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粮食加工工具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践碓、木扇车、磨、碾等。践碓实际上是杵臼的改进和发展，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它借全身之力用脚踏杵，而不用手舂，不仅可以提高加工效率，还大大减轻劳动强度，大约出现于西汉时期。河南济源泗涧沟和洛阳东关汉墓都出土有践碓模型。它的一端为外向内圆的臼窝，杵置其中，杵上安有长杠杆，架在杵架上。木扇车也出现在西汉时期。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出土陶米碓的右侧就是扇车模型。其车厢为梯形，车厢中部有方漏斗形高栏，安有装风扇的轴孔。在风扇口后部立一俑，双手伸前，作摇风车姿态。在栏的左侧为斜坡形空箱，是盛谷糠的地方。木扇车在西汉晚期已在黄河流域普遍使用，到了东汉又普及到南方以及边远地区。磨是研米或麦为粉的工具。它是由两扇凿有起伏磨齿的圆形石块所组成，下扇中央装一短轴，上扇合在下扇上面，可以绕轴转动。谷物由上扇的磨眼徐徐注入，随着上扇绕轴心旋转，谷物在两扇之间均匀散开而受磨。碓的舂击谷粒是间歇动作，磨是连续加工，所以磨的工作效率比碓高些。最早的石磨见于枥阳秦代遗址中。西汉时期逐渐推广。河北满城汉墓刘胜墓北室出土了大石磨，旁有马骨，看来已用畜力拉磨。磨的普遍使用改进了饮食结构，面粉制作的食物逐渐推广。至于碾，只见于文献记载，尚未见到实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产品的加工方面，广泛使用了水力机械，如水碓、水磨和水碾。水碓的发明至少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魏晋时期，水碓的使用比较普遍。例如《三国志·魏书·张既传》中曾载，曹操移汉中民数万以充实长安及三辅，由此引起了陇右、天水、南安等地百姓的不安。
张既就让三郡的官吏放假，让他们回家修葺房屋，安置加工粮食的水碓，以此告诉三郡的百姓安心生活，政府不会让他们迁走的。这也说明当时比较富有的人家已经多有水碓。一些大地主家的水碓更不止一处。
史载西晋时的大富豪石崇家中就有水碓30个。《晋书·惠帝纪》在描述西晋末的八王之乱时，记载了张方桥决堤，致使洛阳的水碓都因河水的干涸而失去动力。由此也可看出，水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西晋以前的水碓一般都是单碓，西晋时杜预进行了改革，在单碓的基础上发明了连机碓，使舂捣谷物的效率成倍地增加。这种连机碓设置在流水岸边，借水力推动涡轮。涡轮轴上装几根拨杆。拨杆多少视水流大小而定，每一拨杆拨动一个碓。当涡轮转动时，轴上的拨杆依次拨动各自杠杆的一端，使各杠杆的碓头，此起彼落，舂击各臼中的谷物。傅畅在《晋诸公赞》中曾说，由于杜预制成了连机碓，洛阳的谷价狂跌。至于水磨和水碾是用水轮带动磨石或碾石来研磨谷物的工具，两者的结构大同小异，其出现不应晚于南北朝时期。《魏书·崔亮传》讲，崔亮担任北魏的尚书仆射后，曾奏请在洛阳的张方桥东堰建造了数十个水碾、水磨，粮食加工效率增加十倍，老百姓从中获得便宜。
《北齐书？高隆之》也讲，高隆之在东魏天平年间（534—537）任营构大将军时，也曾在邺南城的外面凿渠引漳水，并在渠上建水碾、水磨。南方也在同时出现了关于水磨的记载，如《南齐书·祖冲之传》中说，祖冲之在乐游苑建造水碓和水磨，南朝齐世祖亲临观看。南北朝以后，粮食加工工具仍然继续发展，只不过其基本种类在此时已经确定。
中国古人如何席地起居
席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家居使用品，并一直沿用至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席也随着人们的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曾几何时，反映先秦时期的影视作品非常受欢迎。不过，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有的屋里没有几种像样的家具，人们往往席地而坐；有的屋里家具竟然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家具差不多，人们吃饭闲聊往往是坐在椅子上。究竟当时人们是席地起居呢，还是已经有了椅子这种新式家具，人们的起居生活与我们现在有何不同？其实，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起居的习俗由来久远，延续的时间很长，至少保持到唐代。
根据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建造原始房屋的技术，以已经建成遗址博物馆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寨遗址为例，那里发现了几十座当时的半地穴式房屋的基址，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较小的，也有较大的，可以由此复原出这些远古房屋的面貌。局限于低下的生产力和原始的技术条件，它们都简陋而低矮，内部空间狭小，人们在里面只能席地坐卧，还谈不到使用家具。为了干燥舒适，人们建造房屋时，把泥土的地面先加烧烤，或是铺筑坚硬的“白灰面”，同时在上面铺垫兽皮或植物枝叶的编织物。这些铺垫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当时室内仅有的陈设。它们是后代室内人们离不开的必备家具“席”的前身，也可以说是家具最原始的形态。当时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它们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日益提高，导致人们日常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居住条件的变化。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抬梁式木构架已初步完备，并使用了高台基，开始用瓦铺盖屋顶。统治阶级的宫室开始变得宏大华美，一般居民的居住情况也比新石器时代有所改善。随着房屋建筑日渐增高和宽阔，室内空间随之日益增大，于是出现了新式家具，包括可供坐卧的低矮的床，更小些仅供坐的榻，可以灵活地分割空间的屏风，盛放衣物的箱、笥。有了床、榻，一切日用器皿都放在地上也不够舒适，于是陈放器皿的几、案也随之产生。不过在这些家具中，最古老的席的位置还是最重要的，室内地面先要用它铺满，来保持舒适清洁，这种专供铺底的席子叫做筵。除了筵外，供放在筵上坐卧的席以及几、案、屏风等，都是随用随置，根据不同的场合而作出不同的陈设，不像后来家具那样都有固定的位置，平时是陈放不动的。
由于上述情况，也就相应的出现了一些基本的礼节。因为室内铺满了筵席，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入室内都要先脱掉鞋子，以免将污泥尘土带进室内，弄脏筵席。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礼节，在室内人们是不穿鞋的，君王也不例外。同时，臣下为了表示尊敬，面见君王时不仅在室内不能穿鞋子，连袜子也不能穿，必须光着脚，在君王面前不脱袜子是极为不礼貌的。一直到隋代，人们到极其尊敬的人住的地方，没有不光着脚的。由于进室脱鞋，因此形成了许多与此相关的礼节。如果是在长者身边陪坐，那么鞋子不能放到堂上，脱鞋的时候也不能面对台阶。如果长者要穿鞋，就得跪下把鞋举起来，然后恭恭敬敬地退到一旁。如果自己当着长者的面穿鞋子，必须跪下移动鞋子，俯下身子穿鞋。另外，看到门外有两个人的鞋子，如果听不到屋内谈话的声音，就不能进去，那是因为两个人小声说话不愿意让人听见，肯定是隐私之事，而知道人家的私事是不礼貌的。
由于席是起居必不可少的家具，因此围绕着它也派生出许多礼节。
席的方位有上下，一个有礼貌的人落座时，必须由下而升，应该两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的下角，从下而升。当从席上下来时，一律由前方下席。陪同客人一起进室时，主人要先向客人致意，自己先进去将席子放好，然后出迎请客人进室。如果客人不是来赴宴的，而是为了聊天，就要把主、客所坐的席子相对陈铺，当中留有间隔，以便于交流。一般同席读书的多系挚友，但也会因为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关于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读书，可是当有辆豪华车子路过门口时，管宁就好象没有看见，读书如故；华歆却跑出去观看，于是管宁把席子割为两半，与华歆分坐读书。
西晋以后，随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人们的生活习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建筑技术上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扩展了室内空间，对家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形成了由矮而高的趋势，开始出现新家具，桌子、椅子在唐代壁画中都先后出现了，只不过结构尚嫌笨重，还属于启蒙时期。到了五代，这些新出现的家具就趋于成熟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图中的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传统习俗。不过当时的守旧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还受到上层社会的阻挠，在士大夫家中妇女还不得坐椅子这种新式家具。但是在一般的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经颇为流行。
随着新式家具和新的生活习俗的确立，古老的席地起居的习俗和与之相联系的各种礼仪才最终退出了生活的舞台。
中国古代“酷刑”的起源
酷刑是古代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排除异己的主要刑罚。
酷刑，指的是通过对人身体的肆意摧残，引起被施刑人的痛苦、恐惧、乃至死亡，以达到施刑人某种目的的一种行为。古今中外，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实施过酷刑的历史。在中国历代，酷刑之盛行，酷刑种类之繁多，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中国古代的尧舜时期，就有了有关“酷刑”的记载。当时的“五虐”之刑，就包括“截人耳鼻、阴黥面”。夏代的“五刑”包括“大辟、膑辟、宫辟、劓、墨”，其中的宫辟是指“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舜时的宫刑，当时只对俘虏的“蛮夷”使用，而对于本部落的罪人并没有使用。舜以后，禹才开始正式施行宫刑。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曾被施以宫刑。劓就是割掉人犯的鼻子，在夏商时劓刑已被普遍使用，据说，夏时受过劓刑的就有上千人，到了春秋战国时，劓刑更是一种很普通的刑罚。秦灭六国时，把俘获的六国军士和百姓大都实施劓刑，竟然使社会上没有鼻子的人比有鼻子的人还多，甚至人们以没有鼻子为美，有鼻子反倒觉得丑了。
墨刑也叫黥面，就是在人犯的脸上刺字，一是表示惩罚，二是留作羞辱的印证。墨刑自尧舜时开始兴起，到了西周时，其刑法已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人充作守门人，即“墨者使守门”。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记号，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这些人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受墨刑者都被用作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就有许多受过墨刑的囚徒。汉初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就在年轻时因犯小罪而受墨刑。
随着历史的发展，酷刑也更加名目繁多起来。像置人于死地的有凌迟、车裂、斩首、腰斩、剥皮、炮烙、熟煮、抽肠、剖腹、射杀、沉水、绞杀、鸩毒、火焚、钉颅、活埋等多种酷刑，听来令人发指。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酷刑中，最惨无人道的要属于凌迟。凌迟原被写作陵迟。荀子：“在迟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这里的陵迟是指山丘的缓延斜坡。后来人们将陵迟作为刑罚的名称，仅取其缓慢之义。就是要用缓慢的速度将人犯处死。凌迟的关键点就是要体现“慢”，就是要一刀一刀地割人犯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了，才剖腹断首，使人犯毙命。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应始于五代时期。
其他致人于残的酷刑同样惨不忍睹，有割舌、挖目、破手、刖足、枷项（戴大枷）、苔杖、廷杖、鞭打、兽咬、火炙、割乳等等。施刑人还为各种酷刑起了许多生动形象的名字，像“老虎凳”、“披麻戴孝”、“仙人献果”、“老鼠弹筝”、“红绣鞋”等等。
酷刑无疑是极野蛮、极不人道的残酷行为，那它为何能产生，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为何能存在如此久长呢？
有学者认为：“酷刑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因为大臣比干对他暴虐百姓的行为极度不满而直言面谏，商纣感到自己的“天威”被犯，于是他对比干说：“人们都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你如此仁善，是不是也长了一颗七孔的心呢？我一定要看一看。”于是商纣便命武士剖开了比干的腹，挖出了比干的心脏。
在《三字经》开篇，即言“人之初，性本善”。而酷刑反映的则是人类的残酷、野蛮和丑陋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酷刑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在1988年，联合国拟定了一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倡导文明、倡导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人们的赞同与响应。
中国人的姓氏
楚汉战争时期，娄敬能言善辩，心思缜密，为刘邦出了不少力。在刘邦夺得江山后，与朝臣们商议建都大事，大臣们多是东方人，都建议刘邦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建议刘邦要以江山为重，应建都长安，以扼天下形势之咽喉，刘邦知道娄敬所言正确，便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长安，而且还要赏赐一片忠心的娄敬。当刘邦笑着问娄敬想要什么赐物时，娄敬曰：“臣欲刘姓。”刘邦龙颜大悦，特赐娄敬改姓刘，改名刘敬。
姓氏是人的血统渊源的标志，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制传统，决定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血统特别看重，上边的故事中娄敬宁可不要千金赐物，也要一个皇室姓氏，也说明了娄敬把姓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的姓氏繁多，仅《百家姓》已不足包容所有了。那么，这么多的姓氏，是从何而来呢？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书籍中，自黄帝时期便有了姓氏的记载。而研究姓氏学问的著作也很多，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姓氏的来源归纳了三十二类之众。
姓名由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名在后。姓有单姓、复姓之分，名则为一字或两字即可。姓一般随父，名则可任意取。人一出生就取名，然后将其姓名注册在户籍上。
然而，在古代的中国，这个简单的姓名就复杂多了，严肃多了，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与社会的等级结构紧密相关，突出地表现着门第观念、宗法观念。姓不能随意姓，名也不能随便取。甚至出现了“有姓有名”，“有氏有名”，“有名无氏”，“无姓有名”，“有姓无名”，“数字为名”的奇怪现象。
古代，姓是一种族号。它是血统的标志，家族的徽章。有姓的人，都是贵族。
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古代的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这些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于是就崇拜它，这就是“图腾”。图腾，就是这个氏族的姓。如：熊、马、牛、龙、梅、林等等。因此说，姓是全族共有的符号标志，也是全家族的族号。如周代初期分封诸侯时，那些诸侯国君，大部分都姓姬。不是姬姓家族的人，根本不许姓姬。
周礼还规定，“同姓不通婚”。
因此说，当时的“姓”用于“别婚姻”。
氏是姓的分支，氏和姓有着严格区别。
氏是怎样产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