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7年苦役和终身流放。让人们为了这个滔天罪行来诅咒政府和社会，诅咒那些挑起这场迫害、由于私人嫌隙而极力火上加油的卑鄙的、被收买的报刊吧……车尔尼雪夫斯基被你们摆在刑柱上一刻钟，可是你们、可是俄罗斯，要被绑在耻辱柱上多少年呢？你们该死！该诅咒！如果一有可能，还要报仇！
“难道俄国画家中就没有人来画一幅画，来表现耻辱柱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吗？这一幅揭露性的画卷将是世世代代人的崇拜形象。它将把系人类良知于耻辱柱上的愚蠢而残暴的侮辱性的惩罚固定下来……”
一位记者目睹了假死刑仪式之后，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耻辱柱前的一刻钟吓不倒任何人，征服不了谁。它只能号召人们、唤起人们的斗争激情，但却不是1/4小时的激情，而是夜以继日的、年年岁岁的激情。
假死刑仪式后的第天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踏上了去西伯利亚的遥远而艰辛的路途。他要到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山区的卡达亚矿场去服苦役。
从彼得堡到涅尔琴斯克要经过亚特卡、彼尔姆、叶卡捷琳堡、秋明和托博尔斯克。亲属们为了减轻车尔尼雪夫斯基长途跋涉之苦，准备了一辆马车和必需品，在指定的时间送到了监狱门口。可是当局欺骗了他们。当他们把马车赶到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被押送上路了。经过一段艰辛之后，他到达了托博尔斯克，从托博尔斯克又走了3周，到达伊尔库茨克，可是，当地主管机关根本不知道要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到那儿去服苦役。他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伊尔库茨克又解往安加拉河流域的乌索利耶，从乌索利耶又回到伊尔库茨克，从伊尔库茨克沿阿穆尔大道到赤塔，再从赤塔才到了涅尔琴斯克。这种移来转去的长途押送，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受尽了折磨与摧残。他刚到矿山，立刻就得了坏血症和心脏病。但是，他依然每天被一名士兵押送着到工厂劳动，下班后再押送到卡达亚——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偏僻小村。
卡达亚环境十分艰苦，穷乡僻壤，荒无人烟，山山冈冈，寸草不生，一片凄凉景象。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墙壁和窗户上有许多裂缝，钻进冷风。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说实在的，我在卡达亚的这间破房子里，在当地朔风怒号的冬天，我的风湿病更加厉害了。”
一年以后，即1866年9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被从卡达亚矿转到亚历山大工厂。亚历山大工厂的周围尽是山冈和原始森林，围绕着银铅冶炼厂已形成了一个大村庄。在这个工厂做苦工的全都是流放户和关押在当地监狱的苦刑犯。1867年7月，当局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考验期”，对他的监禁有所放松。他被允许住在当地教堂一个职员的房子里，门的对面就是警卫队长的住所，在这里，他经常指导邻居的孩子们读书、学习，很快就成了他们的朋友和老师。每当闲暇时，他就带着书本和鱼竿来到亚历山大工厂旁边的阿尔穆尔河边，边读书、边垂钓。夏天的傍晚，他搬一张小凳子坐到台阶上，一边看书，一边思考着问题。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几步之隔。每逢星期日和节日，他被允许到牢房里去看望自己的难友们。在那里，他或者给他们讲故事、朗读自己的小说，或者同他们聊天，谈论各种问题。从政治、历史、文学、科学的基本理论，到战争、工业危机、古希腊罗马社会、彼得大帝的改革等具体历史事件，内容之广泛，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论述之精辟，使难友们惊叹不已。在他的谈话中常常使用形象的比喻、民间谚语、笑话等，使谈话妙趣横生，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有一次，他对一位难友说：“记住一句谚语：‘久耐必成大器’。当然不是马上，而是将来，遥远的将来；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子孙们。成大器，不一定就是戴肩章的将军，而是指具有超乎整个生活的大智大勇、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争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有力量和前途。那么，他们来自哪里？来自于普通的、没有文化的人民——全部力量都在人民之中……”
身陷牢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刻也没有忘记人民，他把整个社会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寄托在人民身上，并号召难友们为了整个俄罗斯的明天，去忍受磨难，不屈地斗争。
流放与苦役中的种种困难和艰苦，都没有使他感到悲伤，只是觉得丢下妻子儿女们于心不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亲爱的，原谅我吧。由于我生性不会筹划，没有能够给你留下必要的资产，我对此很不安。”每当他们结婚纪念日和妻子的生日，他总是在这穷乡僻境给妻子写去热情洋溢的信，向妻子表达自己的爱恋之情。他常常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心爱的人，我唯一的爱……我很久没有如此迫不及待地给你写信了。现在，我的亲爱的，我真是抑制不住我的感情的流露……谢谢你，是你照亮了我的生活。”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奥加尔·索克拉托夫娜，也一直忠心不渝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常常给丈夫写信，寄去生活必需品，劝丈夫保重身体。后来，她又跋涉千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相会。
牢房、苦役、孤灯、风雪，身处偏远异乡，远离亲人，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上的折磨与摧残，都没有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屈服。他像一颗傲雪的劲松，逢灾遇难，经受利刃，仍昂首挺立，岿然不动。他坚信自己的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因此，他能以革命家、历史学家的远大目光来对待个人生活中的悲剧。这位俄国文学史上的普罗米修斯，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是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和视死如归的殉难精神，高傲地忍受着降临到身上的深重苦难。与此同时，他在西伯利亚阴暗的牢房里，在矿山繁重的劳动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创作和其他学术研究。每天夜里，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他坚持写作。但是夜里写成的东西，第天早晨即付之一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如果这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写，我会发疯的。只要我把东西写下来，就不会忘记。”他在给表兄培平的信中说：“写了马上毁掉，不需要保存手稿。只要写下来，一切都保留在记忆中了。一旦我听到你说，可以发表我的着作，每个月我都可以给你寄去20个印张。”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记忆力是相当惊人的。有一次监狱的难友们举办朗诵会，该他出节目。他把一个笔记本摊在眼前，略加思索就开始有声有色地朗诵起来，并不时地看一眼笔记本。他朗读了一篇很长很长的小说。可是，坐在他身旁的一个难友发现，他的笔记本上一个字也没有。
从1865年到1868年，4年之间他不仅编了几个剧本，如《惹是生非的女人》、《没有收场的戏》等，而且完成了继《怎么办？》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序幕》。这部小说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19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小说中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伪善面目进行了揭露，对他们的奴才与走狗进行了鞭挞。它在整个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沃尔金是一个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者。他认为，地主没有权利得到一寸俄国土地，“一切土地应归农民”。他主张用革命手段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历史就是斗争，而斗争是不讲情面的”。这部作品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列宁曾多次引用这部小说中的语言阐述问题，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散发出阶级斗争的气息”。
在此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昔日》。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职员的小民房中没有“自由”多久，就又被投进了监狱，直到1872年12月被发配到维柳伊斯克，就再没有获得自由。
在卡达亚和亚历山大矿场做苦工期间，人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也时刻在惦念着这位坚定的革命者。1865年冬天，沙皇亚历山大世与少年时代的同学——着名作家托尔斯泰前往打猎途中，问及文学界的情况如何。托尔斯泰回答：“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俄罗斯文学已经穿上丧服了……”沙皇气得甩手而去。1870年底，一位名叫洛帕京的人几次前往西伯利亚，企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营救出来，但由于戒备森严，一直没有成功。
亚历山大世的走狗们担心革命者会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救走，决定在他苦役期满后把他流放到一个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地方。1871年底，他们又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转到了离雅库茨克西北750俄里的地方——维柳伊斯克。这里名为一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小村落，居民有四五百人，连个小铺都没有，只有十多座简陋的小木屋和一些破烂帐篷。这里最大的建筑物是围着木栅栏的监狱。从监狱的塔楼上举目四望，冰天雪地，无边无际。这里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是冰天雪地，交通断绝，连传递邮件都十分困难。人们把这里称为“天然的监狱”。车尔尼雪夫斯基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维柳伊斯克名义上是个城市，而实际上既不是村镇，也不是俄罗斯人所说的村庄。这是一个俄国几乎绝灭的、仅有的、十分荒凉的小地方……在这里要生了病，就意味着死亡。”
到了这里以后，他被安置在监狱中的一间房子里。当地的警察局局长根据上边的命令，对这个“要犯”采取了特别的监视措施。每天有十几个守卫人员轮流值班，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走到哪里，都有人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在这里，他孑然一身，离开了患难与共的难友，一片孤独。除了监视他的警卫人员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人。他每天11点多钟起床，喝茶、出去散步，回来后躺在床上抽烟，看一会儿书，然后再出去散步。他用这种方式驱散刚到这里的烦闷。
无论多么艰难的环境，也不能使革命者屈服。过了一段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开始了他的写作活动。在这期间，他大部分精力放在阐述各种理论问题上。他给别人的信件中，大都是内容广泛的文章和专论，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和数学等问题。他信仰唯物主义哲学，对当时在西方和俄国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几十部小说。可是，完整无缺地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回光返照》的两部分。
1874年夏天，沙皇政府企图让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书沙皇请求赦免，西伯利亚总督派副官文尼科夫上校专程来到维柳伊斯克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面谈。他问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没有什么要申诉的，有没有什么要求。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凳子上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对上校说道。
“谢谢您，我好像对一切都满意，没有什么要求。”
文尼科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下，告诉他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说着把一份文件递给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了看文件，对上校说：
“谢谢。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应该请求赦免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之所以被流放，只是因为我的脑袋与宪兵头子舒瓦洛夫的脑袋构造不同而已。关于这一点，难道也可以请求赦免吗？谢谢您的费心，呈文赦免我是坚决不干的！”
“这么说，您拒绝了？”上校大惑不解。“断然拒绝！”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断地回答。
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宁愿继续忍受更大的苦难，也决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决不向敌人屈服。这种刚直不阿的高风亮节，一直成为后人的美谈。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悲惨命运不仅使他的朋友和难友们愤愤不已，连1881年年初《国家报》也在就维柳伊斯克囚徒问题发表的社论中指出：
“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在雅库茨克，有一座城市——一座幻想中的城市，叫维柳伊斯克。它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虽然在地理上离国家的智慧中心遥远，但在道德上却紧连着——隐藏着一个不公正的范例，一个反动势力的牺牲品。那里有一个离井背乡、阔别俄国文学界的同道，几乎被剥夺了人的一切生存条件的人——H·T·车尔尼雪夫斯基。”
从1864年到188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满目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19年漫长的流放与苦役生活。1881月3月1日，民意党人一颗炸弹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世。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用了反革命的两手：为了笼络人心，他同意解除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终身流放的禁令，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以离开维柳伊斯克，但不能返回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83年回到俄国南方里海岸边的一个城市——阿斯特拉罕定居。
在阿斯特拉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变。警察当局仍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为了不给别人遭来麻烦，他独居幽处，不和别人交往。他说自己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孤独、冷漠。他既无工作，又不能发表作品，贫困在时刻威胁着他。有一次，他到一个小贩那里，从口袋里掏出几包香烟，说：“这是别人给我寄来的，我不会抽，您拿去吧，随便给我一点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为了养家糊口，他被允许搞点翻译工作。后来，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韦伯11卷本的《世界通史》，并写出了《论种族》《论人类语言分类》《论各民族间民族性的差异》《人类知识性质》《生存斗争有益论的根源》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为整个俄罗斯，为全世界文化界、哲学界、文学界、思想界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1889年10月1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脑溢血溘然而逝，从而走完了他那艰辛困苦、饱经磨难的人生旅程。一颗时代的巨星陨落了。早在1862年10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罗要塞的牢房里写给自己妻子的信中说道：“我和你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再过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名字仍然会使人们感到亲切。那时，人们已经把我们同时代的人几乎全部忘掉，但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缅怀我们。”
这位伟大预言家的预言没有落空。不仅他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闪烁着光辉，而且他那种身处逆境而不沉沦、饱受磨难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永远为后人所崇敬，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向前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