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努力于禁欲，但性本能总是任性而难以改变的。文明教育只可起到对婚前性本能的暂时压制作用，此后就可让其任意而为了，一些极端的措施要比压制更为有效。由于不情愿的压制如此过分，以致当性本能放纵时它却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因此，对一个年轻男子而言，彻底的禁欲肯定不适于他结婚。意识到这一点的女子，倒是常选那些在其他女子身上证明其男子气概的人为夫。婚前对女子所施行的严格禁欲，对女性产生的恶果更为明显。显然，教育之于婚前女子的性压制，岂止是低估，它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强制手段，它不仅禁止性交，竭力宣扬性贞操的重要性，而且使她对婚后的角色也一无所知，强忍爱情的冲动，抵制成长中的任何诱惑。其结果是，当父母突然决定其女可以相爱时，她却难以适应这种心理成就，在对自己的感情毫不确定的状态下缔结了姻缘。这种爱情功能的人为性延缓，使得她对十分钟情于她的男子只能表现出失望，情感上她仍属于父母，父母的权威使她产生了性压制，她表现出十足的性冷淡，致使丈夫难以获得真正的性快感。我仍不知道未受过文明教育的女子中是否存在性冷淡，尽管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是教育“孕育”了这一现象。这些从未尝过性快乐的女子，绝不情愿忍受接踵而来的生育痛苦。就此而言，这种婚前准备成了婚姻目的的障碍。许多年之后，虽然妻子克服了障碍，作为女人性爱的高峰期也被唤醒，但她与丈夫的关系早已破裂不堪。作为对以往驯服的奖赏，她的选择只有欲望的不被满足，对丈夫的不忠，或患神经症。
一个人的性行为常常规定了他对生活的其他反应方式。如果一个男子充满活力地去争取性爱目标，那他也会以同样执著的精神去赢得其他目标。然而，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如果一个人压制了强烈的性本能所带来的快乐，他的行为就会比较谦和、顺从，性行为与一个人其他生活方式的这种关系在女性身上更易识别。尽管她们对性问题充满了好奇，但教养却限制了她们对该问题的理智性思考，她们不时地受到恐吓，说这不仅不应当是女性所有的，而且还是罪恶的象征。于是，她们胆怯于对任何问题的思考，于是，知识失去了对她们的价值。这种性领域之外的思想压制，部分地形成于无法避免的观念性联系，部分则是自动的，就像人们关于宗教思想的压制，或忠实的人们关于忠诚问题的思考。我认为，女性“生理上的弱智”不能用生物学的智力活动与性活动对立加以解释。莫比斯即持这种观点，但遭到了广泛反对。我认为，众多女性的智力劣势是由与性压制有关的思想受压制造成的。
关于禁欲，有两种类型一直未作严格区分：禁止一切性活动，还是禁止与异性的性交。许多夸口成功地禁欲了的人，实际上是借助手淫和其他与婴儿期自体性活动有关的性满足实现的。然而，这些性满足的替代方式却是极为有害的，将性生活退化到婴儿时期必将导致各种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此外，文明的性道德绝不允许手淫，于是年轻人便陷入了由教育理想所引发的同样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放纵从多个方面败坏了人的性格：首先，它使人不经磨难，靠走捷径实现重要目标（即追随性欲决定行为方式的原则）；其次，伴随着性满足的种种幻想，使他们将性目标幻化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优秀程度。诙谐作家克劳斯，在维也纳出版的刊物《火炬》中，曾以挖苦的口吻说出了这一矛盾的真理：“性交不过是对手淫的无法满足的替代。”
文明要求的苛刻及禁欲的困难，使得异性间的性交成了禁欲的焦点，其他的性活动却受了恩惠，这可叫做“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由于正常的性交受到了道德的严厉摧残，加之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传染，异性间变态的性交，即取代性器官的其他部位的性活动，无疑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此类行为，绝不能像对待爱情关系中的性目标一样，认为是毫无害处的。从伦理上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降低为一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既不富冒险性，也没有精神的渗透参与。正常性生活出现困难所导致的另一恶果便是同性恋的增多。同性恋，除了由于生理的原因或童年的影响之外，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后发生的。力比多主流的受阻导致它寻求旁门左道的发泄，即同性恋。
所有这些无法避免、非人所愿的后果均是由禁欲造成的，它彻底瓦解了婚姻的基础。文明的性道德认为，婚姻是满足性冲动的惟一目的。手淫或其他性倒错，使男人习惯了不正常的性满足，从而降低了婚后性能量的发挥；同样，为保贞操而借助相似方式的女人，必然对婚后的正常性交表示冷淡。双方若以很低的性能力进入婚姻，那么瓦解起来也就比什么都快。男人的性能力低下，令女人无法满足；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使女人由教育形成的性冷淡得到克服，然而她却依然冷淡下去。这样的夫妻比健康的夫妻也更难施行避孕，因为性能力低下的丈夫很难适应避孕工具。其结果是，性交由于一次次令夫妻陷于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放弃，这样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我请求所有的学者能对我所描述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明察秋毫，我对这一事实毫无夸大之辞。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很难相信，具有正常性能力的丈夫何其少，伴有性冷淡的妻子又何其多，婚姻对双方禁欲的补偿程度何其低，对幸福的实现又少得多么可怜。我已阐明，在这种情况下，最显明的恶果是神经症。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婚姻还会将其影响波及到一个或几个孩子身上。粗看起来，还以为孩子的病是遗传的，其实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原来这是童年期强烈印象的结果。由于从丈夫处得不到满足，妻子会变得神经质。作为母亲，她会对孩子格外温柔和关心，这位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并导致孩子的性早熟。此外，父母间的恶劣关系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感受到强烈的爱与恨。严格的训教，使孩子必须压制性活动，而这种压制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种下终生患神经症的种子。
我将重申我的早期观点，神经症的严重性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这样讲，并不仅指下列现象，即某人患病后，亲人们并不当回事，医生也只是夸口许愿，只要进行数周的冷水浴或休息几个月，病人即可恢复。这仅仅是一些无知的医生和外行人的意见，只能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恰恰相反，长期的神经症即使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会使患者背负重压，像肺结核或心脏病所带来的恶果一样。如果将神经症与文明活动分离，仅让一些天生的弱者患病，其余的人则充分施展才华，那情形倒好得多。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必须坚持这种观点，不管神经症程度如何，也不管患于何时，总会破坏文明的目的，从而导致被压抑了的精神力量对文明的仇恨。因此，社会若以神经症的增加为代价换取人们对规范的广泛服从，那它就不能声言它得到了什么，事实上它一无所获。让我们讨论一种常见现象，比如，一个妇女本不爱她的丈夫，因为就她的婚前状况而言，她根本无任何理由要爱丈夫。但从教养所提供给她的理想婚姻上看，她又必须爱她的丈夫。必须压抑能够表达真情实感的每一种冲动，并尽力实现其理想。她会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可爱、温情而体贴的妻子。自我压制的结果无疑便是神经症，疾病等于是对不爱的丈夫的报复。其实，由于疾病，丈夫更不能满足，并对妻子更为担心，这还不如承认妻子不爱自己的事实更好，这一例子是说明神经症结果的最好事实凡是不利于文明的冲动的压制，就其补偿性而言，像直接的性压抑一样，同样也不会成功。比如，出于对先天残酷倾向的强烈压抑，一个男人变得异常的温柔。为了压制其天性，他必须付出很大的能量，结果便不能充分地驾驭其补偿性冲动，最终他所做的远不如不压制的为好。
我们还应看到，在任何一个群体里。对性活动的限制，还会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及对死亡的恐惧，不仅干扰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能力，而且难以直面死亡。这两种结果均招致生育的减少，进而使未来的群体利益受到破坏。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质问：我们有必要为这种“文明的”性道德做出牺牲吗？尤其当我们仍将享乐主义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并努力争取个人幸福之时。作为一名医生，本无提出改革建议的职责，艾伦费尔斯已描述了“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增加之间的关系，我在此指出这种性道德对现经神经症的蔓延具有严重的影响，不过是对艾伦费尔斯急切建议的支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