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贤王的治国方法，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但不论大事小事都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因为只知道为和谐而和谐，不用礼来调节和约束，那也是行不通的。”
和，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节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己属常见。因此，提出“和为贵”，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至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在今天“和为贵”也是我们所一直提倡的，它不仅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为贵”的原则在家庭生活中就显得更为重要，所谓“家和万事兴”。
中国文化，格外重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重要性。齐家之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道，讲究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小雅·常棣》）。把夫妻之和比喻为声乐之和，是非常恰当的。声乐之道，即是合和之道。所谓“音声相和”（《老子·二章》）、“乐以道和”（《庄子·天下》）、“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乐以和其声”（《史记·乐书》）、“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吕氏春秋·大乐》）、“和六率以聪耳”（《国语·郑语》）“和顺积中，而英发外”、“乐者，天地之和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等等。在中国从民间到皇家，都很重视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之和。
夫妻关系的自然内涵是男女关系。男女之道，讲究的是“以和为贵”（《玉房要指》）、“神和意感”（《千金要方·养性》）。中国古代民展起来的房中养生术，历来主张：夫妻之间，应效法天地阴阳之和，而进行和谐的性生活；两性相交，要情投意合、神和意感、以和为贵。并认为：和谐的性生活可以养性延年，不和谐的性生活则能够伤神夭寿。甚至主张“取鳏寡而合和之”（《管子·入国》）。
在中国，“家和万事兴”的观念深入人心。
据说在河北一个农村，村委会的外墙有一块黑板报，上面写着评比五星级家庭的标准：父子骨肉情深，夫妻相敬如宾，兄弟情同手足，妯娌亲如姐妹，姑嫂十指相连，婆媳胜过母女。这个村每年都组织妇女集体晒被子，比赛包饺子，比赛擀面条。村党委书记说，不孝敬公婆的人，老人的被子就脏兮兮，而孝敬老人的和睦家庭，被子自然干干净净。
“家和万事兴”是一条治家格言。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亿万个家庭累加起来构成了我们的大千社会。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家庭美德又是社会美德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关家庭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的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搞经济发展一样也离不开“家和万事兴”。我们发展经济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少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吗？无论多么高深的经济理论难道也只是为了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吗？纵观世界各国的竞选又有那一个政党和组织的纲领是为了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呢？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我们人类在经历了各种苦难后，在思想认识上对民生、生存方式、人权观、财富观，对以靠掠夺他人财富和无节制掠夺自然资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以，平等待人、平等交往、爱护保护自然、节约能源、痛恨贪污腐败、节制无度的私欲膨胀和奢侈的生活消费方式成为当今人类认识的主流。虽然，这条路上充满了荆棘，但我相信，人类必将克服重重困难和艰辛永远的追求下去，并将其实现。
“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是我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观察，不断总结出的精辟论述。家庭，是骨肉团聚，情感相依的港湾。小到一个三口之家，大到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生息敷衍、荣辱兴衰，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深刻而又普通的道理——“ 家和万事兴 ”。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和”的可贵之处，不仅在家庭，更在社会。
“家和万事兴”倡导的是团结，无论小至家庭，还是大到国家，团结与否至关重要。团结就是力量。战国时代有一则著名故事：赵武灵王时，邯郸有一截小胡同叫“回车巷”，宰相蔺相如为了国家的利益，几次忍辱在这条小街避让大将军廉颇的车马，后来廉颇知错即改，负荆请罪，实现了“将相和”。这充分说明，和能立业，和能兴邦，和能增长国民志气，和能凝聚国家无坚不摧的力量。
和谐是中国数千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和谐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一种状态，它标志着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诸多元素实现了均衡、稳定、共荣和有序。和谐最本质的内涵就是文明、公正、公平。和谐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最伟大之处，乃在于常常能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都比以往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不论这些变化多大，矛盾有多复杂，都不足为怪，因为变化和矛盾的出现固然会使我们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同样也为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而且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
21世纪是人类共同面临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世纪，是会不断发生变革与转型的世纪。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当牢记“家和万事兴”的格言，以实际行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关系、新秩序，塑造健康有序的新型人际关系，达成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共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记住苦难中与你同行的人
【儒家语录】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正言正说】
曾跟随我在陈国、蔡国的弟子，现在都不在我的身边了。
公元前489年，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子贡、颜渊等人从陈国到蔡国去。途中，他们被陈国的人所包围，绝粮7天，许多学生饿得不能行走。公元前484年，孔子回鲁国以后，子路、子贡相继离开了他，颜渊也死了。所以，孔子时常想起他们当年与自己共患难的时光。因此，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论现在的事业多么辉煌，地位多么显赫都不会忘记过去与自己一同患难的亲人和朋友。
重情重义，不忘故交，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值得让世人继承和发扬的可贵精神。历史有许多这样的有义之士，他们的行为，直至今天依然让人感动不已。
在中国古代，这种交友重义的事例是很多的。先让我们来看下面三个感人的故事：
传说东汉时，有一位名叫荀巨伯的人，一日得到急信，说一位朋友得了重病。朋友远在千里之外，故荀巨伯赶了好几天的路程。可是在到了友人所住的郡地时，却发现此地已被胡人围住了。他不顾一切潜入城去探望朋友，朋友对他说：“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来看望我。现在城被胡人围住了，看样子是一定守不住了。我是一个快死的人，城破不破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趁现在能想办法，你赶快走吧！”荀巨伯立刻说：“你这是什么话！朋友有难当共为，现在大难临头，你却要我扔下你不管，自己逃命，我怎么能做这等不义之事？”城破之后，胡人一路打进来，挨户搜索，但见家家户户凌乱不堪，人全逃走，却有一院井然。于是进去，见到了安坐的荀巨伯，大发威风说：“我们大军到处，所向披靡，你是何人，竟敢不望风而逃，难道想独当其锋不成？”荀巨伯对他们说：“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这城里的人，到这里只是来看望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现在朋友病重，危在旦夕，我不能因为你们来了就丢下他不管。你们如果要杀的话，请杀我，不要杀死我这位无法自救的朋友。”胡人听了大为惊愕，相顾无语。半晌，有一位头领看了看手中的大刀，说道：“看来，我们是一群根本不懂得道义的人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崇尚道义的国家里胡来呢？撤兵吧！”胡人因此退走，一郡得以保全。
汉代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重义之人，叫朱晖。他在读书的时候，偶尔结识了一位大官张堪，恰是他的同乡。张堪很看重他，但朱晖却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学生，不敢与之过从太密。有一次，张堪对朱晖说，你真是一个自持的人，值得信赖，我愿以身家子妻托付于你。朱晖因为张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对此重言不晓得作什么反应，只是恭敬地拱手相应。后来，张堪死了，因为清廉，身后没有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朱晖其时早已与张堪不通音讯，但闻讯之后，感于张堪的知遇，千方百计地济以钱粮，甚至前去嘘寒问暖。朱晖的儿子对他说：“我们以前并不曾听到你与张堪有什么厚交，你为何如此善待他的家人？”朱晖回答说：“张堪生前，曾对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当时已有备于心。做人不能欺骗别人，更不能欺骗自己。”
春秋晚期吴国有一位义士叫季札，有一次他出使路过徐国，顺便拜望老朋友徐君。徐君见他佩带着一口极精美的宝剑，喜欢得不得了，可是不好意思向他开口。季札看出了他的心思，但考虑到还要佩此剑出使别国，也就没有主动挑明。等他出使回来，再去徐国探望徐君时，徐君却不幸得病死了。季札非常悲伤，他把宝剑解下来，挂在了徐君墓前的树上。季札的随从感到奇怪，问他：徐君已经死了，这宝剑挂在这里是给谁的呢？季札对他们说：“徐君在世的时候，很爱这把剑，我心里明白他的这个意愿，并且已经在心里做了把此剑赠给他的承诺。现在不能因为他已经去世，看不到我的赠予了，就违背己心，忘记情义啊！”季札挂剑报知己的事情渐渐地传扬开了，大家纷纷赞扬季札是一个讲义气重感情的君子，一些名贤于是不远千里去投帖拜结，引以为友。
荀巨伯、朱晖、季札等人重情义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已令人因觉得遥远而更加可贵。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人的某些可贵情感是恒久不变的，它能穿越时空，给世界带来无穷的温暖和感动。这种大义的精神和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已显得很稀缺，但正因为如此，也更值得我们呼唤和传扬。
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不论日后如何富贵，请记住那些在困境中曾与你共患难的人，夫妻也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他们都是值得你一辈子感激并珍藏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