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上述观点的人认为，“王田”政策是王莽针对严重存在的社会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改革图新措施。西汉王朝的土地私有制，比之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形式，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当时允许土地私有而带来的土地兼并现象，已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危机，王田制正是力图遏制这一弊端的发展，借以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王田制虽然是按井田制的方式来分配土地，但同时又承认土地的私有，即承认一夫一妇对分得的百亩之田的占有权，只是不允许自由买卖而已。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新政策，与先前的井田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至于王莽改制活动时所借用的大量附古说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谶纬风气不无关联，他本人也不过是借“托古”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古。
对此，樊树志先生认为：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但他所实行的种种社会措施，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以当时的眼光看之，就有倒行逆施之嫌。其结果是改革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便如同流星般地迅即而逝，绝不是偶然的。因此，光武中兴以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
东汉“党锢”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整个社会一片黑暗。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外戚党羽和宦官的爪牙们，把持朝政，控制地方察举。东汉盛行一时的察举制度，此时早已有名无实。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制度的混乱，使得太学生们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而外戚宦官们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中下层官吏的不满。他们同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们联合起来，同外戚宦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
那些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的士大夫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形成了波及朝野的“清议”运动。这在腐败成风的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太学生们最为推崇的官僚，是敢于反对宦官的李膺、太尉陈蕃和南阳太守王畅。这从他们品评这些官僚的评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因此，东汉末年广泛的反宦官斗争，是以陈蕃及朝野名流为领袖，李膺、郭泰为中心，太学生等为基础，清议为武器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东汉自冲帝以至桓帝中叶，是外戚的天下。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他两岁的儿子置于宝座之上，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一年便夭折了。梁太后又与大将军梁冀商量，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八岁的孩子为皇帝，是为质帝。但质帝天姿聪颖，很快便认识到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自然不符合做傀儡的条件，不到一年，便被梁冀毒死。接着而立的，是十五岁的桓帝。
桓帝即位后，大封外戚，外戚的权势日益高涨，宦官的威风就相形见绌。因而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梁太后死后，裙带断裂，外戚无所依靠。桓帝与宦官联手，把梁氏一门无分老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汉朝天下落入了家奴手中，朝政依然黑暗。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其中李膺成为著名的领袖。李膺出任河南尹时，曾因打击宦党而下狱，不久复出为司隶校尉。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残暴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李膺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并得到士大夫们的敬重。当时士大夫如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认为是莫大的荣幸，称之为“登龙门”。
但是，以李膺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宦官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朋比为奸，诽谤朝廷，桓帝不分青红皂白，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但这次党锢并没有使士大夫们屈服，反而以之为楷模，高尚其道，清议之风更盛。当时社会舆论也都同情“党人”，清议派把那些遭受迫害的仁人志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他们都是当时士林中人理想人格的典范，代表了朝野反宦官斗争的主要精神，并被引为社会楷模。
公元167年，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被害。在这次事变中，太学生与宦官肉搏而死者数十人。紧接着，宦官开始了对士大夫官僚们进行大屠杀。李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被诬杀，妻子皆徙边。其他因仇怨相陷受牵连，以至于死、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
党锢事件是封建朝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学生运动。东汉时，士大夫重视气节，勇于为自己信仰而牺牲个人利益，坚持气节被视为正义的化身。而党锢之祸使他们看到坚持气节即带来杀身之祸，从此士大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顾钻营拍马，他们是士大夫的末流；另一类则是明哲保身，全身保家，研究学问。而像东汉的士大夫为气节而斗争的士大夫不再成批出现。同时，党锢之祸也使文化发展受到很大的摧残。大批经学之士被诬杀，太学也受到严格限制，诗书画赋技艺进士，只能“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代太学而起的鸿部门学，门庭冷落，人数最多时，亦不过千人。正如翦伯赞所说的，此自以后，“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汉初的黄老无为，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文化的兴衰与政治的兴衰、统治阶级的意志紧紧地纠缠扭结在一起，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是否是一个全能的智者
诸葛亮，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虽然不是罗贯中小说里的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超人，但他高超的人品、杰出的才能、光辉的业绩与献身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近乎完美的形象。
在民间传说里，他更是一个全能的智者，是智慧和胜利的化身。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也是一样。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诸葛亮执政时期的诸多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一、短于奇谋，固守过时战略
公元207 年，刘备谦辞厚礼，三顾茅庐，敦请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一鸣惊人，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
《隆中对》历来被誉为千古奇策。短短300字，对政治、军事、内政、外交以及当时形势和发展远景，都做了透辟的分析，在群雄混战之中，提出了蜀汉开国与三国鼎立的长远战略。正是这一战略的前期方案的实施，刘备才得以顺利地摆脱困境，开创了蜀汉江山。
然而，这一战略的后期方案，即逐鹿中原的方案却是错误的。他说：
“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由于这个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辩证关系，结果棋差一着，前功尽弃。西蜀的三大灾难：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和马谡失街亭，一脉相承，都可以在对策的后一部分找到原因。
这一轻重倒置的根本原因，又在于诸葛亮未能洞悉秦川、宛洛的形势和地位都已发生根本变化，走了刘邦当年“暗渡陈仓”的老路。实际情况是：汉献帝东迁后，秦川已失去了号召全国的政治优势；而“丘墟遍野，十室九空”，凋敝的经济，又不足以支持刘备逐鹿中原；何况，崇山峻岭，宜守难攻，兵轻则易被袭取，兵重则劳而无功。刘备根据这一战略，带重兵在秦川一线，惨淡经营，虽然也取得了败斩夏侯渊、退曹操的赫赫战果，但仍是迁延时日，一筹莫展。
相反的，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上逼宛洛，下控江吴。是一块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由于腹地浅窄，两面受敌，后援难继，处境孤悬。进，则可震撼中原；退，则将陷入绝境。公元219年7、8月间，关羽在襄阳前线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吓得准备“迁都以避其锋”，形势大好。但是，刘封、孟达近在上庸，未曾协力，张飞、赵云屯兵阆中、江州，未来增援；关羽倾巢北上，后路空虚，待吕蒙、陆逊“白衣渡江”，关羽就成了瓮中之鳖了。这一战略上的本末倒置，失去的不只是关羽和荆州，失去的是蜀汉政权唯一可以问鼎中原的战机。尔后的六出祁山，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虚应故事了。
王夫之在评价《隆中对》时正确提出，“蜀汉之保有宗社数十年者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
二、专断拒谏，缺乏民主作风
诸葛亮曾教导部下“集众思，广忠益”，后来形成了，“集思广益”的成语。但他本人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往往是墨守成规，专断拒谏的。
街亭之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