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拉一案沉冤大白之时，许多法国人也因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人们走上街头，汇聚到广场，庆祝理性和社会正义的胜利。30年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还把卡拉作为革命的先烈来进行纪念和缅怀，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图卢兹广场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
伏尔泰说过：“如果你要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他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而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卡拉案件使伏尔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宗教狂热的巨大危害，他认为不宽容或褊狭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倡宽容精神。在争取为卡拉冤案平反昭雪的过程中，他开始撰写又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宽容》。这部匿名发表的著作详细叙述了卡拉案件的始末，概括了作者对卡拉事件的看法，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宣传了他的自然神论和社会宗教的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不仅仅只批判天主教的狂热分子，他还抨击一切宗教的狂热。他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没有偏见，他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的狂热和褊狭，只不过是因为天主教在法国是强者，作恶较多，因而受到的批判更多一些。在《论宽容》中，伏尔泰还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他认为，无论何人都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任何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任何政府没有权利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处罚他们，只要这些错误不是犯罪。
《论宽容》的出版，成为启蒙运动又一重要的宣传材料，在以后的再版中，伏尔泰又陆续作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3 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
卡拉事件是伏尔泰晚年亲身投入“消灭败类”实际斗争的第一起，后来他还为西尔文、拉拜尔和蒙巴义等人的冤狱而奔走过。他致力拯救含冤受屈的灵魂，不断地向弱小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卡拉案件几乎同时，1762年1月图卢兹法院管辖下的一个小镇卡斯特尔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恐怖案件。伊丽莎白·西尔文是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姑娘，神情呆板，反应迟钝。一天，她离家外出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父亲保尔·西尔文到处寻找也没有结果，他心急如焚。几天后，该镇主教召见西尔文，并告诉他，他的女儿曾经到主教府上寻求庇护，现在已被送到女修道院监护。保尔·西尔文先生确信他的女儿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天主教徒绑架的。但是，这位软弱的胡格诺教徒没有能力解救自己的女儿，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痛苦，听天由命。伊丽莎白在修道院里受尽虐待，以致引起精神错乱。7个月后，她被送回家里，但已是整天疯疯癫癫，无法正常生活。没过多久，这位疯姑娘又失踪了，一位准备取水的居民在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很明显，她是在精神失常中自杀的。
但是，教会却指控这个胡格诺教家庭杀生祭神，并建议司法当局逮捕西尔文夫妇和另外两个女儿。西尔文夫妇预感大祸临头，慌忙带着孩子逃离家乡。当地法庭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西尔文夫妇绞刑，两个女儿必须目睹执行死刑。判决之后，刽子手当众烧毁了西尔文夫妇的模拟像。
伏尔泰为卡拉冤案争取平反的消息当时已传遍了整个欧洲，保尔·西尔文也早有所闻，他们逃到瑞士之后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西尔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冤情，请求伏尔泰帮助。伏尔泰同情这位父亲的悲惨遭遇，并真诚地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他慷慨地资助他们生活，积极为他们安排向巴黎高等法院申诉，并于1766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宗教狂热，为西尔文伸张正义。在伏尔泰的努力下，西尔文案件很久以后也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伏尔泰《关于卡拉和西尔文有争议的谋杀案的公开意见》的小册子发表不久，亚眠附近阿贝维尔小城又传来了一起宗教迫害案。
阿贝维尔城修道院有一位品行端庄的女院长，当地法庭一位年近60的风流小警官贝尔法对其垂涎三尺，一直热烈地追求她。女院长多次表示拒绝，贝尔法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
女修道院长有一个19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生活在她身边。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常和几个朋友到院里用晚餐。贝尔法得知拉拜尔和他的朋友戴塔隆德在某次宗教仪式出巡时，没有向圣像下跪，而且还哼着下流小调，便联系几个星期以前一座桥上的十字架被人悄悄破坏一事，指控他们犯有亵渎和毁坏圣物罪。拉拜尔和戴塔隆德受到法庭传唤。戴塔隆德自知情况不妙，一听到风声便溜走了，他逃到普鲁士，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军队，但拉拜尔落到了当局的手里。亚眠法院不负责任的法官立即判决拉拜尔死刑，并决定斩首后再行火刑。对逃亡的戴塔隆德则判处连根割掉舌头，在教堂门口斩下右手，然后缚在柱子上用文火烧死。
逃亡中的戴塔隆德到费尔内向伏尔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当伏尔泰得知法院的处罚方式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和司法当局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能饶恕他们的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年迈体弱的伏尔泰实在不能平静下来了，他要为这一新的冤狱再次翻案！
伏尔泰立即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写信，请求他设法解救拉拜尔并关照已加入普军的戴塔隆德。
拉拜尔在亚眠法院判决后，被押往巴黎复审。在巴黎，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检察长认为拉拜尔确有冤情，建议撤销亚眠法院的原判，但最高法院25位法官在最后表决时，有15人坚持维持原判，这样，拉拜尔又重新被押回阿贝维尔，1766年7月1日，按照原判拉拜尔被斩首并处以火刑。在逮捕他时警察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当作他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当伏尔泰弄清这一案件的细节时，拉拜尔已被处死。当初，他认为天主教徒拉拜尔只不过是个玩世不恭，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不相信他对宗教的挑衅行为有任何哲学背景。他听说拉拜尔读过《哲学辞典》这类自由主义书籍时，认为这是敌人别有用心的宣传。当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称拉拜尔亵渎宗教，原因是他看了现代哲学书籍，受到自由思想家的影响，并点了伏尔泰的名时，伏尔泰才相信这一案件与卡拉和西尔文不同，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背景。他非常恐慌，担心马上会牵连到自己，便赶紧离开了费尔内。离开几天后，他思前想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于是又勇敢地回到了费尔内的家中。他又积极投入为拉拜尔冤案平反的斗争，7月中旬，他激愤地写下了《记拉拜尔骑士之死》一文，严厉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
拉拜尔事件引起了伏尔泰对自由思想家在法国处境的担忧，腐朽的司法制度和狂热的教会当局既然连一个不满20岁、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轻微鲁莽行动都不能饶过，那么他们能饶过早已如芒刺在背的自由思想家吗？他准备为哲人党兄弟们寻找安全处所，不过，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哲人党们不想离开启蒙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法兰西。
伏尔泰对公众在拉拜尔事件上的麻木态度甚为不满，他对达兰贝尔说，人们只是随便谈论几句这件事，便聚集到歌剧院寻欢作乐，而把无辜惨死的青年早已忘到脑后。他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他拖着赢弱的身躯不屈不挠地为拉拜尔和戴塔隆德的冤狱平反而奔走呼喊了十多年，由于巴黎高等法院赞同亚眠法院的判决。国王路易十五也表示支持，伏尔泰的努力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对此，他十分遗憾，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机智、爱说笑话和喜欢嘲讽的伏尔泰，现在暂时放弃了他惯用的武器，因为在与杀人犯的斗争中需要的不是这个武器，这里需要的是人民代言人的像钢和剑一样锋利的语言。他说：“不！不！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讲究机智是不适当的。”
为拉拜尔伸冤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伏尔泰并没有心灰意懒，他仍然十分关心那些蒙受冤屈的人们，并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因他的帮助而得救或得到昭雪的人很多。1769年，一个名叫马丁的农民被诬告杀人而受车裂，后来真正的凶手招认了，伏尔泰设法争取为马丁平了反。1770年圣奥曼地区的蒙巴义夫妇被诬告杀害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腐败的司法制度草菅人命。在伏尔泰的出面干涉和争取下，蒙巴义的妻子终于获释，法院承认死者是无辜的。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叛国通敌，法院在严刑逼供之后对其处以死刑，伏尔泰了解真相后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反对这种轻率的判决。他得到了公共舆论的一致响应，拉里伯爵的冤案又得以平反昭雪。
伏尔泰就是这样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奋力抗争，维护永恒的理性和正义。他的行动，使法国专制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内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内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激动地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4 欧洲客栈的老板
1760年底，伏尔泰收到巴黎一位朋友勒布朗的信，信中说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依的亲戚玛丽·高乃依小姐十分贫穷，在一个女修道院里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勒布朗请求伏尔泰以慈悲为怀，把他在文学作品中蕴涵的仁爱之心和挚爱人类之情倾注给这位不幸的名人后裔。伏尔泰经过慎重考虑，动了恻隐之心。12月10日，他写信答复勒布朗说，虽然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再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他的外甥女有很好的教养，可以担当玛丽的监护人，他做玛丽的教父，德尼夫人做玛丽的教母，并愿意负担全部费用。
在勒布朗给伏尔泰写信之前，佛勒龙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到了玛丽的情况，他准备劝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为玛丽举办一场救济义演。当他听说伏尔泰的计划后，对其动机和意图表示怀疑。伏尔泰不顾佛勒龙和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的阻挠，毅然履行自己的诺言，1761年元旦来临之际，玛丽小姐来到了德利斯，她开始跟随伏尔泰生活。尽管她当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但是伏尔泰对他的养女的面貌和个性表示满意。他特意为她雇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本人也亲自关心玛丽的教育，他和家庭教师首先对她进行语言训练，使她很快就能够讲一口优雅流利的法语。伏尔泰还规定玛丽每天写一篇文章，并亲自动手为她修改，玛丽心灵手巧，不久还学会了微针刺绣。她到费尔内后，伏尔泰经常陪她去教堂望弥撒，为此，他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他的敌人乘机诽谤他企图破坏玛丽的童贞。
这位怀有善良动机的长者，并没有被敌人的诽谤和无耻攻击所吓倒，他决心要更好地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在对玛丽进行教育培养的同时，他又为玛丽的未来操心了，为保证她以后有一笔稳定的经济收入，他决定赞助出版高乃依著作的豪华本。当时，法兰西学院提出重新整理出版法国所有古典作家的著作，伏尔泰立即给学院秘书杜克洛写信，除表示赞同外，他还建议这套著作最好从高乃依出起，因为高乃依是第一位使法兰西文学在国外得到尊重的作家。他提出这个版本由自己赞助出版，收益由出版商和玛丽平分。法兰西学院确定下来以后，他马上认购了6部，后来增加到100部。他还通过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争取到许多人认购这部巨著。为编辑好高乃依的著作，伏尔泰呕心沥血对其所有剧本都详细地撰写了评注。这些评注全面、深刻，其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在莫兰版的《伏尔泰全集》中居然占了整整两卷的篇幅。
玛丽成年之后，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又关心起她的婚事。他们衷心希望玛丽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但是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标准来束缚玛丽对意中人的选择。费尔内先后来了多位求婚者，玛丽看中了潇洒多情而又非常富有的骑兵军官杜比依。伏尔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原则，为他们定好了婚约，并允许他们在费尔内居住。1763年2月，由他一手操办的婚礼在费尔内隆重举行，伏尔泰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他终于把一位无依无靠的女孩子抚养教育成人，如今她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现在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得起伟大的高乃依。
1768年，伏尔泰在给德芳夫人的信中诙谐地说，自从他到日内瓦定居后，他就当上了欧洲旅店的老板。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在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别墅是欧洲各国旅行者巡礼朝拜的圣地，他们之中有些是来此求助于这位名声显赫的欧洲知识界元老帮助解决难题的，也有一些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此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师。当然，他接待更多的还是一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启蒙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