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方所带的礼物一律称贡物，马戛尔尼自称君主特使，乾隆命令：“总称贡使，以符体制”。八月十一日，一行人到达天津，乾隆赐宴，英国人照样没有叩头就大吃特吃，中国官员汇报时有意混淆免冠和叩首两个动作，含糊称为“免冠叩首”，这被皇帝误认为英方已接受叩首礼，和珅指示尽快教会英国人的具体跪拜方法，遭到马戛尔尼的拒绝。
八月二十一日使团一行及陪同的中方官员穿过北京城区，下榻于圆明园一座年久失修的别墅里。礼物就地在圆明园安装展览，乾隆派工匠向英国人学习复杂的装卸技巧。上自王公下到百姓，参观礼物的人蜂拥而至，乾隆的三个皇孙每天前来观看。五天后，英国使团迁回北京城居住，环境大为改善。与此同时，马戛尔尼与中方的钦差大臣徵瑞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他拒绝练习跪拜礼，对钦差大臣下了逐客令。徵瑞的办法是退回英国公使的照会，请他直接交给最有权势的阁臣和珅，徵瑞后因办事不力被罢官。九月初二，马戛尔尼启程去热河，一周后到达。在离宫殿一里处，全体人员梳洗一番，排成整齐的队伍，在“上帝保佑吾王”的乐曲声中缓慢前进。
乾隆皇帝亲自规定晋见礼仪，免去英国使团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允许他们行叩首礼。马戛尔尼转交的英王信件，里面提出的通商、派驻使节、保卫在广州的英国侨民的安全等要求使乾隆十分不快。双方的对立加剧，经过几天讨价还价，决定中方行叩首礼，英方行单膝下跪礼、取消吻手的环节，因为这是对中国天子的人身亵渎。但双方的观念仍然错位，英国人视此礼节为己方的胜利，而中方认为单膝下跪是臣服的表示，中华上邦对蛮夷之人不懂规矩只有宽宏大量。乾隆皇帝虽然屡示宽大，依然压制不住怒火，在给陪同使团的中国官员的谕旨中申斥英方的无礼，晋见后将中方赏赐的礼物陈设在午门外供大众参观，不许使团在京多作停留。
九月十四日，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凌晨三点，英使和随行人员摸黑向皇宫进发，四点到达，所有人员排列整齐，清晨七点，乾隆皇帝驾到。
皇帝经过时，所有的官员跪倒在地，英国大使也不能例外，他们单膝着地。要强调的是，同时晋见的不止英国一家，还有蒙古王公和缅甸贡使，英国使团夹杂在诸朝贡使团的中间。
皇帝就座后，英国公使团四人，包括使团成员斯当东的儿子，一个会说些中国话的十三岁的孩子，他们走到正中，再次行单膝下跪礼。马戛尔尼奉上英王的信件，乾隆帝回赠以白玉如意。马戛尔尼自己的礼物是两块镶钻石的珐琅手表，得到绿如意一柄。斯当东父子献上两支气枪，乾隆似乎很喜爱小斯当东，给予特别的赏赐，从腰间解下荷包赐给孩子。
拜会结束，众人席坐饮宴，乾隆帝亲赐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温酒一杯，并祝英王健康长寿。
中国人究竟怎么看待中、英首次官方接触？中国官方的记载如下：
“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附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
英国公使九月十八日被邀请进宫看戏，九月三十日，英国使团人员在人群中最后看了一眼坐在轿中匆匆而过的皇帝。
英国使团虽然通过此行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见到了许多官员，也见到皇帝本人。乾隆写了一封有名的长信“特此敕谕’，信中请英国人不必老远跑来“天朝”朝贡，英国国王只要体会“朕意”保全本邦就算完成了乾隆帝的旨意。英国人想做的事没有一件获得成功。中英的首次正式外交接触就此结束。
鸦片贸易
17世纪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近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近代号称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英国，由于对外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是，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在大量从事正当贸易，掠夺落后国家资源的同时，竟无视人道主义原则，鲜廉寡耻地在中国大肆进行鸦片贸易。英国对华输出鸦片的原因在于鸦片贸易能给英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在利益驱动下，英国从鸦片商人到东印度公司到政府，都积极参与了对华的鸦片输出活动。
英国鸦片商人、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从鸦片的贩卖、生产、专卖和税收中发了大财。据史料记载，由于鸦片贸易利润高涨，“使得人们在这种交易中都沉醉了”，“加尔各答大多数商号均从事这种贸易”。1773年和1779 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孟加拉的鸦片专卖和生产上的垄断权，从此它成为鸦片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组织者与总管。这些鸦片的80％都运往中国。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收购罂粟汁，生产和专卖鸦片的每箱成本是300卢比—350卢比，拍卖的价格是 400 卢比－3000卢比，其中的利润率最高竟达 900％。英属孟加拉政府也从中分肥，它按鸦片成本的300％收税，每年可得利税100万镑以上。19世纪最初10年，鸦片税收占孟加拉政府税收比重的8％，10年后增加到12％，从此它成为英印政府除土地税、盐税之外最主要的税收之一。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以“国内开支”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利润的重要受益者。
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还对英属印度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广州的贸易中以汇划的方式起到了特殊作用。由于东、西印度都在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使印度“土地价值提高4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在收集和预备这种药品工作中维持了成千人的生活，并且使加尔各答的商业和航运业沾到利益”。19世纪初期和中期，鸦片在印度出口商品中占首要地位。1849年，印度出口鸦片577万磅，1858年出口910.6万镑，是印度全部出口商品价值的 32.7％。
鸦片出口的增长，使印度贸易收入增加，19世纪30年代，“中印贸易的价值三倍于中英贸易的价值”，印度对英、对华贸易都明显出超。其海外购买力的增长使进口大为上升，“若干世纪以来作为纺织输出者的印度市场上，竟充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品”。1849年，印度输入棉布222万英镑，1858年输入478万英镑。棉布的大量进口使当地的民族纺织业衰落，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欣喜若狂。在印度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中，不能不看到鸦片在瓦解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依属英国中发挥了如此明显的作用。
由于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还解决了在广州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款项。19世纪初，在正常商品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保持出超，东印度公司必须筹措为数可观的银元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本钱。在鸦片大量输入后，中国反成为白银流出国，这样英国鸦片商人在华出售鸦片的收入便被东印度公司利用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表面上，东印度公司不参加对华鸦片输入，它设在广州的账房却通过账户的转账办法，向英国鸦片商人出售可以在伦敦、加尔各答等地有关金融机构兑现的汇票，直接换取他们在华贩卖鸦片而得到的白银。这种大规模的汇划方式既给公司提供了筹措在中国投资的资金的办法；又给商人提供了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印度的途径。从此，在中印航线上再也无法看到满载着白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驶往中国，却到处可见满载着鸦片和茶叶的商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19世纪50至80年代，中英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由贸易入超转为出超，但鸦片贸易仍然充当着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起到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创收能力的作用。四五十年代，英国制造品对华出口增长停滞，而中国丝茶出口则急剧上升。可是，在鸦片稳步输入下，中国对英贸易出超并没有明显增加对外贸易的纯收入。60至8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收入的70％左右都要支付鸦片的毒品账。如果没有鸦片的抵补作用，中国当时每年至少可以增收2500万海关两。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走向衰落，生丝的出口虽然可以抵补鸦片输入，但同样它创收的50％都因鸦片进口而付诸东流。总而言之，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在对华正常贸易上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不得不利用鸦片来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显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还必须通过毒品交易来赢得对华贸易上的优势。
不难发现，鸦片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英国商人、社会政府、社会舆论所共识。40年代，澳门的英国人就撰文指出：“没有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不可能这样顺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
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送出大量白银。……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对印度斯坦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行与一般商务大为兴旺。并且还给英属印度国库带得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的田赋总额。”由于鸦片贸易总是能够为英国带来高额利润，所以，它才被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称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所以，正是由于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英国商人、有关公司和政府机构才不惜一切，拼命钻营这项贸易。
在鸦片贸易期间，如同商界一样，英国政府之所以关心、重视、默许、保护鸦片贸易也在于鸦片贸易能够带来暴利。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放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鸦片垄断，似非得计”；
“鸦片贸易是值得向往的”，“鸦片贩运事业已成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手段，所以庞大的资本，巨额的收入，以及与这密切联系的合法贸易都被卷入进去，这就排斥了任何歇业或是撤退的想法”。因此，作为共同的鸦片贸易受益者，“由于财政上的理由，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执意要维系鸦片的生产；出于利润的考虑，英国的茶商则顽固地决心不放弃鸦片贸易”。当从东方传来林则徐于虎门销烟的消息后，英国鸦片商及英国政府自然要为维护他们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的“权利”而“奋斗”了。
叶名琛的“六不”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任两广总督兼对外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样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却以采取“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措施和为英国俘虏屈死后竟为咸丰帝夺爵的笑话而遭到后世的嘲笑。然而，叶名琛的笑话，不仅有他个人自身的原因，更是由于清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是清政府错误政策的牺牲品。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方针一直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尤其是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及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军饷时，清政府便把上述方针看得更为重要。这条方针无论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一个让人殊难两全，不可能实行的死方针，然而，尽管英国已进攻广州，边衅已开，蒙昧自大的清政府却死抱这一方针不变，多次谕令叶名琛“既不可意存迁就止愿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叶名琛只得在这“宽猛两难”中，只得唯朝廷意旨行事，“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
当然，叶名琛愿意严格执行清政府这样一条前后矛盾的死方针，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和知识有密切关系。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从其曾祖起，世代为官。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踏进仕途，且十分顺遂，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已成为广东巡抚，从入仕到成为一方大员仅13年时间，可见清廷膺寄之重。到咸丰二年（1852），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可谓青云直上，这造成了他对清朝皇帝的感恩心理与绝对的忠心，因此在处理政事中，一依皇帝旨意行事，不敢稍作更移。
在知识结构上，在传统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叶名琛，迂腐，喜大言，缺乏世界知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腐儒，却通过两件事的偶然成功，获得了擅办外交的美誉，更增加了他对清政府那条前后矛盾方针的坚定性。一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英人欲入城，巡抚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向英国人宣示不准进城的“假圣旨”，以不失天朝国体，另一方面又加强海陆边防，并利用当时民众反进城的声势，企图以兵威吓退侵略者，以达到“不启边衅”。他这办法本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当时侵略者准备不足，不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而搁置了入城的要求。因而使叶名琛等人这次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二是叶名琛处理的一件洋教士潜入内地的案件，他用的办法是强硬的“申列条约，奏交各国领事，严加约束，勿任复至内地。”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没有洋教士可到内地传教的条文，所以叶名琛这次又获得了“不失国体”、“不启边衅”的成功。然而，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准备并不充分的英国侵略者，清政府的对外方针已不能实行，如今面对蓄谋已久的英法联军，清政府的这条方针就更是行不通了，死抱这条方针的叶名琛，只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措施，以任凭侵略者宰割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和对清政府所定政策的坚决执行。
由于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开边衅，叶名琛相应提出“不战”的对策，既不能战，自然“不守”，因此，“不战”、“不守”四字是清政府外交方针的具体表现。但叶名琛为何又提出“不和”的政策呢？不和政策，主要来自于叶名琛自己反侵略的思想。叶名琛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外国侵略行为一直持强硬、不妥协态度。咸丰五年九月“亚罗号事件”中，英方向中方提出索要人犯的无理要求，叶名琛回答说：“亚罗号非英国船，乃中国船也，中国官入中国船捕中国之海贼，于理为当”，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当广州城已糜烂之时，柏贵派人与敌议和，而叶名琛“仍执不可许进城之说。”叶名琛坚持不许进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阻英人进省城是中国官民在道光二十九年斗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人民民族尊严的表现，维护了这一点就维护了民族尊严。在英军步步紧逼，广州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叶名琛深知备兵抵抗，必获“启衅”之咎，于是想依靠民力来反击侵略者，他发出告示：准许民人对“滋事英匪，痛加剿扑，准其格杀勿论”，又“悬赏格，斩英人头一颗及生擒一名，俱赏银一百两。”在朝廷束缚其手脚的情况下，他能用民力抵抗，决不是屈服投降之表现。
由于叶名琛态度强硬，遭英国侵略者忌恨，因此攻城时炮火“专攻督署”。英军头目巴夏礼、威妥玛及汉奸张同云、李小春等都“大责叶相，恨恨不已。”最后英人掳之而去，目的是侮辱他，以泄切齿之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