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笼中鸟”眼界大开
1726年5月，伏尔泰乘船溯泰晤士河而上。他兴致勃勃地站在船舷上，贪婪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异国风光：泰晤士河两岸青山绿水之间一排排红砖白瓦的农舍约隐约现，伦敦城圣彼得大教堂的白色拱顶光彩夺目；泰晤士河各国商船往来穿梭，到处可见的米字旗在随风飘荡。登岸后，他发现伦敦街道熙熙攘攘，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拿着伞或拄着文明棍的绅士挽着他们迷人的太太在街上或公园里悠闲散步。美丽的岛国给伏尔泰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英国早在1640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688年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欧洲大陆成千上万的先进人士所景仰。从路易十四之死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两代人期间，法国各界杰出的人士差不多都拜访过这个美丽的岛国。伏尔泰与自己的众多同胞一样，从海峡对岸专制制度的鸟笼中飞来，现实的对比使他顿时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终于能在自由、清新的空气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流亡英国的伏尔泰，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离伦敦市中心大约5英里的一位英国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乡村别墅里。福克纳对伏尔泰真诚、热情而慷慨，他们从前在巴黎曾有过一面之交。福克纳的父亲是绸布商，他的祖父是杂货商。从出身来讲，他们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因此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对于这位异国朋友的无私帮助，伏尔泰一直心存感激。1733年，他曾将自己写成的悲剧《查伊尔》题赠给福克纳：“献给英国商人福克纳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祖国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把一部悲剧题赠给商人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概只有伏尔泰有胆量这样做。
由于有在法国相识的另一位英国朋友博林布罗克勋爵的帮助，伏尔泰到伦敦后广泛接触了英国文学界的著名人士。他除会见了杰出诗人蒲伯，著名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著名剧作家康格里夫之外，还拜访了诗人汤姆森、杨格和剧作家盖伊等人。在与英国文学界的广泛交往中，他了解到英国文学的发展现状，惊叹于英国文学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一边汲取英国文学艺术的丰富营养，一边积极向自己的同胞宜传介绍。他是第一个把莎士比亚介绍给法国人的作家，在伏尔泰把自己所了解的莎士比亚告诉自己的同胞之前，海峡彼岸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世界剧作大师。伏尔泰高度赞扬英国文学的繁荣，并把这种繁荣的状况归因于文人在英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一直主张文学才能高于高贵的出身，杰作比姓氏更为荣耀，他终于在英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
1727年3月，伏尔泰有幸参加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葬礼，他的遗骸被安葬在神圣的西敏寺内，首相和大臣们带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为他送行。伏尔泰对这位科学家受到的厚遇感慨系之，他曾在后来发表的《哲学通信》中说：“牛顿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受到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荣誉。国家要人互相争夺执拂的荣幸。请您走进西敏寺去。人们所瞻仰赞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争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塑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塑像一般；而我深信只要一见这些光荣的纪念碑决不止激发起一个人，也决不止造就一个伟大人物。”
在英国时，伏尔泰还亲眼看到了英国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奥尔菲尔德小姐的葬礼。这位女演员得到了与牛顿一样的崇高礼遇，她也被安葬在著名的西敏寺内。相比之下，法国演员的遭遇却令人寒心。1730年3月，伏尔泰的亲密朋友、法国著名女演员勒库弗勒小姐在悲愤中死去，她在临死前没有人给她做最后的宗教仪式，死后教会当局也不准她葬入圣地，她的遗骸只能被朋友们葬在塞纳河畔的一片荒野上。伏尔泰对这位伟大艺术家死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震惊，送葬之后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一首优雅而哀婉的挽歌《勒库弗勒小姐之死》。在这首著名的挽歌里，伏尔泰把奥尔菲尔德与勒库弗勒小姐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作了尖锐对比，热情歌颂了英国对文人的尊重：
啊，难道我的国家永远没有确定的志愿，
永远要贬辱她所钦佩的人？
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
难道意志不定的法国人长此耽于迷信？
什么？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
噢，伦敦！你这可以媲美雅典的名城，你这尘世的乐园，
你会扫除引起纠纷的偏见，好似驱逐专制的魔王一般。
在此大家才无话不谈，无功不赏；
没有一种艺术会受轻蔑，没有一项成功不获光荣，
崇高的特列邓（按：系英国诗人），明哲的阿狄生（按：系英国大批评家），
还有那不朽的牛顿，纪念堂中都有他们的份；
要是勒库弗勒生在伦敦：一定也会，
在哲人贤士英雄明主之旁有她的墓坟。
伏尔泰在流亡英国之前，他的好友英国驻法大使霍雷肖·沃波尔就给他写好了许多介绍信。这位驻法大使是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勋爵的兄弟，由于这样一层关系，伏尔泰到伦敦后也很快进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他曾受到首相和首相夫人的热情款待，会见了许多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拜访过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和克拉克。在接识自然神论思想家切斯菲尔德勋爵之后，伏尔泰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正是由于这位勋爵的帮助和引见，伏尔泰认识了卡洛琳娜王后。伏尔泰模仿笛卡尔把《哲学原理》题献给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他把自己的《亨利亚特》英文版题献给卡洛琳娜王后。王后派人给伏尔泰送来了两枚金质奖章，作为尊敬他诗才的纪念。1727年1月，他还受到英王乔治一世的接见，国王赐给他2000克朗作为出版《亨利亚特》的赞助。
伏尔泰在与英国文学界、政界及其它社会各界的广泛交往中，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终于在伦敦公开出版了《亨利亚特》的英文版。在出版之时，伏尔泰还对以前发表过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进一步补充了很多诗篇，这部史诗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完整、恢宏。这部在法国不得不秘密出版的作品，在英国却大受欢迎，头三个星期就印了三次，全部销售一空。由于《亨利亚特》的出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伏尔泰不仅赢得了上层社会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英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在英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伏尔泰对英国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一天，伏尔泰在泰晤士河边散步，偶尔碰上一位水手，彼此攀谈起来，那个水手自豪地赞叹英国的“自由”。可到了第二天，他却被戴上了手铐。后来这名水手再次遇见伏尔泰时，他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这位法国流亡者。他说：“这个可恶的政府要招募我到挪威国王舰队去当水兵，使我抛妻别子。为了使我无法逃跑，他们给我戴上了镣铐，并把我关进监狱，一直关到出发的那一天。”水手的头脑冷静了，伏尔泰的认识也深化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发出感叹：“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和骗子占了统治地位。”
2投向旧制度的第一发炮弹：《哲学通信》
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由于和上流社会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享受到了某些在他自己的祖国所不能享受到的政治或宗教上的自由。在这里，他可以与名流权贵展开平等的争论，可以出入各大剧院欣赏英国著名戏剧家的作品，并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其评头品足，不必像巴黎那样需要时时提防戒备。在这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伏尔泰在汲取英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滋养的同时，埋头进行着辛勤的创作。
1727年，伏尔泰完成了《论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论文，由于篇幅不长，他将其作为《亨利亚特》的附录一同出版。这篇短论简要地叙述了法国内战的主要事件和一些轶事。后代史学家们认为这篇论文没有什么创见，缺乏深刻的分析。
1728年，他花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成熟的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记叙了查理十二即位，到波兰战争，俄罗斯兵败，土耳其人的囚徒以及最后在1718年逝世。它细致地描绘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盛极一时的瑞典国王穷兵黩武、身败名裂的一生。
《查理十二史》因涉及到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前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而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出版许可。伏尔泰不得不采取出版《亨利亚特》的老办法，求助于里昂市长西德维尔，1731年10月在那里秘密出版，然后偷偷运回巴黎销售。《查理十二史》出版后，伏尔泰根据后来收集到的材料不断地修改、完善，并连续出了好几版。他也听取了不少批评意见，正是这些客观公允的批评意见对伏尔泰的史学观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他开始意识到历史事件中存在着的“本质真实”，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的分析。从此开始，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这就是后来在史学上有重要影响的启蒙主义历史学。
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这个国家在他心中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为了向自己的同胞介绍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诉说自己真切的感受，他于1728年开始动笔创作《哲学通信》，回到法国后最后定稿。1733年，洛克曼根据手稿译成英文首先在伦敦出版，当时书名为《英国通信》。
这是一部以书信体形式写成的著名哲学通信集，也是18世纪法国思想界接受英国影响的滥觞。全书由25封信组成，其中前7封信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第8、9封信研究英国议会制度和政体结构，第10封信赞扬英国的商业成就，第11封信介绍种牛痘的好处，第12至17封信评述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第18至22封信介绍英国诗歌和小说家，第23、24封信论述英国文人的地位，第25封信是全书的附录，逐条批驳帕斯卡《思想集》中的57条谬误。
作为哲学家的伏尔泰，他的基础是在伦敦岁月里奠定的。在这里，他研究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熟悉了英国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著作，给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哲学上，伏尔泰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基本上是个洛克和牛顿的信徒。他极为佩服洛克头脑的明智，逻辑上的严谨，他向法国同胞介绍洛克如何反对天赋观念，承认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和经验的唯物主义思想。
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的解释，这是伏尔泰完成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原理深奥难懂，伏尔泰用最通俗、浅显、明晰的语言，向法国人民解释牛顿学说，使大家听懂牛顿的话。这样，牛顿的大名才传遍了整个巴黎。
1734年，蒂埃里奥将《英国通信》从英文译成法文，在法国里昂秘密出版，并将书名改为《哲学通信》。由于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法国当局大为震怒，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亡洛林避难。不久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法国著名现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朗松曾把《哲学通信》形象地称之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发炮弹”。现在这发“炮弹”既然已经引发，那么愈是给它禁锢，它爆炸的威力就愈大。一年之内，该书居然连续再版10次，均很快销售一空，引起了欧洲文化界的广泛重视。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它不仅是他旅英三年所见所闻的心得体会，也是他多年来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积淀起来的思想结晶。它的出版标志着35岁的伏尔泰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宣传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