些人回去之后往往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王守义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间接地报效自己的祖国。
在东方饭店，潘玉良与王守义相识了，面对落魄的艺术家同胞，王守义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拍着胸脯对她说，有困难随时来找我，只要我有吃的，就饿不着你！随着两人交情越来越深，王守义对潘玉良的关心和帮助也从柴米油盐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陪她到各地去写生，帮助她举办各种艺术沙龙和画展。1952年，潘玉良的画室遭到暴风雨袭击，房顶被掀开，玻璃破碎，满地一片狼藉，也是王守义买来材料帮她修葺一新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潘玉良对祖国的思念也与日俱增，1956年，她第一次正式提出回国的申请，却因儿子潘牟以及国内一些师友被错划成“右派”而不敢启程。在寄给潘赞化的一首诗中她语意伤感地写道：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
露从今晚白，月是故乡明。
身后繁华界，心涌故国情。
何时飞故里，不做寄篱人。
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特意挑选了一件红旗袍出席宴会。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日子，潘玉良还身着这件红旗袍画了幅自画像。
中法建交让潘玉良又看到了希望，她重新提出了回国申请。然而，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很快，“文革”就发动了，国内的家人不敢跟她再联系，从此音讯缥缈，十年生死两茫茫。
直到1976年，潘玉良才与家里恢复了联系，她第三次申请回国。遗憾的是，此时她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和鼻炎症，医生禁止她长途旅行。这一年的9月7日，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1977年，潘玉良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在病入膏肓之际，她殷殷嘱咐挚友王守义三件事：一是死后务必给她穿上旗袍；二是务必要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带回去，交给潘赞化的家人；三是她在巴黎的作品，将来务必要运回祖国。
潘玉良去世后，王守义主持善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花费重金为她在巴黎蒙巴纳斯墓园买了一块使用期为一百年的墓地，他亲笔在墓碑上书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几个汉字。
王守义没有辜负老友的托付，1978年，国内政治气象转晴，王守义将潘玉良的遗物和两千余件作品漂洋过海运回国内，遗物由潘家人保存，作品则由家人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潘玉良另有一部分遗作存在中国驻法大使馆，1982年初，驻法大使馆领事司致函中国文化部，请示对这部分遗作的处理意见。两个月后，文化部艺术局致电外交部领事司，指示将潘玉良的作品全部运回国内。这件事最终在1984年初得到落实，这部分作品也与前面一批一起进入了安徽博物馆。
潘玉良的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是她的作品总算回来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作品就是她的灵魂，这一点至少让九泉之下的她可以少一些遗憾。归国的潘玉良作品共计四千七百一十九件，其中包括：油画三百六十一幅，国画三百五十三幅，素描（包括白描、速写）三千九百八十二幅，雕塑四尊，版画六幅，雕版十三幅。想想她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创造出如此丰硕的艺术成果，真是令人钦佩！
在潘玉良去世两年后，王守义也匆匆撒手人寰，他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也没有为自己准备一块墓地，人们只好把他与他最好的朋友潘玉良同穴安葬，在潘玉良的墓碑上加上了王守义的名字。有了王守义的守护，潘玉良在异国他乡也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徐悲鸿档案名 号\原名徐寿康，后改悲鸿生卒年\1895-1953籍 贯\江苏宜兴出生地\江苏宜兴家 世\生于宜兴屺亭桥镇一平民家庭，父亲徐达章是个私塾先生，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画师，悲鸿9岁开始随父学画，由于家境贫寒，很早就走上了社会艺术领域\绘画、书法、收藏鉴赏、诗词代表作品\《箫声》、《田横五百壮士》、《愚公移山》、《九方皋》、《奔马图》、《八骏图》等经典名言\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特殊嗜好\收藏字画评价\“海内共知徐孺子，前身应是九方皋”（章士钊）徐悲鸿：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人生“八骏图”（上）
民国画坛名家巨匠辈出，但要称得上一代宗师的并不多，一代宗师必要有开创性的东西，引无数人竞折腰，进而争相模仿，但一学又破绽百出，愈不能至而心愈向往，于是开宗立派。无疑，徐悲鸿在画坛就是这样一位宗师级别的人物。
徐悲鸿的影响早已超乎画坛，他的“悲鸿马”在中国可谓人尽皆知、有口皆碑。而徐悲鸿画马，又以《八骏图》为极品，此画场面宏大、牵动极多，纵以徐氏独步天下的画马功力，也不敢轻易下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八骏图》，也只是他送给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那一幅，现存华盛顿费尔博物馆。
徐悲鸿一生，知马、爱马、画马，且让我以马为喻，来勾勒一幅徐氏人生中的“八骏”图景吧。
一曰野马。徐悲鸿绘画最早源于家学，徐父是个私塾先生，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诗书画乃一方之绝，技艺尽传与子。徐悲鸿亦天赋出众，未学画前，父亲外出时叫他把访客的名字记下来，他名字记不住，来人的相貌却只看一眼，即可以一模一样地临摹出来。
不过，徐悲鸿身上却有一种天生的野性，注定他跟传统的父亲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年轻的他自刻一枚图章“江南贫侠”，一个“侠”字隐示着他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追求。然而，江湖的风雨是这个少侠所难以想象的。徐家食指众多，父亲去世后，徐悲鸿作为长子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二十岁时徐悲鸿独自闯荡上海滩，却四处碰壁。有一回他求职再次受挫后，欠下旅馆好几天房钱，悲愤地准备去跳黄浦江，幸被朋友救下。
在生活极端窘迫之际，徐悲鸿画出了人生中第一匹马，投给了上海审美书馆主办的《真相画报》。这个马还不是后来的“悲鸿马”，但那种狂放不羁的形象却很能打动人心，结果不但画稿被录用，他还成了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这让他依稀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幸运接踵而至。当时的上海首富哈同创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奉仓颉为先师，重赏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的画稿在无数的应征之作中脱颖而出。原来，别人的仓颉都是两只眼睛，独有徐悲鸿的仓颉是四只眼睛，“过目”而让人难忘。仓颉造字，当然要比别人多出一双慧眼。不走寻常路的徐悲鸿获得了主办方的青睐，他不仅得到了一笔高额奖金，还被聘为哈同花园的美术指导和仓圣明智大学的美术教授。走进哈同花园，是徐悲鸿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机会，他的世界豁然开朗。
二曰烈马。徐悲鸿中年曾用泰山经石峪大字集了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此联常年挂在徐家客厅正中央，并请齐白石以“荒谬绝伦”四字刻印一方，他认为，唯有荒谬，才能绝伦。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在他早年已经显现无疑。
在哈同花园的一次名流聚会上，徐悲鸿邂逅了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见到徐悲鸿的画稿后，为他的潜质赞叹不已，年近六旬的康氏这时已经很少再收学生了，但他还是破例收徐悲鸿为入室弟子。
拜师之后，徐悲鸿受邀住进康宅，成了康家“斋馆”画师。得此机会，他可以自由翻阅老师收藏的大量历代书画、碑帖作品，并临摹“石门铭”、“爨龙颜”等名碑，尽得“宗碑派”真髓，书法造诣突飞猛进。后来徐悲鸿画马融入了中国的书法，有人说他不是在画马，而是在“写马”。
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是最早提出“美术革命”的先驱人物，他曾游历欧洲，对于西画有深入了解，号召“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康氏自知“吾老矣”，他把改良中国画的重任托付给年轻的徐悲鸿，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文至八股，画至四王，皆入衰途”，徐悲鸿认识到，中国画自明清以来已经和八股文一样陷入因循抄袭、闭门造车的衰颓境地。当年老师康有为以“救世主”的心态领导维新变法，如今，年轻徐悲鸿身上也有一种领导国画维新，舍我其谁的责任与豪气。
徐悲鸿下定决心要西游取经，他利用自己为审美书馆撰画的收入到震旦大学学习法文，为以后留学法国打下了基础。我很好奇从没上过一天正式学堂的徐悲鸿是如何学会法文的，他只不过函授式的学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从蒋碧薇的回忆录来看，徐悲鸿似乎一到法国就能自如地运用法文了，学习能力之强，不得不让人佩服。
三曰赛马。1919年3月，五四运动前夕，徐悲鸿携蒋碧薇在上海登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始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活，他也是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第二年，徐悲鸿考入着名的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师从着名的历史画家弗拉孟，该年冬，他又投入法国画坛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达仰门下，同时接受两大名师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