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定当时物价，每年一换。凡民间银、钱的贵贱，当时物价的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也不同。如果官府收放银、钱不规定一个确凿的价格，民间就无所适从，官吏也会趁机舞弊。查吴文铭原奏内称，按照各省当时的物价由各省布政使酌情规定，在开始征收前十天颁发给下属各部门。朱樽所奏与吴文大致相同，只是他还说多不过一千七百，少不过二千二百，这不过是稍加限制而已。刘良驹所奏则认为，应由部里根据各省平均情况定价，就如同捐输公文中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的做法。此后户部商议并回复，决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已有公文核准。我认为，按当前的物价可换二千，如果突然改为一千五百来发放军饷，定会引起埋怨。应当请求颁部定价，每年一换。如现在的物价换一千九百多，规定改为一千八百，就不会使人们耳目大惊，官民都能安定。明年物价稍平，规定价格也就稍降。命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报给户部，酌情规定明年的价格，十月奏知皇上，求皇上明降圣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收取百姓的不许增加分毫，发放给士兵的也不许增加分毫。穷乡僻壤，都要誉写诏书，广泛宣传，一切田赋交款凭证、田单、契尾、监照、捐照等凭证上，都要将本年度的银价刻写进去，使天下人人知晓，如金石一样坚固，如四季一样诚信，百姓不会产生埋怨，官吏也不能舞弊。它和官项毫无关连，市价的涨落与规定价相不符，仍然置之不管。如今八旗配发军饷，每两抵钱一千文，外省配发军饷，每两抵钱一千一百文不等。不能够明确划一，应等新章程制定后，都依照每年的规定价格，以避免参差不齐的现象。
二、京城以外的军饷，都应该发放制钱。查刘良驹原奏称，军饷按比例发放制钱；吴文则说，外省的军饷，都发放制钱；朱樽的奏折在军饷方面说得更详细，建议驻京部队建东西两库，东四旗的士兵到东库领钱，西四旗的士兵到西库领钱，外省的军饷钱则分建道库、府库存放，省城标军及守城部队由藩司发放，外地标军和部队由藩司发领款条，士兵可拿着到各道、府、厅、州领取。我认为，朱樽的说法确实是可以实行的。凡士兵领过饷银之后，都必须兑换成钱后才能使用，应当请求以后八旗的军饷，都一分为二，一半仍发银两，一半配发制钱，有道员的地方送存道库，没有道员的地方送存府库，没有知府的地方送存直隶州或直隶厅库，由藩司发领款条，士兵持领款条到各处领取。这样，就会使得钱无运送到省城的劳累和麻烦，士兵也没有被降低军饷和克扣的苦楚。至于驻防的部队，仍旧发放银两，以免频繁地更改。
三、户部各项收人，也可收取制钱。查户部所收取的各种款项，只有井田科的旗租、捐纳房的常捐，是京库坐地收取的，此外都是从各省运送来京城的。刘良驹原奏内说，常捐银两都可以收钱；朱樽奏折中说，长芦的盐款可以送钱到京城，充当京城的军饷。我觉得不只是这些，旗租银两本来是近京百姓租田耕种所交的田租，他们交纳的都是制钱，官府替他们换成银两，反而费尽周折，不如就让他们送钱进京。常捐及大额捐款银两，也可适当收钱。将这两项相加，每年可收钱一百多万串。至于外省送交京城的款项力长芦、山东的盐税，都可以送钱进京，直隶、山东所收地丁款中应当运送的部分，也可以送钱，应命这两省的督抚。每年各送一百万串钱进京。再命两淮盐运使每年送二百万串钱进京。加上京局铸造的钱，总共可得六百多万串，这就足够周转了。我虽愚昧，难道不知道钱体笨重、搬运艰难吗？然而，如果不去做天下最困难的事，就不足以挽回天下长期形成的局势；具有重大利益的做法，就不能干因小小的障碍而畏难苟安。而且与云南、贵州的铜铅、江酉、广西的糟粮相比，困难的程度就相差很远了。那些负责运钱的官员应按运铜人员的办法，适当给些津贴，务必使他们毫不贴赔，官兵都感到方便，共计帮费不超过二三万金，损失不多，而转运的数目则是相当大的。
四、地丁款项，分县收钱。支出的款项没有比军饷更大的，收人的款项没有比地丁更大的。查吴文、刘良驹、朱樽三位大臣的奏折，都极言地丁收钱的好处。我认为地丁应当分项办理。如云南、贵州、川沙、广西、福建、四川、甘肃七省，本省的丁口税不够充当本省的军饷，本来就没有运送的款项，他们的地丁银两，应该全部收钱，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其他各省，除去存留及军饷两项，还有剩余银两除交京库周济邻省的，他们的地丁银两，应让一两以下小户全部收钱，一两以上大户银、钱一分为二，两样都收，不必按比例摊派，也不必罗列繁细的名目，要让百姓容易懂、容易做。那些发愁收钱太多，不便运送的，州县可自行换成银两送至省城，以备京城协调款项使用。
五、外省各项开支，分别发放制钱。查各省养廉银、工程费用、役员食费等款项，叫做存留坐支款。前面吴文、刘良驹、朱樽的三份奏折和后来户部商议回复的奏折，都说这种款项可以全部发放钱，应该立即遵照执行。至于两河的经费，刘良驹、朱樽及户部的三份奏折，都说可以搭配用钱。我听说从前林则徐在汴州工地，目前陆建瀛在丰州工地，都令远近州县送钱到工地，以防止出现市价猛涨银价暴跌的忧患。东河的捐输公文中，曾令用钱报捐，这说明护河工地确实是需用钱的，这个道理很好明白。应当请求此后河南每年运钱一百万串到工地上，在两淮盐税、江苏地了中各分送一半。东河每年运钱五十万串到工地上，在河南、山东地丁申备分送一半。
六、适当减少铜运，以抬高钱价。查朱樽原奏中说，暂停铸钱，一弛一张，希望使制钱贵重，价格逐渐平定。我认为铸钱不能停止，而铜运却不能不减少。听说云南的铜业已经洞老山空，百姓埋怨，官府困迫。云南本省的钢不够，就到外省搜买，外省的铜不够，就到宝局偷买，确实已到了怎么也无法维持的地步。应该请示在六运中适当停一二运，使云南官民稍微缓解一下长期形成的困迫处境。那些用于购铜的款项，可用来采买制钱，并可以对负责铸钱的炉头、匠役给予适量的补贴，希望他们造出好钱，从而使钱的质量越来越好，钱的价格越来越高。等十年以后，云南铜厂逐渐兴旺时，再恢复六运，各个停止炼铜的省份也陆续开炉，努力让天下官民都知道钱的可贵，而不知道运送的劳苦，这样大家就会相安无事，也不会遭受纹银钱流出洋的苦楚。
○握权实战：插柳即成荫
曾国藩由理学经世到倡办洋务，这也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家之处。绝大多数正统的理学家都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尊崇礼义而不在尊崇权谋。为政的根本在于获取人心而不在于一些雕虫小技。坚决反对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到中国，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虽然也讲求理学，但务实的精神，却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向古代学习，应多看书籍，向现在学习。则要多找榜样；向有经历的人求教，则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请教，就会明白其中的教训经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正是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
但是，曾国藩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引断东西，鸟的羽毛没有丰满，就不能飞得很高。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武器的作用，并不断地引进西方武器。如在初建湘军时，他克服重重困难，多方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希图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湘军在清朝正规军屡战屡败的情形之下，出师即取得了湘潭、岳州两次战役的胜利。曾国藩认为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精良。于是，他屡次陈请咸丰皇帝支持其用西方先进武器来装备湘军。曾国藩虽然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他的思想体系还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的范畴，他所接触的科学成果主要是由传教士所带来的历法、技艺、火炮等方面的成果。它无法代表近代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只能使曾国藩借助于先进技艺去为封建统治服务，却无法使他产生一种超越封建思想体系的思想，而对封建的思想文化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这就势必形成他要将太平天国的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向西方寻求新思想的行动一并加以诛灭，这就注定曾国藩在坚持维护伦理政治观念的同时，从西方接受的只能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特点是保留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使得西方列强统治中国合法化。正是这种对内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外接受部分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又无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构成了曾国藩兴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加快了他倡办洋务的进程。
人类历史无数事实证明，生产技术的创新，常常发端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战场上，两军对垒，战胜敌人是唯一的目的，而武器常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为此，军事指挥人员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置敌于死地的新式武器。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时的武器比较落后，为制胜清王朝，在定都天京后，开始大量购置洋枪洋炮。在太平军广泛使用新式武器的情况进，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必然会引起东方社会的渐变，而这种社会的渐变，又必然会引起对理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的冲击。曾国藩主观上不愿看到的这种结果，却由他自己在倡导，自己在开辟。他在中国传统文明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从进行地主阶级自救出发，不自觉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始作蛹者，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客观上刺激了挖掘封建主义坟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效果。”曾国藩的历史正是这样。
作为清王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面对着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曾国藩从单纯的学问家行列跨出，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以拯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为更好地服务于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目的出发，广泛吸收和利用清代诸种学派，尤其是汉学的认识论和治学方法的合理因素，以帮助清王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对于那些固步自封，不肯跨越学科界限的迂儒，曾国藩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经学都是局限在某一领域，纯粹的寻章摘句，有如井底之蛙，实在好笑。倡导治学方面应“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使得曾国藩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目光要比围于理学范围的同时代官僚远大、实际。为此，曾国藩能够借助于多种方式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开始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渐渐接触一些有关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比较重视当时自然科学，包括传人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曾国藩认为：宝剑长矛不锋利，就不能斩下，无疑会给指挥剿杀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带来一种压力，促使尽快加速在湘军中普及新式武器。
○权谋经要：为政之道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公、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名家圈点：以民为天
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见或者施政纲领，那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对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基本构想和设计；这见解或者从历史中来，或者从经验中来，或者从部属中来，但不能没有。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见解，那是他的行为守则、思维准则和施政原则。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太平天国军队的。
每个官员都来自民间。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部长或总统，在他做官之前，他要被淹没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他当上总统，并不是他比别人更适合当总统，没有他地球照样转，说不定是更好。曾国藩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一旦下野，他也仍然是普通的一员。所以他从民间来，还归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深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典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仁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