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奋臂，况士万众乎？今吾兵且十倍，官军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计惟有分兵，各随所问立效，其利钝举听之天。’众皆曰：‘善。’乃列阄而定之。…壬子（初一），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以后徐鼐《小腆纪年附考》、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夏燮《明通鉴》、王鸿绪《明史稿》等都有记载，但经考订，虽字句上小有改动，但主要材料全部源自《绥寇纪略》一书。官修《明史》此段资料则采自《明史稿》。
另一些与吴伟业《绥寇纪略》同时的史籍却未记载农民军曾召开荥阳大会。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谈迁《国榷》及河南地方志、河南籍文人文集均未提及此次大会。清朝初年吴殳为《怀陵流寇始终录》所作注文明确否定吴伟业的说法：“吴纪载七十二营会议者荥阳，讹也。”
面对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献，研究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一些人认为吴伟业的材料说明消息来源，“有亡自贼中来告”，肯定是据实所书，应该相信它的真实性。
另一些学者的看法刚好相反，认为荥阳大会属子虚乌有。
首先，清代河南地方志、康熙年间的《河南通志》、《开封府志》、《郑州志》均未提荥阳大会，而当时的方志并不避讳提到农民军。在河南负责围剿农民军的明朝将领，以及河南籍文人的著作，包括一些关注家乡军事情况的河南人张鼎新、吕维祺等人搜集了不少材料，也没有一字提及此次会议。
其次是荥阳大会召开的原因，是农民军为了联合对付明王朝军队围剿河南，此项动议是明兵部都给事中于崇祯八年正月中下旬提出，农民军却在崇祯七年十二月底开会商讨应付此事，显然不合情理。
再次，关于荥阳大会召开的时间，据康熙十七年的《荥阳县志》记载，农民军攻克荥阳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六，而荥阳大会的召开时间各书记载虽然略有出入，但大约不出七年年底，可知荥阳大会召开时，农民军还未攻克荥阳，两者的时间明显不吻合。关于荥阳会议的发起人，各家记载也各不相同，《明史稿》、《明史》 等史籍回避了发起人的回答，原因可能是最初的文献《绥寇纪略》未提此事，只有毛奇龄在《后鉴录》中点明是李自成。李自成当时是闯王高迎祥的部将，不为世人所知。明朝塘报上说；崇祯九年（1636）李自成回老家米脂祭祖，“领千余人马来县城外”，“号称闯将，人始知其姓氏”，也不过是在当地知名。在陕西以外别的地区则不知其人，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初，河南还不知李自成其人。当时由李自成牵头召开起义军将领的全体会议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荥阳大会的参加者是各地农民军将领，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齐集荥阳，而据《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当时在关中，当时的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多数不在河南活动，仅有闯王、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少数几支，也不在荥阳，正月初四、初五还在上蔡、汝阴一带，短时间内齐集荥阳几乎不可能。据载，荥阳大会后，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所部攻克明中都凤阳、焚毁皇室祖陵。但据《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攻克凤阳的队伍是扫地王、太平王，不在与会的十三家之列，他们在崇祯七年在安徽英山、霍山一带活动，于八年正月中旬攻克凤阳，从路线上不可能西进荥阳回攻凤阳。
最后，从兵力分布看，明军当时在河南备有重兵，驻扎在荥阳附近和汜水、河阴、荥泽、郑州等地，各路农民军二三十万之众在明军的包围之下聚会荥阳，似乎无此可能。
从驻扎河南的明朝将领常自裕的奏疏中曾提到，农民军在河南确有“七十二营”。若农民军十三家首领确曾在荥阳召开大会，共商大计，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转折作用，如此重要的事件应当在明清易代之际多如牛毛的野史中占据重要一席。从现存材料分析，荥阳大会的真实性实在值得怀疑。
李岩传奇
在李自成的部队中，有一位著名的谋士李岩，他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此人身世极富传奇色彩，为后世津津乐道。据正史记载，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人，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因为力劝当地官府停征苛捐杂税，拿出家中存粮赈济灾民，得罪地方政府和豪绅，被捕入狱。李自成部队攻破杞县时，被救出狱，因而投降李自成，后因功绩被封制将军。
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考察史实之后，对李岩其人是否存在发生疑问，他们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李精白不是河南杞县人，而是安徽颍州人，即今天的安徽阜阳，这从明朝的进士题名碑录及颍州的地方志均可得到证实。因为李精白隶属河南颍州卫的军籍，所以参加河南开封府的乡试，但从籍贯而言，毫无疑问应属安徽。李精白得中进士后，既没有到河南做官，也没有迁居河南。第二，李岩不是李精白之子。
李精白有两个儿子，次子早亡，长子李栩，从崇祯八年（1635）到崇祯十五年（1642），在家乡与农民军作战，最后死于农民军之手。第三，清朝初期，河南开封府和杞县所修地方志以及商丘人郑廉都否认有李岩其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杞县地方志的作者撰《李公子辨》一文加以考证，驳斥李岩存在说的证据：“然阅时未久，故老尚在，其人其事，影响全无，是不可以不辨也。谓其（李岩）乙卯（1639）举人，则乙卯杞惟刘诏一人而已。谓其父（李精白）为甲科部属，则何部何名，查无凭据；况明季杞人并未有为部属都也。谓其 （李岩） 所杀者宋知县也，则宋玫乃崇祯元年（1628）自永城调杞，四年（1631）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归至莱阳，守城殉难。自后县官，并无宋姓，科贡秩官，历历或考。”把杞县李岩说驳得体无完肤。两年后纂修《开封府志》的作者同意《李公子辨》作者的意见，全文收录。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而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郑廉是河南人，少年时参加过农民军的罗汝才部，他的证词应该较为可信。
学术界有一派意见坚持李岩真有其人，他们也有史料依据。历仕明清两代的著名文人吴伟业在他的 《绥寇纪略》 中记载：“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之子也。”以后彭贻孙的《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直到清政府官修《明史》，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明朝官吏龚芝麓投降李自成，在所著《圣后艰贞记》记载了李岩保护懿安皇后之事。一些人认为虽有李岩其人，但不是杞县人而是砀县人；另一些人则坚持李岩为河南杞县人的传统说法。坚持李岩为杞县人的学者认为清朝方志作者有意回避某些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因为举人从“贼”对地方上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据民国八年主撰《杞县志》的蒋藩说，顺治年间的《杞县志稿》有李岩传，康熙年重修方志时被删。郑廉参加农民军时年仅十五，在军中地位不高，囿于个人的经历，他的记录有可能出现遗漏。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史实。传说崇祯十二年（1639），李岩劝知县宋玫停止向饥民征粮，赈济饥民。但是，方志作者已考证出，杞县只有一个姓宋的知县，时在崇祯元年 （1628） 到崇祯四年 （1631），崇祯十二年（1639）的杞县知县是苏京，宋玫已在京城担任太常少卿的官职。支持李岩存在的观点者认为，农民军于崇祯十三年（1640）攻破杞县，杀死知县，救出李岩。事实上，从崇祯元年（1628）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农民军从来没有攻破杞县县城，崇祯年间，也没有一个杞县知县在任期之内被杀。持李岩实有其人说的人，尤其坚持李岩为杞县人的说法，无法对这些历史材料做出满意的答复。
现存明代官方档案及指挥围剿农民军的明朝官绅的文集中，没有李岩其人的记载，最早记载李岩史实的都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出现在《定鼎奇闻》、《樵史通俗演义》等虚拟程度较高的小说中。李岩事迹出现于史籍，最迟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在懒道人所编《剿闯小史》中，李岩基本事迹已被编定，尤其是蓬蒿子《定鼎奇闻》和计六奇《明季北略》刊行后，影响极大，流传到学术界和民间，越传越奇，李岩之事遂成定论。
利玛窦其人
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部文化有两次大规模的接触，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在中国扎根，最终佛教被改造成本土信仰之一。受印度佛学的影响，逻辑学、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在中国兴起。明清之初，进入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学习天算。十五、十六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的时期，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组团招募人员到远东传教，利玛窦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万历五年（1577），他报名参加耶稣会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1578）三月末，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视察员派他到中国传教。万历十年（1582）四月，利玛窦从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澳门。
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抵达日本鹿儿岛，意识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中国才是传播基督教义的大有作为之地，为了踏上中国内地，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万历八年（1580），传教士才稍稍打开僵局。
罗明坚随同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利玛窦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知府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非常大。他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帝”的条目，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利玛窦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这使他继续利用在国内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内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罗明坚在绍兴、桂林均遭到当地官绅的反对，铩羽而归，同时肇庆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肇庆、广州爆发了针对传教士的抗议活动。利玛窦在这两个地方无法立足，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玛窦决定到别处争取支持，他跟奉召赴京的兵部侍郎石星一路北行到达南京。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否则在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无法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
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深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探讨各种哲学问题，但他的传教效果不大。这使他相信，只有获得皇帝的许可，传播福音的事业才能真正展开，否则会在一夜之间遭到禁毁的厄运而前功尽弃。利玛窦的想法得到本部有关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在澳门搜集各种精巧的礼物带到南昌。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随同前任南京礼部尚书到达北京，但没有丝毫进展，不得不绝望地返回南京，继续在官员王忠铭的庇护下生活。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一如在南昌的生活。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官员、文人集会时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每引起激烈的辩论。他同时动手编辑又一本格言集《二十五言》，刻印后广为发行。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者对新的哲学神学极有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他们在临清遇到税监马堂的阻挠，等了足足三个月后，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万历皇帝本人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但是，他们突然遭到逮捕，因为外国人晋见本属礼部官员的职掌范围，而利玛窦一行绕过礼部走了捷径。在支持传教士官员的帮助下，利玛窦直接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开始了广泛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各地的抗议活动依然此起彼伏，两种文化的冲突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