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政府也如战国时代列国的设法提倡人口增加。高帝七年，“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这或者还可以大乱之后人口稀少来解释。但由后来的情形，可看出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西汉最盛的宣帝之世，仍以人口增加的多少为地方官考课的重要标准，当时人口缺乏的正常现象可想而知了。黄霸为颍川太守，“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西汉末年，人口称为最盛；然而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百姓归之，户口增倍”。所谓“百姓归之”就是邻郡的人民慕化来归的意思。人口增加，要靠外来的移民，生殖可谓困难到惊人的程度！
两汉四百年间，人口的总额始终未超过六千万。汉承战国的法治之余，户口的统计当大致可靠。并且当时有口赋、算赋、更赋的担负，男女老幼大多都逃不了三种赋役中的最少一种，人口统计当无大误。珠江流域虽尚未开发，长江流域虽尚未发展到后日的程度，但只北方数省的人口在今日已远超过六千万。汉代人口的稀少，大概是无可置疑的。并且两汉人口最盛时将近六千万，东汉最盛时反只将近五千万，减少了一千万。可见当时虽每经过一次变乱之后，人口减而复增；但四百年间人口的总趋势是下减的。
此点认清之后，东汉诸帝极力奖励生育的政策就可明白了。章帝元和二年，降下有名的胎养令，分为两条：
（1）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2）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
由此看来，生育的前后共免四年的算赋，外给胎养粮。算赋不分男女，成年人都须缴纳，每年一百二十钱，是汉代最重的一种税赋。“产子者，复勿算三岁”，未分男女，大概是夫妇皆免。怀孕者，夫免算一岁；妇既有养粮，免算是不言而喻的了。两人前后免算八次，共九百六十钱。汉代谷贱时，每石只五钱，饥荒时亦不过数百钱，平时大概数十钱。所以这个胎养令并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所免的是很可观的一笔税款。这当然是仁政，但只把它看为单纯消极的仁政，未免太肤浅。这件仁政有它积极的意义，就是鼓励生育。并且这个办法是“着以为令”的，那就是说，此后永为常法。但人口的增加仍是有限，总的趋势仍是下减。如此大的奖励还是不能使人口增加，可见社会颓风的积重难反了。
此外，汉代诸帝亦不断的设法恢复前此几近消灭的大家族制度。这个政策可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战国的紧张局面已成过去，现在天下一家，皇帝只求社会的安定。小家庭制度下，个人比较流动，社会因而不安。大家族可使多数的人都安于其位；所以非恢复大家族，社会不能安宁。但汉帝要恢复大家族，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人口增加。小家庭制与人口减少几乎可说有互相因果的关系。大家族与多子多孙的理想若能复兴，人口的恐慌就可免除了。汉代用政治的势力与权利的诱惑提倡三年丧与孝道，目的不外上列两点。战国时代被许多人讥笑的儒家至此就又得势了。
汉初承战国旧制，仍行短丧。文帝遗诏，令臣民服丧以三十六日为限。臣民亦多短丧。一直到西汉末成帝时，翟方进为相，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但儒家极力为三年丧宣传，武帝立儒教后，宣传的势力更大。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可说是一种以身作则的宣传。到西汉末，经过百年间的提倡，三年丧的制度又重建起来了。成帝时薛宣为相，后母死，其弟薛修服三年丧，宣谓“三年服，少能行之者”，不肯去官持服，后竟因此遭人攻击。哀帝时，刘茂为母行三年丧。成哀间，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哀帝大事褒扬。哀帝时，游侠原涉为父丧三年，衣冠之士无不羡叹。哀帝即位，诏博士弟子父母死，给假三年。到东汉时，三年丧更为普遍，例多不举。光武帝虽又废三年丧，但那是大乱后的临时措置，不久就又恢复。后虽兴废无定，但三年丧已根深蒂固，已成为多数人所承认的制度。
孝道的提倡与三年丧的宣传同时并进。汉帝谥法，皆称“孝”。《孝经》一书特别被推崇。选举中又有孝廉与至孝之科。对人民中的“孝弟力田”者并有赏赐。据苟爽说：
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汉谥法用‘孝”的来源不详。苟爽火德为孝的解释不妥，因为以汉为火德是王莽时后起的说法，汉原来自认为水德或土德，而西汉第二代的惠帝已称“孝惠”。谥法用“孝”，解释为国家提倡孝道，最为简单通顺；无需绕大圈子去找理由。
明帝时，期门羽林介胄之士都通《孝经》，可见此书到东汉时已成了人人皆读的通俗经典了。关于孝廉与孝弟力田的事，例证极多，无需列举。
孝的宗教，到东汉时可说已经成立。东汉初，江革母老，不欲摇动，革亲自在辕中为母挽车，不用牛马。乡里称他为“江巨孝”。中叶顺帝时，东海孝王臻与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母死皆吐血毁瘠。后追念父死时，年尚幼，哀礼有阙，遂又重行丧制！至此孝已不只是善之一种，而成了万善之本。章帝称赞江革的话可说是此后二千年间唯孝主义的中心信条：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
这种三年丧与孝教的成功，表示大家族制度又渐渐恢复。人口虽仍不见加多，但并未过度的减少，所以帝国仍能维持，不致像西方同时的罗马帝国因患贫血症而堪堪待死，等到日耳曼的狂风暴雨一来，就立刻气绝。中国虽也有五胡入侵，但最后能把他们消化，再创造新的文化局面，这最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政策。
（四）结论
到东汉时大家族重建的运动已经成功，魏晋清谈之士的谩侮礼教，正足证明旧的礼教又复活。五胡的打击也不能把旧礼教与大家族冲破。永嘉乱后，中原人士南迁，家人父子往往离散。子过江而不知父母存没的甚多，守丧的问题因而大起。未得正确的消息之先，为人子的可否结婚或做官，更是切肤的问题。“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真是进退两难。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可见孝道与丧制的基础是如何的稳固了。房中术与杀婴风气虽未见得完全绝迹，但已不是严重的问题。此后历代的问题不是人口稀少，而是食口太多，生活无着。胎养令一类的办法无人再提起；因为不只无此需要，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了。
东汉以下二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分子，甚至全体分子，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但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
但反过来讲，汉以下的中国不能算为一个完备的国家。大家族与国家似乎是根本不能并立的。封建时代，宗法的家族太盛，国家因而非常散漫。春秋时代宗法渐衰列国才开始具备统一国家的雏形。战国时代大家族没落，所以七雄才一组成了真正统一的完备国家。汉代大家族衰而复盛，帝国因而又不成一个国家。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强的性质绝不相同。
近百年来，中国受了强烈的西洋文化的冲击，汉以下重建的家族制度以及文化的各方面才开始撼动。时至今日，看来大家族的悲运恐怕已无从避免。实行小家庭制，虽不见得国家组织就一定可以健强，但古今似乎没有大家族制下而国家的基础可以巩固的。汉以下始终未曾实现的真正统一的建国运动，百年来，尤其是民国以来，也在种种的困苦艰难中进行。一个整个的文化区，组成一个强固的国家，是古今未曾见过的事。中国今日正在努力于这种人类前此所未有的事业；若能成功，那就真成了人类史上的奇迹。
家族制度，或大或小，是人类生活的必需条件。所以未来的中国到底采用如何形态的大家族或小家族制度，颇堪玩味。大小两制，各有利弊。两者我们都曾实行过，两者的苦头也都尝过。我们在新的建国运动中，是否能尽量接受历史上的教训，去弊趋利。这种万全的路径，是否可能；大小两制是否可以调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日的人所极愿追究的，但恐怕只有未来的人才能解答！
三 中国的元首
中国历史上四千年间国君的称号甚为简单。当初称王，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各自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最近的过去并无变更。称号的演化虽甚简单，内涵的意义却极重要。专就皇帝成立的事实经过而论，可分下列诸步骤：
（一）列国称王
（二）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三）帝秦议
（四）秦始皇帝
（五）汉之统一与皇帝之神化
（六）废庙议与皇帝之制度之完全成立
（七）后言
参错在这个史实的演化中，还有各种相反与相成的帝王论。本篇专以事实为主，帝王论与当时或后世史实有关系者也附带论及。
（一）列国称王
战国以前，列国除化外的吴楚诸国外，最少在名义上都尊周室为共主。春秋时代周王虽早已失去实权，然而列国无论大小，对周室的天子地位没有否认的。春秋时代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争盟”或“争霸”，用近代语，就是争国际均势。国际均势是当时列强的最后目的，并非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以周室为护符——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达到这个目的最便利的方法。因为列强都想利用周室，所以它的地位反倒非常稳固，虽然它并无实力可言。
到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这种情形大变。各国经过政治的篡弑与我们今日可惜所知太少的社会激变，统治阶级已非旧日的世族，而是新起的智识分子。旧的世族有西周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传统势力与尊王心理，列国国君多少要受他们的牵制。所以春秋时代的列国与其说是由诸侯统治，无宁说是诸侯与世族合治。列国的诸侯甚至也可说是世族之一，不过是其中地位最高的而已。争盟就是这个封建残余的世族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个政策最足以维持他们的利益，因为列国并立势力均衡，世族在各本国中就可继续享受他们的特殊权利。任何一国或任何一国的世族并没有独吞天下的野心。
战国时代世族或被推倒，或势力削弱。这时统治者是一般无世族传统与世族心理的出身贵贱不齐的文人。国君当初曾利用这般人推翻世族的势力；现在这般人也成为国君最忠心的拥护者。他们没有传统的势力与法定世袭的地位，他们的权势荣位来自国君，国君也可随时夺回。到这时，列国可说是真正统一的国家了，全国的权柄都归一人一家，一般臣下都要仰给于君上，不像春秋时代世族的足以左右国家以至天下的政策与大局。国君在血统上虽仍是古代的贵族，但在性质上他现在已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势力，而只知谋求他一人或一家的利益。所以战国时代二百五十年间国际均势虽然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现在它只是一种工具，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统一天下。列强都想独吞中国，同时又都不想为他人所吞。在这种矛盾的局面下，临时只得仍然维持均势；自己虽然不能独吞，最少可防止其他一国过强而有独吞的能力。但一旦有机可乘，任何一国必想推翻均势局面，而谋独强以至独吞。战国时代的大战都是这种防止一国独强或一国图谋推翻均势所引起的战争。列国称王也是这种心理的最好象征。列国称王可说有两种意义。第一是各国向周室完全宣布独立；第二是各国都暗示想吞并天下，因为“王”是自古所公认为天子的称号。
最早称王的是齐、魏两国。但这种革命的举动也不是骤然间发生的；发生时的经过曲折颇多。战国初年三晋独立仍须周室承认（公元前403年）。田齐篡位也须由周天子取得宪法上的地位（公元前386年）。可见历史的本质虽已改变，传统的心理不是一时可以消灭的。后来秦国于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大盛，屡次打败战国初期最强的魏国。这时秦国仍要用春秋时代旧的方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极力与周天子拉拢，而受封为伯（公元前343年），与从前的齐桓晋文一样。次年（公元前342年）秦又召列国于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南），朝天子。这是一种不合时代性的举动，在当时人眼光中未免有点滑稽。虽然如此，别国必须想一个抵抗的方法，使秦国以周为护符的政策失去效用。于是失败的魏国就联络东方大国的齐国，两国会于徐州，互相承认为王（公元前334年）。这样一来，秦国永不能再假周室为号召，周室的一点残余地位也就完全消灭了。秦为与齐魏对抗起见，也只得称王（公元前325年）。其他各国二年后（公元前323年）也都称王。只有赵国唱高调称“君”；现成的“公侯”不用而称“君”，也正足证明周室的封号无人承认，一切称号都由自定。但赵国终逆不过时代潮流，最后也称王（公元前315年）。至此恐怕各国方才觉悟，时代已经变换，旧的把戏不能再玩，新的把戏非常严重痛苦——就最是列国间的拼命死战。这种激烈战争，除各国的奖励战杀与秦国的以首级定爵外，由国界的变化最可看出。春秋时代各国的疆界极其模糊。当时所谓“国”就是首都。两国交界的地方只有大概的划分，并无清楚的界限。到战国时各国在疆界上都修长城，重兵驻守，可见当时国际空气的严重。在人类史上可与二十世纪欧洲各国疆界上铜墙铁壁的炮垒相比的，恐怕只有战国时代这些长城。
（二）合纵连横与东帝西帝
列国称王以后百年间，直至秦并六国，是普通所谓合纵连横的时期。连横是秦国的统一政策，合纵是齐楚的统一政策。其他四国比较弱小，不敢想去把别人统一，只望自己不被人吞并就够了。所以这一百年间可说是秦、齐、楚三强争天下的时期。这时不只政治家的政策是以统一为目标，一般思想家也无不以统一为理想。由现存的先秦诸子中，任择一种，我们都可发现许多“王天下”“五帝三王云云”花样繁多而目的一致的帝王论或统一论。所以统一可说是当时上下一致的目标，人心一致的要求。这些帝王论中，除各提倡自己一派的理想，当初有否为某一国宣传的成分，我们现在已不容易考知。其中一种有丰富的宣传色彩，似乎大致可信——就是驺衍（公元前350年-前250年）一派的五德终始说。对后代皇帝制度成立，也属这派的影响最深。可惜驺衍的着作全失。后代凌乱的材料中，只有《史记·封禅书》中所记录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完备的概念：
自齐威宣之时，驺衍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所以这当初是齐国人的说法，秦始皇统一后才采用。五德的说法据《封禅书》是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