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城大人众，靠陆路的肩挑人扛来送粮食，尤如杯水车薪，且不经济。长时期以来，天京城内大宗粮食主要靠水上运输线，以长江和内河为主。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苏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自从曾国荃逼扎雨花台以后，彭玉麟就将内河水路完全切断。
九袱洲之战以前，在长江水道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九袱洲、下关、燕子矾一带，因此一些外国商人为谋取暴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将士。九袱洲之战以后，湘军水师先后占领了九袱洲、下关，于是长江水道也为湘军所控制。此时，曾国藩一面高价买下外商所偷运的粮食，一面上书朝廷，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国轮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彻底杜绝天京的一切粮源。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袱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对于此举，曾国藩甚为得意，在给沈葆帧的信中无不欣慰地写道：
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
因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将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袱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铺。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与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和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接仗以后，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半入垒中。次日，上万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于世，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与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和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上方桥大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接伏以后，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磁平军察觉，湘军已半入垒中。次日，上万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袜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辅蔽。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街、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分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屡获重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成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出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垄又先后派军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得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国荃曾一再向苏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就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以这秘密的大功行将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天国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助幼主，虽属智勇兼具，耿耿中心，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联贯一片，统一攻守，后来却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天皇晚年，他已早感消极。至此际，虽能勉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这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突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出南京中心，一时真是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倍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秦日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各众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批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逼得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城门顿时失却几个，这时城外清军，即同黄河决口般的蜂拥而入，逾进逾多。李秀成、仁发等混战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遂知大势已去，匆促动乱间，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
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南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熟计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南京，已具把握。目的是在破城第一，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败以后，必求生路，所谓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西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若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志切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荃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
天京之战打得甚是惨烈，可谓曾国藩“久战”的典型之例。天京的攻克，是上下将士们“挺”下来的，而太平军却没有“挺”下来，无奈地让出了城头。
说到“久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可算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了，毛泽东为此写了举世闻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然而，一般人很少知道，清朝在乾隆十二至四十一年间（1747—1776），平定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先后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时问之长，战事之烈，令人慨叹。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上游，山高水险，是藏族聚居地区，并实行土司制度。该地原仅有金川土司，清康熙六十年（1721），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车兵随清军平定西藏羊峒叛乱有功，同时因金川土司人多势强，为分其势，清廷授予莎罗奔大金川安抚司之印信，专管大金川事务；原金川土司泽旺只管小金川事务。该地相邻之土司还有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
莎罗奔借助清廷的支持和纵容，势力日益强盛，经常出兵侵扰周边土司领地。乾隆十一年（1746），诱执小金川上司泽旺，夺其印信，企图吞并小金川。次年，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和沃日两土司。清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被击败，于是奏请清廷进剿大金川。为平定大金川的叛乱，清廷一面派四川官员速派军队前解沃日之围，一面急调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于同年四月统兵三万，兵分两路进剿大金川。
莎罗奔没想到清廷会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其内部防御尚不完备。这样，率先赶到的川军副将马良柱率部解沃日之围后，一度乘势拿下小金川，使大金川上下深为恐惶。马良柱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大金川，但适逢川军与张广泗交接之际，指挥官无暇顾及，而马良柱本人也没有认识到当时时机的重要性，致使莎罗奔得以借此机会从容部署兵力，据险扼守。莎罗奔本人率一部兵力固守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东）要塞，命其侄郎卡率一部兵力守噶尔崖（金川县东南）要塞。并在各处增筑了许多碉堡和防御工事。张广泗率兵进驻小金川诺官寨（今四川省小金县城）后，以泽旺弟良尔吉（实为莎罗奔间谍）为向导，打算当年九、十月间就拿下大金川。由于莎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清军要进攻哪里，哪里就有重兵把守，再加之地势险要，碉垒林立，难攻易守，清军多次强攻均告失利。张广泗乃以主要兵力攻敌碉垒，用火烧、挖地道、埋炸药等方法，逐一与敌争夺碉垒。由于碉垒甚多，藏兵又居高临下，清军死伤甚众，张广泗只得奏请清廷再增兵一万。然而，碉垒争夺战至次年仍未奏捷。相反，叛军士气却嚣张起来。乘清军戒备不严时，不断发动偷袭，使清军防不胜防，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相继阵亡。
乾隆没想到大金川弹丸之地，仅七、八千叛军竟使四万大军连连受挫。乾隆十三年（1748）春，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并起用老将岳钟琪、傅尔丹前往助战。当时岳钟琪已与张广泗商定，由岳钟淇自党坝（今金川县北党坝镇）迂回南攻勒乌围，由张广泗自苗岭（今金川县东南）北攻噶尔崖，讷亲至军后，未对敌我双方情况作认真调查，即撇开岳、张二人的计划，限令三日内务取噶尔崖。清军凭人力硬拼，一无进展，反遭重大损失，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讷亲从此不敢专权，将军务仍交张广泗办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得军事，两人互相推诿，军心为之涣散。其间，岳钟琪察知向导良尔吉乃莎罗奔耳目，提请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幕僚、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不久，讷亲又采取大筑碉垒，以碉逼碉的战法，并请终南道士、西藏喇嘛施用巫术破敌。用兵数月，寸土未进，反而每战必败。同年九月，乾隆下诏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大臣。傅恒至小金川，首先将良尔吉和王秋处死，断敌内应。又将讷亲以碉逼碉等不切实际的战法废弃。针对叛军人少，外备既密，内守必虚的特点，分南北两路，采取辽回进军，避坚就隙、绕碉而过、直逼敌巢穴的战法，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见固守无望，遣使乞降。岳钟琪率随从数人入勒乌因受降。清廷赦免莎罗奔死罪，仍命其为大金川上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十余年后，莎罗奔病故，其侄郎卡承袭大金川土司职务。郎卡叛心未泯，经常出兵攻掠邻近土司领地。四川总督开泰发檄制止，郎卡置若罔闻。为控制邻近各土司，郎卡与小金川和绰斯甲布两土司和亲，企图借此结成军事同盟。不久，郎卡死去，其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继为土司，大小金川从此结为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属，僧格桑也屡次攻打其东部的鄂什克（今四川省小金县沃日）土司。
为制止叛乱，清遂命四川新任总督阿尔泰率兵一万六千人出征大小金川，但出师半年进展不利。清廷将阿尔泰治罪，又派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领兵进剿。僧格桑尼清廷发大军来讨，急向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相助。乾隆帝为各个击破大小金川叛军，下诏给温福、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讨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温福和桂林至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后，兵分两路，温福率一部兵力由西路，桂林率一部兵力由南路，从两面夹击小金川。清军初战顺利，很快夺回僧格桑侵占邻近土司的领地，进入小金川境内。但墨垄沟（今小金县西南石坪关东）一战，桂林部将薛琮所率三千官兵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全军覆没。清廷撤桂林职，改以阿桂代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驻美诺，乃率军直抵小金川河南，乘夜以皮船渡河，连夺险隘，直捣大营。十二月攻占美诺，僧格桑力竭势穷，逃往大金川。清军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遭拒绝。次年春，温福、阿桂分兵进讨大金川。温福又采用以碉逼碉之战法，建碉垒千余座，令二万余官兵分据各碉，与索诺木对峙。后因叛军扼险据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木果木（今小金县西北耿家关附近），命提督董天弼驻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索诺木指使小金川兵数千突袭清军底本达营地，董天弼不及防备，军中大乱，仓惶逃遁。小金川兵便与大金川兵突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应战，被敌兵杀死，各碉垒万余名守兵闻讯溃逃，提督马全、牛三界战死，清军四千官兵阵亡。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
乾隆帝闻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进一步调兵增援前线，其中包括火器营千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阿桂携火炮多门，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经五昼夜激战，再次征服小金川，随即移师大金川。阿桂复兵分三路，仍以炮击破垒，步兵歼其守军的战法进攻大金川，至七月中旬已连下赞巴拉克、思底博堵木城、凯立叶等数寨，直逼勒乌围屏障逊克宗垒。清将海兰察、福康安火烧堡垒周围村落房屋二百余间，使逊克宗垒成为一座孤寨。索诺木为保自身安全，毒杀僧格桑，将其尸体及妻女献给清军，请求投降。阿桂不允，进攻益急。清军屡攻逊克宗垒不下，只好绕道夺取勒乌围以东的墨格山。同年十一月，叛军退守康萨尔山。清军围攻两月余，终将敌攻破，继而又突破郎噶寨、逊克宗垒，昆色尔及拉枯两座喇麻寺。于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围攻勒乌围。清军集中兵力先攻其要害，击破寨内转经楼与北部官寨间木栅石卡数十重，断其犄角，又毁桥梯断其退路，同时封锁其水上通路。八月十五日夜，清军以火炮轰破勒乌围，攻占官寨。随即追击索诺木，兵四噶尔崖，断其水源及水陆交通，以大炮昼夜轰击营垒。索诺本无路可走，坚守数月。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寨中粮尽弹绝，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
大小金川之战的胜利，在废除享有特权的土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大小金川地仅千里，兵仅万人，清廷所派官兵多达数万人，前后用兵数年，耗银七千万余两，阵亡官兵三万余人，才平息该地土司叛乱，其经验教训至为深刻。
以下为中篇：
（中篇）
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是久战的决定因素：人。
更重要的，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己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
他的“心战’首要是“养吾气”。
（一）养吾正气，防其邪气。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