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美国远征军把病菌带到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处于大动乱、大改组之中，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西班牙流感就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当时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故称之为西班牙流感。由于此次流感引起世界性大流行，发生在1918年故也称之为1918年流感。
这次流感是1918年2月首发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森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之前，军营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的周末，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很快又传播至底特律等3个城市。
同年3月，美国远征军乘坐船带至欧洲前线。4月，传播至法国军队，然后至英国和其他国家军队。5月，到达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非洲，印度孟买和加尔各答。到了6月，由英国远征军传播至英国本土，然后至俄罗斯、亚洲达中国、菲律宾、大洋洲至新西兰。直至1919年1月达澳大利亚，即不到一年时间席卷全球。
本次流感所造成的灾难是流感流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流行性疾病，估计全世界患病人数在5亿以上，发病率约20%～40%，死亡人数达4000多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总人数还多。
另外，这次流感还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这次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而且，连西班牙国王也不能幸免。
美国死亡人数50万，仅10月10日费城就有759人死于流感，西班牙800万人患病，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在内，马德里三分之一市民受感染，一些政府部门被迫关门，电车停运；英国乔治五世也未幸免，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达20万，皇家舰队三周无法入海，影响作战；印度孟买死亡700万；一些因纽特人村遭受灭顶之灾，有一村80人死于流感73人；20%的西萨摩亚人死于流感。
许多国家尸体堆山；加拿大渥太华有轨电车没有乘客；学校、歌舞剧院、电影院没有灯光，游泳池和保龄球馆空无一人；南非一个小镇由于缺乏棺木，毯子裹尸体草草下葬，白天满街出殡，夜晚救护车穿梭。并且，1918年3月，西班牙流感还波及到了中国。流感自广州直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上海也出现过两个流行波。
至于在青壮年死亡率较高，则有两种假说：一是老年人口已经经历过流感，因此已有抗体，所以对流感比较有抵抗力。二是青壮年免疫系统较好，在消灭外来病毒的过程中，其所产生的发烧、发炎现象也较严重。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可能会导致细胞激素风暴，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受损。如果发生在肺部，则可能造成患者呼吸困难而死亡。
然而，西班牙型流感在18个月内便完全神袐消失，而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地得到辨认。
这种杀人流感在1919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它来得很突然，消失得同样神秘。科学家们后来在几十年的研究中，相继发现了甲、乙、丙共三种流感病毒，弄清了它们的遗传结构，制造了对付它们的疫苗，却仍对“西班牙流感”病毒所知甚少，更没有防治它的疫苗。
为预防杀人流感再度爆发，20世纪80年代科学界重新开始了寻找“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工作。其中有两组科学家试图通过发掘被1918年杀人流感夺去生命者的遗体来寻找“西班牙流感”病毒，从而破译其遗传密码，查清隐形杀手杀人的秘密。其中一个研究小组以美军病理学研究所的塔本博格博士为首，另一个则以世界流感权威克丝娣博士为首。
塔本博格博士在搜寻研究所的档案时，偶然发现了因患“西班牙流感”死亡者的切片，从而观察到1918年杀人流感病毒，复制了这种病毒的基因编码，并同其他流感病毒作了比较。他就此写成论文，并发表于当时的美国《科学》杂志。这篇文章后来被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探索1918年杀人流感秘密的病理学家约翰·胡尔汀读到。胡尔汀当年在阿拉斯加发掘死于1918年杀人流感者的遗体时，在一个小镇上的公墓得到了样本。可惜样本中的病毒已经死了，他企图使病毒复活的努力也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搜寻。
塔本博格的论文重新燃起了他揭示1918年杀人流感秘密的热情。他与塔本博格取得了联系。塔本博格正需要死于1918年杀人流感的人的尸体组织供他研究，便建议胡尔汀重返阿拉斯加，从他知道的埋在永久冻土层的尸体中获得更多的组织。胡尔汀回到阿拉斯加，发掘出一具死于1918杀人流感的肥胖妇人的尸体。由于脂肪的保护，死者的肺完好无损。胡尔汀将这个名叫露丝的女人的肺采集下来，送给了塔本博格。
克丝娣领导的小组稍后也开始了工作。他们来到挪威的一个海岛，岛的小山坡上埋葬着死于1918年杀人流感的7名矿工。这些人是在几天内相继死去的，被埋葬在永久冻土层里。克丝娣的小组掘出尸体，不料这些遗体保存在永久冻土层以上，已经腐烂了。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具腐烂程度较低的尸体，取得了所需的软组织。小组中的一名科学家在分析了这些组织后，发现杀人流感病毒更像鸟类流感病毒。他甚至断言，1918年杀人流感是由家禽或鸟类传染给人类的。
这种观点似乎可以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爆发的一次流感得到佐证。那次流感是由一个10岁的小女孩开始的，流感杀死了6个人。这种名为H5N1的流感病毒来路蹊跷。人们首先在鸡身上发现了H5N1病毒，于是杀死了许多可疑的鸡。后来，猪身上也分离出H5N1，因此，猪又成了杀人疑犯。这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因为H5N1不仅能杀人，还跳过了种群的障碍，直接从鸡或猪蔓延到人，这是十分可怕的。本来就有人认为，1918年杀人流感是猪传染给人的，而此次香港流感也是猪传染给人的，莫非1918年杀人流感又卷土重来？
塔本博格决定解开这个谜团。他的小组用胡尔汀提供的样本进行研究，分析了1918年杀人流感的8个基因。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6号基因在指令下“钉”入欲攻击的目标细胞，在细胞中繁殖，甚至杀死细胞。
针对1918年杀人流感进行工作的两个研究小组，结合全世界流感研究的成果，初步揭开了“西班牙流感”神秘的面纱。原来，“西班牙流感”是一种甲型流感病毒变异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甲型流感病毒是一种RNA，呈球形，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分布很广。猪和鸡均可能是杀人流感病毒的宿主，猪流感和鸡流感均可能传染给人。只不过由于缺乏1918～1939年及1918年以前流感病毒的样本，科学家们很难判断1918年杀人流感从何而来。
有人认为这种流感病毒原本寄生在鸟类身上，由鸟类传染给人，人又传染给猪。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证明，甲、乙、丙型流感病毒均能自然感染猪，并认为猪可能是甲型流感病毒的长期宿主，同时还起了人和鸭的流感病毒基因重组的中间宿主作用。因此，1918年杀人流感病毒很可能来源于猪或某种鸟类。
经过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流感病毒表面有两种微粒，一种叫血凝素，一种叫神经氨酸酶。流感病毒侵入上中呼吸道后，在神经氨酸酶的作用下被劈成两半，有毒的部分释放出来，引起细胞变性、坏死和脱落，身体出现发烧、疼痛、乏力和白细胞减少等症状。一般流感会因进一步引起病毒性肺炎或其他并发症，从而可能造成少量死亡；“西班牙流感”则因造成上中呼吸道细胞大量坏死，肺与外部的气体交换受阻，氧供应不足，致使许多患者窒息而死。
然而，欲彻底认识杀人流感的真面目，仍困难重重，就像塔本博格说的那样：
“要了解杀人流感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致死性是不易的。我认为真正的答案不知道有多么错综复杂，需要做一系列病毒相互作用的实验。这需用病人的血清样本，而我们没有。”
隧道与迷宫：杀戮的罪恶
百年后的今日，这座混合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欧式古堡，仍旧巍然屹立在山岗上，虽然外观明显受到岁月的洗礼，但是却难掩其高贵气质，尤其是内部，除了某些角落偶尔被昆虫霸占外，基本上仍是完好无损的。
远处的神庙依然还在那里，默默守卫着来不及完成的古堡。
有人说，威廉建印度神庙，是为了答谢答谢神恩赐予麟儿。据说威廉极其渴望拥有一个儿子，以期日后可以继承他的鸿图大业。有点迷信的威廉因听了当地印度人的建议向印度神诚心求子。不料，他的太太不久后就怀孕了并产下儿子安东尼。所以，威廉便兴建神庙答谢神恩。
据说城堡里有许多密室和隧道，而由怡保通往这座城堡的道路，又犹如迷宫般十分混乱，更增添了它的几许神秘色彩。这座百年古堡底下层有4个秘密通道，其中3个已被找到，即通往约500米外的印度神庙处、直通大门房车停放棚及另一通向东方的道路方向。向东方的另一条通道，迄今仍未被发现。
传说，这个秘密隧道是中国人陈平在50、60年代时期出入的“老鼠洞”。另有传言指说，这个神秘的地道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充当屠杀的刑场，许多无辜的人在这里被伤害死亡。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南太平洋战争，至1942年2月15日，继马来半岛陷落以后，新加坡也告沦陷，驻马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率众投降，马来亚的版图从此改变了颜色。
日本法西斯占领马来亚以后，为了加强其军政控制，掠夺被占领地区的物质资源和劳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对马来亚各族人民实施野蛮暴戾与穷凶极恶的统治，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从而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在腥风血雨中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殊死的战斗。
侵马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根据战时群众目睹以及战后的报纸提供的消息，人们知道日军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行为，留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日军占领这里后3天，即1942年2月18日至3月2日，首先从新加坡开始进行了大检证大屠杀。而后遍及全马各地。其中，大检证的命令由山下奉文的大本营下达，先后分区强令居民集中检证，毫无甄别、毫无凭证、毫无审讯、不准声辩，随意检出无辜群众5万人，押赴海滨、市外集体刺杀、枪杀。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恫吓全马人民，使其俯首顺从日军残暴统治。
有消息称，当时在新、马各地被杀的群众，加上因受残酷毒刑，凌辱虐待而死的受害者在15万人以上，英国维德上校在东京法庭指控日军在马来亚的暴行，所提被害人数也是15万人。加上因日军施政暴虐，造成饥病而死的各族人民则超过了50万人。
在马来半岛受害最惨的地区是柔佛州的巴株巴辖和文律一带。从1942年2月20日开始，日军数次围捕屠杀无辜平民1，300多人，男女老幼一律刺杀、烧杀或枪杀，婴孩被刺刀挑起抛进河港或火屋中。巴力士隆、张厝港由日军挑拨唆使受蒙骗的暴徒，杀害无辜华人数千人。3月20至30日在居銮前后屠杀2，000多人。丰盛港屠杀400余人，新山东山屠杀百余人。每次屠杀，伴随强奸、烧屋、抢劫。而其他各州，也无一幸免。
例如马六甲州3月21日的大检证，群众被杀三百余人，逮捕2，000余人，其中被刑杀、冤杀和病死狱中数百人。亚沙汉被围屠198人，火锯厂工人被关进木屋中烧死156人。马捷区屠杀二百余农民及其老幼家属；吉山被屠杀157人。热水湖被刺死五十余人；野新区被围起枪杀27人。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在3月18日被数百日军包围。日军不分青红皂白，残杀1，680人，全村侥幸逃脱及轻伤治愈者仅数十余人。
霹雳州美罗地区更被集体屠杀数百人。有些地方，日军竟然还关在屋内烧死儿童。当场被屠杀的人就已不是少数，而在狱中被刑杀或病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这一时期，文字记载的大屠杀事件很多，全马没有一块未染血腥的洁静土壤。1942年2月13日，日军对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英国伤兵和医生员工400人，全部射杀或刺死，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凶残暴虐和惨无人道。
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随意滥捕无辜人民，三年八个月间长期持续不断。被捕人民，普遍遭受灌水、火烫、电刑、火棍、悬空吊打、鞭打、拔指甲、拔头发、拶指、摔打、狗咬、剥光妇女衣服烫阴部等等酷刑，致死致残人数何止3万人。
可想而知，围绕着凯利城堡的杀戮更是不会有任何怜悯。只是现在，缓缓走在这座历史逾一个世纪的战前建筑物，你可以看到主人为这座城堡所费的心思：主人房墙上鬼斧神工的雕琢的画鸟语花香的美丽图案，高贵清雅。面向大路的房间及一墙之隔的小主人房，窗框两旁皆刻有堡主凯利一家4口的石雕人头像，还有象征吉祥牛及狮子头，栩栩如生。
如果，当时威廉没有被病魔缠上，这座耗费庞大资金，用尽心思设计的富丽堂皇的古堡，将会是大马史上前所未有的战前建筑物。
泛着浓浓的传奇味道，淡淡的无奈与凄凉，还有森森的诡异氛围，威廉·凯利·史密斯的古堡梦虽然已变成了来不及完成的遗愿，可是，一直到今天，他的故事还为人们津津乐道，还有无数人前来探访这一座他亲手筹建的美丽古堡，也不足为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