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等代表颂公，并率领省会各机关负责人、各民众团体代表、各界要人、地方绅士到车站迎候。程潜在省府大楼前迎接，并于当日下午在省府礼堂亲自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晚上还举办了专场舞会。舞会上，颂公和于良都显得情绪特好，黄杰、李默庵、刘嘉树、杨继荣等陪舞诸公，舞兴更浓，邓介松、肖作霖、程星龄等几位则里外张罗，热情而周到。两曲以后，颂公借故有些累了，稍事休息，便和大家握手道别。又过了一会，陈明仁也告辞了。这是两人事先约好的，所以，他一出舞厅便驱车来到了程府。颂公当即叫人摆下几盘精致的家乡小菜，一瓶茅台好酒，两人慢酌细谈起来。从25年前的师生情谊到眼下国态湘局，越谈越投机。
酒至半酣，子良突然问颂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老难道对我陈子良这么放心，一点防备都没有吗？陈明仁这一问，把颂公给问了个张口结舌。这时陈明仁从身上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条子，给颂公过目。原来是蒋介石给陈明仁的手令，意思是要陈到湖南后一定秘密监视程潜的活动。颂公看后，沉思片刻，然后淡然一笑，对陈明仁说，现在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一切听便了。陈明仁这时再三表示，一定要负的话，宁可负蒋介石和白崇禧，决不会负颂公，请他放心。说罢把蒋的手令撕成了碎片。
陈明仁的性格从来是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后来半年的非常时日，白崇禧曾几次暗示他，必要时对颂公下手，兵谏、软禁甚至可以就地正法。陈明仁当然不会那么做，而且，假若有别的什么人敢那么做的话，他陈明仁决不会袖手旁观，坐视颂公遭难。
如果说颂公在战场上拼杀大半生。于宦海中沉浮几十载，每每吃大亏，常常被暗算．是因为太老实太不会耍心眼，也从不像别人那样在党内和国军中，培植亲信建立自己的派系，但是到了晚年，身边却能汇集起如邓介松、肖作霖，特别是陈明仁等一群忠心耿耿、死心塌地要跟他走的精英，除了社会和时代的因素外，不能说与他坦荡的胸怀、人格的力量没有关系。或许，这就叫回报。
上帝与魔鬼同在，尽管魔鬼是可恶和凶残的，但上帝什么时候都是仁慈和公平的。信则灵。
二、排列与组合之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明仁到了长沙，麓山上又竖起一面旗帜，湘江边又生出一棵大树。旗帜下列队，大树下乘凉，自然少不了又是一番排列与组合。
同一道生死壕
还是在去年的夏末秋初之际，陈明仁尚未去武汉任职，有一天，他由几位好友陪着，同游南京郊外的明孝陵。这几位挚友，大多又是他的同乡和部下，关系不可谓不“铁”。他们是：张严佛、吴相如、陈粹劳、温汰沫、梁风、汤如炎。张严佛是军统局的高层人物，其地位曾一度仅排在戴笠之后。吴相如是国民党社会部劳动局第一处处长。陈粹劳是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要员。温汰沫、梁风和汤如炎为陈明仁老部队71军要害部门的处长。多事之秋，好友相聚，话题自然不少。当时陈明仁情绪刚从撤职查办的绝望中恢复过来，又接二连三地有人邀请他去任职，两只脚正处在三叉路口，正等这帮弟兄给他拿主意哩。所以，话题也一直是围绕陈明仁的下一步出路展开的。大体内容是：首先是分析形势，一致认为蒋家王朝已濒临末日，大家弟兄不能株守南京，自陷绝境，希望陈明仁逐步靠拢家乡，徐图应变，好自为之。陈明仁看到朋友们热心相扶，精神也就越加振奋起来。接着，大家认为跟桂系的人打交道不容易，劝陈明仁吸取过去的教训，在作风态度，用人行政等方面注意改进，不能再跌跤子，尤其处在白健生和程颂公两人之间，要善于应付。最后，陈明仁表示，自己一向不习惯于搞政治，今后要有得力帮手，希望向劳动局长贺衷寒借调吴相如，随去武汉任政工处长，以温汰沫为办公室主任，请张严佛主持布置稽查处的人事，委托陈粹劳和汤如炎在南京加强同上层方面的联系。陈明仁这么一提，大家都表示一定全力以赴。
陈明仁等明孝陵的聚会，虽然是在谋求个人的出路，政治方向上依然十分模糊，但对他们这些跟蒋跟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二心也从来不敢有二心的人来说，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当后来陈明仁回湖南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成了手下的心腹，紧随左右。张严佛先陈明仁一步到了长沙，被颂公请出来当了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当陈明仁回来以后，二人联系自然频繁，吴相如为第1兵团少将政工处长；温汰沫为第1兵团少将经理处长，梁风为第1兵团少将军法处长；陈粹劳任第1兵团文职高参，在陈明仁身边处理机要文书。只有汤如炎后来没有留在长沙，去了香港。
另外，陈明仁还起用了李君九、汪士楷、陈藏仲等，安插在自己左右，经常参予一些秘密活动。在兵团部和下面部队，他同样起用了不少自己的朋友、亲信和老部下，像少将参谋长文于一，少将副参谋长后又代理参谋长黄克虎，少将副参谋长陈庚等，在后来策动兵团起义，稳定大局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还有原71军87师师长熊新民、88师师长彭锷，都是和他一起坚守过四平的老部下，一个被他任命为第1兵团少将副司令，一个被他任命为被消灭了又再将组建的71军军长。遗憾的是，这两个人后来并没有跟他走。原因是复杂的。包括陈明仁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但是，陈明仁所起用的人，并非都能够和他是一条心。像熊新民、彭锷等后来离开了他，还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另外一些一贯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得到过陈明仁的重用，以此便可看出他的另一面了。他接任长沙警备司令后，像军统特务、71军副军长鲍志鸿兼了参谋长，军统特务毛健钧为稽查处长，军统特务张镇华为中将高参。这几位后来给程潜，包括陈明仁，找了不少的麻烦。
两条平行线
在陈明仁回湘之前，程星龄已经把和程潜的意见转告了余志宏，余志宏又将情况汇报给省工委，省工委对陈明仁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首先肯定了策动性和第1兵团起义的可能性。这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一，陈明仁虽为蒋介石嫡系，但非亲信，特别是目前有一定的反蒋情绪；二，陈明仁和桂系素无渊源，目前的联系是互相利用各有所谋，联系也较容易被掐断；三。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三大决战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胜局已定；四，国民党营垒正在分崩离析迅速瓦解，特别是程潜已明确表态走和平之道路。但是省工委也考虑到，陈明仁毕竟和程潜不同，曾多次带兵于战场上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拼杀，可以说是血债累累，特别是不久前的四平之战，双方都记忆犹新，目前他又手握重兵，时间又非常紧迫，所以争取工作必定十分艰巨。
在争取程潜及其周围人士的工作中，余志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所以，省工委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把第一线工作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余志宏。余志宏领受任务以后，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工作体会认识到，做陈明仁工作的突破口，就是先要找到哪些是陈明仁身边的亲信，谁又是亲信中的亲信。也就是像程潜身边的肖作霖、邓介松式的人物。余志宏和军事策反小组的成员刘寿棋商议以后，决定先找程星龄再商议商议。程星龄提供了第1兵团经理处处长温汰沫的情况。从1932年陈明仁当师长时起，温汰沫就是他的部下，陈当军长，温是军里的经理处长，陈在南京闲居，温曾寄住陈的官邸，陈就任武汉警备司令，温是办公室主任。可以说，这些年，温和程没有离开过半步。由此分析，温汰沫是陈明仁的亲信，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从一些简单的交往中，能够看出一点温反蒋的情绪，只是目前交往还显太浅，程星龄不便把底露出来，所以尚摸不准温的更深一层的思想脉搏。
过了几天，程星龄又对余志宏说，在他宴请陈明仁、肖作霖、邓介松几个人吃饭时，陈明仁主动提出，把长沙警备司令刘进，调到他的第1兵团当副司令，腾出位置给肖作霖，因为在当前时局紧张的情况下，省会的警备司令比兵团副司令显得重要得多。根据这个情况，余志宏和程星龄分析，陈明仁不可能不知道肖作霖近几个月来已明显倾向和平的政治态度，知道肖作霖倾向和平，还这样提议，也说明了陈本人的真实意向。这样更增强了大家工作的干劲和信心。接着，程星龄还向余志宏提供了李君九的情况。李君九在陈明仁身边工作多年，不仅是僚属，而且是挚友。在抗战胜利后，李抱着超然于国共两党的斗争之外的幻想，跑到台湾做教育工作去了。程星龄在台湾时，两人来往得多，知道他思想进步。如果让他回到长沙，周旋于陈明仁左右，局面就会容易打开很多。于是，余志宏和程星龄当即决定想法让李君九尽快回来。电报是托温汰沫和程星龄的同学李石静发的。李君九接到电报以后，于4月20日从台湾回到了长沙。
余志宏把通过程星龄掌握的温汰沫、李君九与陈明仁的关系，及时向省工委作了汇报，省工委经过研究，作出了首先争取温汰沫、李君九，通过他们再做陈明仁的工作的程序。
李君九回长以后，程星龄首先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接着又介绍余志宏和李君九、温汰沫都见了面，第一次谈话就非常投机。随后，温汰沫又把李回长的消息告诉了陈明仁，陈明仁第二天便约见了他。挚友相逢，没有太多的客套，第一次谈的就比较深，并当即给他一个高参的职务。余志宏得知情况后，又提醒李，高参是闲差，是否让陈明仁给换一个有实际权力的位置。不久，通过做工作，陈明仁任命李君九为第1兵团少将人事处长。有了这个职务，李君九便可以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便于把陈明仁和第1兵团内部动态随时通报给地下党。而为了协调程潜和陈明仁的行动，由余志宏组织程星龄、马子谷、唐星、李君九、温汰沫定期召开碰头会，听取他们的汇报，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重大问题。
省工委军事策反小组，通过李君九、温汰沫以及第1兵团少将副参谋长陈庚，建立起来的策反工作线，在促成陈明仁逐步下定起义的决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除了这条线以外，省工委还通过涂西畴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工作线。文于一也是醴陵人，黄埔四期学生，也曾是程潜在早期于广州创办的讲武学校的学生，后来又和陈明仁是陆大的同学。在胡宗南部队里从连长一直干到副军长。1949年3月应陈明仁之邀，从胡宗南部调回长沙任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和很多国民党中上层军官一样，近年来看透了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战场上又接连失败，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后来，他的两位旧部内战被俘，被共产党放回来以后去西安找过他，给他灌输了不少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和共产党关于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使他大受启发。后闻程潜回湘主政，陈明仁率部回了长沙，并向他发出邀请，于是，决心脱离胡宗南。回长沙后，他委托一位闲居在长沙的老部下寻找地下党。这位朋友又通过陈采夫很快和省工委取得了联系。省工委考察了文于一的有关情况以后，先派陈采夫之子、地下党员陈克朗与他联系，随后又派涂西畴指导他的工作，从另一角度随时掌握第1兵团内部的动向。
这样，到了4月间，省工委在陈明仁身边成功地布下了两条平行的工作线。
三 人 桥
健公崇禧在党国和国军中，享有“小诸葛”盛名数十载，可是在长沙和平起义这么大的事件上，他却一直是两眼不明，心中糊涂。虽然很多问题他早有察觉，也看到一些苗头，同时还张牙舞爪地进行了打击，其结果总打不到点子上。只所以“小诸葛”变成了“大傻瓜”，除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外，有三个人在他面前以假装真以虚代实地尽情表演，起了直接的作用。后来健公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湖南，他上了两个人的当，这两个人就是陈明仁和唐星。其实，他还说漏了一个，那就是刘斐。
陈明仁、唐星、刘斐，三个人组成了一座奇特的桥，把程潜和白崇禧“沟通”了。这桥的两端如同正负两极，共同存在却是水火不容，互相连接却不能同时到达。
关于刘斐，前边已经叙述过了，陈明仁回湖南，就是他在白健生面前游说成的。也可以这样说，放陈明仁回湖南，是白健生上的第一个大当。如果当初不上这一当，那后边上的好多当，压根儿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刘斐是因为李宗仁提名，要他作为国民党正式代表，参加与共产党和谈去了，他要是不走的话，往后，即使说白健生不上陈明仁的当，却不知道还要上刘斐多少当呢。
至于说到白健生上陈明仁的当，其原因和上刘斐的当有所不同。只所以上刘斐的当，是因为原来两人关系太好了，太好了也就太相信了，太信任了，也就真假不分了。对陈明仁不一样。白健生和陈子良素无渊源，只是因为陈明仁历史上和共产党一直是兵戎相见，刚在四平杀得血头血脑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投向共产党？就是他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因为傻瓜都能想得到，共产党轻饶不了他。所以在与共产党是打是和的问题上，他是绝对地信任陈子良。还有一点，就是陈明仁后来的一言一行，始终没有让白健生看出什么。长沙有不少誓死忠于党国的军统特务，后来他又亲自坐镇长沙，他估计到程颂云那老朽弄不好可能有变，但陈明仁那里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再说陈子良是个很粗的人，直肠子驴，心里藏不了多少事情，他就是要伪装也伪装不像啊。事实上是，陈子良的伪装水平比白健生想象的要高好多倍，伪装得像极了，而且他心里不仅能藏事，还能藏大事，藏得滴水不漏。这是后话。
说到唐星，情况和刘斐、陈明仁都有相似的地方又都有所不同。在白崇禧面前，唐星和刘斐一样是感情极深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而又绝对信任；在程潜面前，唐星又和陈明仁一样，虽然没有给程潜当过学生，也在他手下干过（程任参谋总长时，唐为中将高参），而且脑子也好使得很，被人称为“智多星”。刘斐离开湖南以后，等于一座大桥去一个桥墩，颂公感到白健生那边的压力太大，如果没有一个刘斐这样的人在中间周旋，啥事也难干成。正好唐星就是刘斐这样的人物。刘斐走前向颂公推荐了唐星。刘斐离开不久，程潜便报请任命唐星为长沙绥署中将副主任。程潜给唐星这么高的职务，但没给他别的更多的任务，就是要他周旋于程、白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