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千里之外打电话告诉我说，老余头儿死了。死于一场意外事故，是上个星期的事儿。那天下着大雨，老余头横穿马路，被一辆农用机动车撞飞了，车是私自组装的，没有牌照，司机跑了，也搞不清车主是谁。
“哪个老余头儿？”我问？
“噢，就是余一夫，当年咱们高中的语文老师。”
“是余老师？太可惜了！”我悲伤地说。
“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他死了，我很高兴。”老罗对着话筒发出刺耳的笑声。
“你喝高了吧？余老师当年对你最好了……”
“正喝呢！这事得庆贺庆贺，他要是早死几年，那才是对我好呢！”他又咬牙切齿地笑了两声。
“老罗，你今天怎么了？脑袋让门框挤了？”我十分诧异。
“算了吧，你知道个屁！这个老余头儿，可把我玩苦了，他误了多少人的前程，你难道不知道，你装什么装？妈的，他死了活该……”
我听不下去了，挂断了电话。老罗肯定是喝多了，拨错了电话。余一夫老师曾经教过我们，我和老罗都是他的学生。余老师上课很认真，也很有水平，同学们既惧怕他，又崇敬他。老罗是余老师的得意门生，写一手漂亮文章。当年高考作文得满分，被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时分到一家大报社当记者，后被调到省办公厅搞文字工作，又给领导当了几年秘书，三十多岁就回到家乡就任一县之长，四十刚出头就升为县委书记，市委常委，是我们高中（高三二班）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大约三年前老罗去了市政协，给了个副主席闲职，不再担任市委常委。同学中有人说因为他“腐败”了。至于为什么腐败，怎么腐败了，大伙儿都语焉不详，反正这些年此类事情多如牛毛，不外乎权、钱、色之类的那些龌龊事儿，老百姓早就见怪不怪也没细究的兴趣。
老罗很少与我联系、走动，显然他酒后的电话十有八九是拨错了号码，至少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过了几天，我又接到老罗的电话，说他出差路过北京，想请我晚上一起坐坐，问我是否有空儿。我一个教书匠，除了时间没有别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三百天晚上闲着发呆，当然愿意与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聊聊天。我爽快地答应了并提前四十分钟赶到吃饭的地点。这家酒店十分豪华，我脸红心跳地在礼仪小姐的引导下穿过迎宾小姐分立两侧的长长的红地毯通道，局促不完地干坐在贵宾包间里等候。老罗准时到了，还带了五位随行人员，有企业老板，银行行长，公安局的一位警官，还有两位美女，好像也是做生意的，老罗说这几位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把我也介绍了一下，夸我是着名的大教授，而且越教越瘦。他拍拍自己的肚子说，这里全是腐败。
酒桌上的老罗极其健谈，一晚上差不多全由他个人包场，别人极少能插上嘴。这与他当官前给我留下的印象反差极大，几乎是判若两人。年轻时的老罗虽然擅长于文字，但口才平平，属于少言寡语的类型。官场锻炼人，眼前的老罗便是实例。他依然气场十足，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且“段子”不断，荤素搭配，活泼生动。
不知不觉中我也有些轻飘飘的兴奋，酒精开始发挥作用，我顺便提起了前几天打电话的事儿，问他关于余老师遭遇车祸的情况。没想到这下子可惹了麻烦，老罗愤怒地把酒杯往桌子一拍，“啪”的一声，差一点把餐盘震到地上。老罗警告我，你别提老余头儿，一提他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赶忙劝他消消气，咱谈点别的话题。老罗却不听劝，不肯换话题，把余老头儿十年间干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坏事儿从头到尾细细地说了一遍，为此又多喝了一瓶的酒。
剔除老罗当时添加的个人评论及污言秽语，余老头给老罗及其他相关领导惹下大麻烦的故事大致如下：
余老师是教语文的，养成了给人挑错别字的职业病。常从报纸、广播、电视里找出书写和发言方面不规范的地方，或写信让其纠正，或在讲课时作为例子引用。我记得读高中时，余老师就在课堂上嘲笑过县教育局长，说他总把“破绽”、“绽放”的“绽”在读成“腚”（定），把北京海淀区和河北的白洋淀读作海腚区和白洋腚。他说这种破腚百出、一张嘴就露出破腚的人不配当教育局长。
十二年前的一天，余老师在收看电视直播的省人民代表大会省长做政府报告时发现了17处念错的地方，其中有三个白字，两个多音字，其他属于发音的问题，如二声念成了四声，三声读成了一声。他一定认为这事情很严重，一省之长面向全省人民做报告念大白字，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年学生影响不好，就连夜写信给省长，建议其以后改正。当然，这封信不可能寄到省长手上，但信访办的态度很好，不出一个月就给他回了封信，表示一定谦虚接受建议并感谢他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老余头儿很高兴，还在上课时给学生们讲了这段故事。
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余老师听的格外仔细，他怀着一种成就感期待着省长能避免念错那几个并不生僻的字词。但，他很失望，去年读错的字今年又重复了一遍。于是，他再次写信，要求别再重犯旧错。信访办又回信了，除了日期之外，其它内容与上一次回信一字不差。
又一年过去了，情况仍是如此。余老头坐不住了，他坐车到省城，去省政府信访办排了四天队递交了书面材料和身份证复印件并口头做了说明。负责接待他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位中年妇女绷不住脸上的肌肉，两人先是相视微笑，后来憋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浑身如筛糠般抖动不已，老余头儿被笑蒙了，两眼直愣愣地瞪着。那两位工作人员越发控制不了笑的爆发，同时从座椅上滚到了地上。持续了十几分钟，两人才逐渐平复下来，说看你长相和年纪不像是故意捣乱的，就不追究你扰乱公务的责任了。又劝他说，你年纪不小了，房子没被强拆，女儿又没被干部强奸，宅基地也没有被强占，干嘛管这种离你有十万八千里的扯淡事？余老师浑身也抖动了起来，脸部部分肌肉开始抽搐，他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话：你、你、你……你们无知透顶！站在他对面的一男一女又笑得弯腰捂肚，鼻涕眼泪哗哗而下，同样说不出话来，只好不停地挥挥手，示意他出去。
余老师显然认为自己受到了奚落和污辱。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每次直闯省文化厅、教育厅、办公厅等政府部门，均遭冷遇或婉拒或轰撵或报警被警察带走问话笔录。期间，其所在学校的领导、同事以及他的老婆、女儿落实上级要求，反复劝说他放弃“上访”的想法和做法，但他一直不肯“认错”，他说，该认错的是省长，只要他明年做政府报告时不再念错别字，我自然就不会纠错了。
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与上一年的许多内容相同，而那些字词总会在每年的报告中出现，省长又一如既往地把那几个字念错了。老余头儿无法忍受这种屡教不改的行为，他十分冲动地跑到了北京“告状”，后果可想而知，他与其他“缠访”者一道被遣返回省。接下里的“妥善处理”是让他提前三年办理退休手续。高中校长和县教育局长跟着受到责任追究分别被免职和降职。
余老师退休后，越想越憋屈，越憋屈越想，越想越复杂，觉得这事儿怎么会如此荒唐！不就是让省长多认识一个字吗？让秘书顺便提醒一下不就解决了吗？老婆没好气地回应他：这可不那么容易！你长了个榆木疙瘩脑袋。省长，错了也是对的！除非老婆孩子告诉他，别人谁敢说呢？谁提醒谁倒霉！我要是他的秘书和下属，我也不说！老余头儿听了这话，竟然动手打了老婆。这是他两口子结婚三十年来发生的第一次“暴力事件”。
余一夫继续上访，他犯上了牛脾气，跟周围的熟人说，只要省长一天不改正，我就要不停地上访。
五年过去了，余老师到省、市和北京共上访了78次。去市里上访是近三年的事情，因为他发现市长在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省长犯同样的错误，而出错的那几个字原先市长会念的，不知道怎么念着念着就念错了。有朋友告诉他，这是市长故意而为的，即为了保持与省长的高度一致，宁可放弃正确的读法。他还了解到，县里中学的语文课上也有不少老师把这些错字词将错就错。这太可怕了。余老师说他自己被噩梦惊醒，吓出了一身冷汗。漫长的上访路上，余老师多次被“拦访”，拘禁、谈心，两度被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而住院治疗。这个诊断结论被广大同事、朋友、亲属（包括妻子、女儿）一致认可。大家普遍认为，余老头儿病情越治越重，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因为他的“窜访”和“缠访”，尤其是到北京的越级上访给地方各级官员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无辜的伤害。按照上级的硬规定，凡在敏感时期和重要时刻窜访北京者，其所在地方和单位的领导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均要受到一定的处分。于是，这些年，因余老头儿上访儿被免职和降职或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各级干部累计超过十二位，其中就包括我的高中同学余老师当年的得意门生，时任副市级的县委书记老罗……
老罗愤怒之下讲的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我就不一一罗嗦了。
反正余老头儿因车祸归天了，老罗为此兴奋地当着我的面连干了三杯。他说，天堂里肯定没有错别字，老余头儿到了那里会叔（寂）寞的再死一次！
是寂寞吧，那个字念寂不念叔！
屁！省长怎么念的，我就怎么念，你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