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加尔最终完成的雕像是一位一丝不挂、半坐着的形销骨立的老人。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伏尔泰的相貌气质，成功地展示了一代哲人的风采。伏尔泰本人对塑像也感到满意，他自我解嘲地说，不论穿衣还是裸体，他的干瘪的身体都不会再对夫人太太有丝毫挑逗。马尔蒙代夫为这尊雕像题献了一首诗，他热情称赞皮加尔把伏尔泰塑造成了一位反对无知、反对狂热哲学和狂热人类的健壮的运动员。
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时光，还有两位著名的雕塑家曾经为他塑像。1776年，罗马教皇派弗朗索瓦·马丽·彭赛到费尔内，为伏尔泰制作一尊胸像。这尊胸像是以白色大理石为材料、以真人同等尺寸塑制的，它的胸部和肩部裸露，其他部位缠着衣饰，体现的是另外一种古典风格。当这一作品的复制品送到费尔内时，它的原型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了。狄德罗非常敬仰这位启蒙大师，他晚年曾在自己的写字台边放着这尊伏尔泰胸像的复制品，可能是心理作用在作怪，每当他把眼光转向这位已经故去的伟人时，他都禁不住感到，伟人正在嘲笑自己写作的东西。后来，他不得不让人把这尊雕像请到了别的房间。伏尔泰的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甚至让狄德罗也畏惧三分。
1777年，曾经为狄德罗、卢梭和达兰贝尔等人塑像的著名雕塑家乌东也开始为伏尔泰塑像。1778年2月，当伏尔泰回到巴黎时，他征得老人的允许，抓住时机先为他翻制了面模。此后，他怀着对这位伟人的无比崇敬之情，夜以继日地工作，迅速完成了几件伏尔泰的胸像和全身坐像的创作。乌东于1781年完成的伏尔泰坐像，分别赠送给了法兰西喜剧院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后来人们对这些座像评价很高。伏尔泰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身披古罗马式的长袍，从衣褶下可明显看出他瘦弱的体形，稀疏蓬松的长发自然地沿耳际垂到肩上，头上绕着的缎带，象征着法兰西喜剧院给他的荣誉桂冠。他那戏谑、刻薄的表情，仿佛正在仔细地倾听着什么；他身体略向前倾，双手按在椅座上，好像随时准备跳起来，为人们打抱平，嘲讽人间的罪恶。
3壮心不已
1774年5月1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因染天花而一命呜呼。这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权贵纷纷用17、18世纪盛行的颂诗来哀悼这位国王。当这些虚情假意的无聊颂诗铺天盖地地涌入巴黎时，伏尔泰坐不住了，他认为这种竭力抬高、吹捧死人的颂诗是以赞扬死人为借口暗指活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伏尔泰发表了《悼路易十五》诗。在这首诗中，他客观地叙述了这位国王整整一生的有关情况，大胆地指出了其统治的功过是非，特别是对其性格和主要缺点的揭示，非常清楚明确，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位故去的国王。此外，他还写了一篇题为《路易十五和命运》的文章，以路易十五染天花亡命这一活生生的例子，从科学上论证了种牛痘的好处，反驳了教会人士认为种牛痘是干涉天意的无稽之谈。
路易十五之死，并没有给法国启蒙运动带来有利的外部环境，恰恰相反，刚刚上台的路易十六甚至比他的前任更难打交道。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曾告诉伏尔泰，凡尔赛宫的新主人正在策划一个威胁哲人党的阴谋。当年年底，路易十六下令，当伏尔泰死后，他的手稿全部没收，加盖封印，永远不得传播。已经快到生命终点的伏尔泰，逐渐感到体力和精力不支，他逐渐把启蒙事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作家和哲人们。
伏尔泰最先发现的一位继承人就是年轻的博马舍。博马舍从1773年就开始陆续发表《回忆录》，揭露法院受贿丑闻的内幕，引起进步舆论的广为关注。伏尔泰十分赏识博马舍的行动，高度赞扬他敢于单枪匹马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伏尔泰曾对达兰贝尔说，博马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一批新作家中的一个，因为他能够把滑稽、严肃、理性、快活、力量和情感融为一体。伏尔泰觉得博马舍和孔多塞是新一代人中最能体现自己文学和社会理想的两个人。他们两人也的确没有辜负伏尔泰的期望，他们后来也致力于启蒙思想的宣传并成为18世纪后期重要的进步思想家。他们对信任和赏识自己的前辈、老师也十分崇敬和爱戴。伏尔泰死后，他们负责编纂完成了第一部伏尔泰全集，为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年轻的作家絮阿尔也是伏尔泰寄予巨大希望的人物。絮阿尔是《外报》主编，1774年8月被法兰西学院接纳为院士。他在就职演说中勇敢地站在孔多塞、达兰贝尔、拉阿尔普等自由思想家一边，反对理性的敌人。他认为最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哲人党，比如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高度赞扬伏尔泰“生而具有诗人的灵魂和哲学家的头脑”，他所领导的启蒙运动宣布了时代黎明的到来，“他的思想依赖启蒙时代积累的所有知识而繁荣兴盛”，他的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并“在未来许多世纪中带来更多崇拜者和朋友”。伏尔泰获悉这一演说的内容已是近半个月以后的事了，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那样伟大，他根本就不是絮阿尔赞扬的那个人。
絮阿尔非常崇拜他所赞扬的这位老人。由于自己一时从巴黎抽不开身，1775年春，他派人送自己不满20岁的新娘去费尔内拜访伏尔泰，表示自己的敬意。絮阿尔夫人被伏尔泰的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染，她也衷心爱戴和敬仰这位老人，三个星期后当她要离开费尔内时，她竟然有些恋恋不舍了。
1775年4月，在北美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民族独立战争。消息传到法国，伏尔泰对宾夕法尼亚人民建立军队反对宗主国的行动感到不安，但是他赞成他们提出的解放黑奴的主张。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含义逐渐明朗之后，伏尔泰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他认为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主张是无可厚非的。1776年7月14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后，伏尔泰对起义者采取了同情的态度，拥护法国政府支持美国独立的宣言，他表示他非常喜爱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反叛者。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传播知识、启迪智慧、宣扬理性。到了晚年，他也希望对自己为之奋斗、追求了一生的理想作一小小的回顾和总结。他要通过对理性的回顾和展望来鼓舞后人继续高举启蒙的大旗，勇敢追求更加灿烂而美好的明天。1775年，伏尔泰完成的《理性史赞》就基本上了却了这一心愿。在《理性史赞》中，他简要分析了近代历史，指出理性之光已由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由于受到理性的影响，耶稣会已被解散，威尼斯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已得到约束。普鲁士、瑞典和俄国采取宽容政策，标志着理性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伏尔泰断言，理性已越过边境进入黑暗专制的法兰西，她的到来将给法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禁止严刑拷打，承认新教婚姻，废除规定亵渎罪的法律不久就会制订实施。他乐观地相信一个开明的、理性取得最后胜利的社会就要到来。
伏尔泰尽管已接近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是他仍坚持不懈地为受迫害的人进行伸张正义的斗争。1776年，他再一次试图为与拉拜尔骑士一起被指控犯亵渎宗教罪的戴塔隆德恢复名誉。在弗里德里希的支持下，他安排戴塔隆德请假到费尔内积极准备重新上诉，与此同时，他还指导这位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学习数学和军事。尽管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一工作仍然没有任何成效。无计可施的伏尔泰只得再次与弗里德里希商量，请求他提升这位年轻人为工程师和队长，并把这个消息公开登在报纸上，以示对反动当局的报复。
伏尔泰晚年始终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他积极为那些受欺凌受损害的人鸣冤叫屈，也经常慷慨地向一些生活困苦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1776年，一位年轻小姐慕名到费尔内拜访伏尔泰，她叫德瓦利库尔，虽然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但家境十分贫困，快到出嫁的年龄了，家里根本没有能力为她准备嫁妆，她心灰意冷，本打算拜访伏尔泰后就进修道院的。她到费尔内后，对伏尔泰格外尊敬和崇拜，伏尔泰也很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漂亮姑娘，当他了解到她的情况后，便留她在费尔内住下。他不愿意看到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把美好的青春葬送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他要设法使她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恰巧在德瓦利库尔小姐住下不久，维莱特侯爵也前来费尔内拜访伏尔泰，他出身贵族，家庭很富有。他母亲过去曾是伏尔泰的情人，因而，他认为自己一定是伏尔泰的私生子。但伏尔泰并未予以承认，不过，他还是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伏尔泰想做月下老人，于是把他介绍给德瓦利库尔小姐，没想到他们竟然一见钟情，很快就把终身大事定了下来，不久，便在费尔内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伏尔泰为自己撮合了一桩好事而欣喜不已，他认为这对年轻人是般配的，德瓦利库尔小姐虽然身无分文，却天真纯洁、有良好的教养，并且十分漂亮，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伏尔泰看着他们相亲相爱，非常高兴，他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关心他们、疼爱他们，在分配财产的遗嘱中，伏尔泰也没有忘记给他们留下一份。
1776年3月，皮埃尔·勒图尔内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法文译本的头两卷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引起了伏尔泰的极大不安。他看到，不仅像自己这样的文人认购了这套书，而且认购者还包括了欧洲最著名的人物，如法国和英格兰的国王和王后，还有俄罗斯女皇等。一时间掀起了小小的“莎士比亚热”。译者在序言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伏尔泰，他宣称没有任何天才比莎士比亚用语言更有力地表达了人的各种激情。正处于荣誉巅峰的伏尔泰不能容忍一个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的外国人来突然取代自己的地位。1776年7月19日，被莎士比亚崇拜风深深刺痛的伏尔泰异常愤怒和不满，他立即在《政治和文学秘密通信》杂志上发表一封致达让塔尔的信，强烈攻击勒图尔内。1776年8月25日，达兰贝尔根据伏尔泰的要求，在法兰西学院宣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伏尔泰在信中首先叙述了自己在介绍和传播英国文学和哲学思想上所做的工作，批判了勒图尔内在翻译中的一些不得体的作法。伏尔泰坚持认为勒图尔内是存心抬高莎土比亚，贬低法国作家，使自己的国家蒙受耻辱。在这封信中，伏尔泰批评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甚至带着不应有的情绪攻击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醉汉和讨厌鬼。
当然，伏尔泰的这些信主要是针对勒图尔内的，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并没有超过他自《哲学通信》以来对这位英国文豪的看法。这场笔墨官司表面上看似乎是老年的伏尔泰气量过于狭小，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庭抗礼。作为一代古典主义的大师，伏尔泰对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和审美趣味还缺乏正确的认识。
4 凯旋巴黎
在费尔内，伏尔泰虽然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但他心中依然常常惦记着繁华而浪漫的巴黎。因为那里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初露头角的地方。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留给了他许多美好的记忆；迷人的花都之夜，激起他无尽的遐想；恢宏的法兰西喜剧院，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荣誉。爱米莉去世后，伏尔泰已有29年没有到过巴黎了。自从他离开学校，走上人生道路之后，还从没有在哪个城市连续生活过两年以上的时间。他认为自己还远不如普鲁土、英国、瑞士、荷兰等国的旅行家熟悉那座欧洲的橱窗。伏尔泰想趁暮年之际再度探望巴黎。虽然官方没有正式禁止他回巴黎，但是路易十五曾多次对伏尔泰这样的愿望置之不理。现在这个专横暴虐的国王已经不在人世了，刚继位不久的路易十六，虽然也是一个胸怀狭窄的人，从路易十五那里承袭了对启蒙思想家的仇恨，可是鉴于国内财政的枯竭，人民怨声载道，他已无法阻挡伏尔泰返回巴黎的行动了。
1776年，伏尔泰为了给德尼夫人检查身体，曾想实现这一计划。特罗香医生从伏尔泰的健康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贸然去巴黎，他正告这位老人，在那里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荣誉，而且还可能有生命危险。1777年底，伏尔泰度过83岁生日之后，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因而，他实现回巴黎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只要能在临死之前再回巴黎一趟，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
1778年2月初，德尼夫人和维莱特侯爵先期动身前往巴黎。两天后，在瓦格瓦埃的陪同下，伏尔泰乘坐他的可卧式马车，带着一只长柄炭炉出发了。当他到达巴黎郊外的入城关卡时，稽查人员请他停车检查，并询问他是否携带了违反国王命令的东西，这位老人幽默地说，“这里除了伏尔泰之外，没有其他违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