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概括今日的个体生活，同时记住权威们为群体心理学提供的相互补充的说明，当面对揭示出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尝试做出综合说明的勇气。每个人都是各种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许多方面受到认同联系的束缚，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模范，建立起他的自我理想。因而每一个体都享有多样的群体心理，如种族心理、阶级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等。他也能使自己超出这些群体心理之上，以致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稳定而继续存在的群体形式——连同它们始终如一的不变的结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暂的群体形式——勒邦曾出色地概述过这种群体心理的心理学特征来，对观察者来说就不怎么奇怪了。正是在这些过于短暂的仿佛置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群体中，我们遇到了恰好确认为个体习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这种奇迹只是暂时的。
我们把这种奇迹解释为，它意味着个人放弃的自我理想，用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代替它。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奇迹不是在每一场合都同样大。在许多个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不是特别明显，二者仍然容易混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恋性的满足。这种情况使得选择领袖非常有利。领袖常常只是需要具有关于特别显著的纯粹形式的典型的个人特性，只是需要给人以强而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强而有力首领的需要，常常就会向他妥协，赋予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无法要求的支配权。而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自我理想除此以外，不会没做某种修正而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则和其余人一起被“暗示”即凭认同作用所迷住。
我们意识到，对解释群体的力比多结构所能做出的贡献，回到了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区分上，以及回到了使这种区分成为可能的双重联系上，即认同作用和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这种在自我中区分等级的假定作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须逐渐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在《论自恋》的论文中，我综合了暂且能用来支持这种区分的所有病理学材料。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学时，就会发现其更大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自我进入了对象与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外部对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这种新的活动背景上得到重复。
我们所熟悉的每一心理分化，都显示出心理功能活动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增加其不稳定性，也可能成为其崩溃的始点，即一种疾病的发作。从我们出生开始，就经历着从绝对自足的自恋到感知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开始发现对象这样的阶段。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经常地从事物的新状态回复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避开对象的状态。然而，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启示，通过日夜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抵消影响我们的一大部分刺激。这样一个阶段的第二个例子——病理学上讲是更重要的例子，却并不受制于这样的限定，在发展的过程中，致使我们的心理存在分离成连贯的自我，以及分离成位于这个自我之外的潜意识和被压抑的部分。这种新获得物的稳定性还显示出不断的动摇。在梦和神经症中，这样被排除的东西便会叩门，要求进入，尽管有抵抗作用防卫着它们。在我们健康的生活中，我们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许被压抑的东西避免抵抗作用，暂时接受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便增加快乐、诙谐和幽默，以及某种程度上一般的喜剧。
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分离也不能长久地保持，不得不暂时打破，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在施加给自我的所有否认和限制中，定期性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这的确被节日制度体现出来。这种节日制度从起源来看恰好是由法规所允许的越轨，而节日的欢乐气氛是由于它们所导致的释放。古罗马的农神节和现代的狂欢节其本质特征上与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通常以各种类型的放荡不羁和对其他时候是最神圣的戒律的侵越而告终。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认的所有一切限制，因为这种理由，取消这种理想对自我来说必然成为盛大的节日——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满足。
当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与自我理想相符合时，总是出现狂喜的感情。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为它们之间的紧张的表现。
众所周知，有这样的人，他们心境的一般状态周期性从过于抑郁经过某种中间状态波动到高度的宁静感。这些波动以非常不同的幅度显示出来：从刚刚可觉察的波动到抑郁症和躁狂症形式的那些极端的例子，后者对有关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恼或损害。在这种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降临的原因似乎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动机而言，与所有其他人相比，在这些病人那里也没有发现更多或更少的东西，结果把这些病例看做不是心因性的已成为人们的习惯。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病例，能够容易地追回到精神创伤上。
心境的自发波动的基础不得而知，也无法洞察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机制。于是我们自由地假定，这些病人可以找到实际应用的人——他们的自我典范在先前特别严格地支配自我后，可能暂时地融入到他们的自我中了。
让我们记住清楚了的东西：根据对自我的分析，无可怀疑的是，在躁狂症的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致处于狂热和自我满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评所困扰的这个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虑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责全部取消这样的欢乐了。抑郁症的悲伤就是表示他自我的两种动因之间的尖锐冲突——过于敏感的自我理想无情地谴责处于自卑和自贬错觉中的自我。唯一的问题是，在对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我们上面已做出假定——寻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这些变化了的关系的原因，还是认为其他环境因素对这种变化关系负有责任。
转变成躁狂症并不是抑郁症候群不可缺少的特征。有一些单一的抑郁症，它们从没有表现转变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降临的原因明显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它们出现在失去所爱的对象之后，不是因为死亡，就是环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从该对象撤回。这类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结束，这种循环能重复多次，正像似乎是自发出现的病例一样容易。因此，这类事态还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只有一些抑郁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本身显得是不值得爱的。然后，凭借认同作用它在自我之内再次建立起来，并受到自我典范的严厉谴责。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以抑郁性自责的形式显露出来。
这类抑郁症也可能以转变成躁狂症而告终，以至于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性：它独立于临床描述的其他特征。
然而我认为，把两种抑郁症（心因性和自发性的）共同归因于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理想，这毫无问题。在自发性抑郁症中，可以假定是自我理想倾向于展示特别的束缚，然后自动地导致其暂时中止。在心因性抑郁症中，由于受到自我理想方面的虐待，自我被鼓动奋起反抗——这种虐待是当与被拒绝的对象认同时自我所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