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师眼里，我不光是学生，有时也是小偷、强盗、警察、推销员、收水电费的、领导……甚至是他死去多年的父亲和远在国外的儿子。
导师在学界名气很大，曾培养过许多杰出人才。我能投在他的门下，在他老人家的精心指导下钻研学术，攻读博士学位真是三生有幸，祖坟无疑是冒了青烟。
当系里通知我被导师录取时，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名师出高徒啊！”一位十年前毕业的同门师兄就曾自豪地向我夸耀道，“我当年就是追随恩师走上了探寻真理之路的，他确实与众不同，如果你能够在他身边学习几年，绝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师兄是我的硕导，我更应该称他为老师，但他告诫我说：“只要你做了恩师的博士生，就只能喊我师兄了，这是必须的！”
我明白“师兄”的低调谦虚，当着博导的面，我可以冒昧地喊他师兄，但私下里我仍尊称他为老师。
经反复联系，我终于盼到了面见导师的机会。按照电话里确定的见面时间，我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了教授住宅楼三层的一套单元房门前，按响了门铃。屋里没反应，我又重新按了两遍并敲了几下。过了几分钟，门突然开了，一盆凉水迎面泼来，吓得我一激灵，手里的鲜花掉到了地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冲我挥着拳头吼道：“快滚，我不要你的菜刀，去别处推销去！”没等我定过神来，门咣地一声又关上了。我不得不重新敲，结果又是一盆水，臭烘烘的，不知道是用它洗什么啦！接下来，我学乖了，敲门后迅速躲在一侧，当水泼出来后，我乘机钻进家里。我赶紧做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新报到的学生。他气哼哼直勾勾地盯着我，用疑虑而混浊的目光打量着我，终于相信了我。“噢，对不起！我以为又是该死的推销员了！”
他示意我在客厅里坐下，又端量了我好一阵子，然后问：“你是出版社的？稿子不是取走了吗？”我愣愣地纠正说：“不，老师，我是您新入门的博士生。”“噢，瞧我这记性。你刚才好像说过了，你叫什么名字？”他和蔼地问。我把名字报上，并告诉他老家在湖南。“噢，湖南人，湖南好啊！那你从湖南大老远地跑来我家有什么事吗？”老人的口吻很亲切。“老师，我是您新录取的博士生，跟您求学来了！”他又乐了，“噢、噢、噢，对、对、对，你是我的学生，今年刚录取的，好啊！欢迎！瞧我这记性，你老家在哪里呀？”“湖南”“对，湖南好啊！你从湖南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最后的几分钟，导师终于把我的身份和来拜访他的目的确定下来了，并跟我约定，每周三上午10点准时到他家里听他讲课并与他一起讨论。从那以后，我从未迟到缺课过。一学期下来，我被导师误认成了各种人物，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次，导师在跟我探讨苏联红军当年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强奸过中国妇女时，突然命令我站起来，把衣服口袋都翻给他看，然后愤愤地说：“像你这样的小偷我见多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还有一次他讲完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后，让我回去动员亲朋好友把家里的锅、铲、钩、勺等铁器统统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去大炼钢铁，以支援国家建设。
还有两次，他把我当成了入室抢劫的盗贼，假装与我周旋，偷偷地躲到卧室里拨打了110电话，让警察把我严厉地审查了一遍。
更令我惊恐的是，他有时会向我低头认罪，把学阀、特务、坏分子、反革命等莫名其妙的名词往自己头上扣，泪流满面地请求我宽大处理，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我百思不解、走投无路之时，我不得不向我的硕士导师兼博士师兄求助，请他帮我解释恩师的种种怪异表现。师兄很不以为然地瞅了我一眼：“这很正常嘛！老师是终身教授，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诲人不倦！他现在还爬着锻炼吗？”“爬着？我没见过。”我答。“年岁大了，爬不动了。我做他的学生时，他每天都会在屋子里爬来爬去，那时他才八十岁刚出头，说是爬行有利于健康长寿。去年过90大寿时，你还没入门，那场面相当壮观，所有的弟子都来为他祝寿，连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还专门发来了贺信。那天恩师就想当场做一个爬行示范，被学生们搀扶着拦住了，怕累坏了。”
“老师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怯怯地问。
“别瞎说。这事儿千万要保密。咱导师是大师，是名家，不会痴呆的。十年前他就这样啦，我们历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用理智保持沉默，不能跟别人说我们的导师痴呆疯傻之类的坏话。如果那样，我们这些学生们如何赢得同行们的羡慕？有一种默契叫做心照不宣，你懂吧？”
师兄的开导让我迷迷怔怔地继续追随恩师探求真理，但导师总是把我当成别人的教学方式实在令我尴尬和不安。比方说昨天吧，他非把一把明晃晃的切肉钢刀递给我，恳请我给他做开颅手术，他显然认定我是外科医生了，一声声地喊我大夫，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会被他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