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知识就是力量，世事也有学问
什么样的知识有力量？
有的人只要说上一句话就能让人永远记住。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我们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
并不是任何人一张口说话，就能让人终生难忘。说出的话要想具有影响力，必须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方，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孩子说“宇宙开始于一次大爆炸”，远没有一个天体物理学家说出这句话来得可信。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说 “我们要影响社会”，而政治家则说“我们要改造社会”。要想说出有影响力的话，你必须处在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你当然可以越位发言，但那不能达到你的发言目的。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
这套道理颇易引起争论。但没关系，我不是要你一定相信这套道理。我只是在转述弗兰西斯·培根的想法。这位英国大哲人当年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所以他的一生总是在忙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在仕途上奋进，努力获得更有影响力的职位，更优厚的俸禄；第二，在学问上猛下工夫，以“科学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努力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建议年轻人在以学术为业和在以政治为业之间挑选一样，而培根则努力平衡两种活动，努力在两种活动中都有所成。这种平衡会遇到非常多的麻烦，世俗事务常常迫使一个人模糊原则，甚至牺牲原则。而原则丧失，又会招致品行上的恶评。通常的学问家都不敢冒这种风险。他们宁愿固守学术之本业，而不愿招惹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政治。
对于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培根是这样表述的：“我希望如果我在政府中能够升到尊贵的地位时，我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权力，能够动员更多的劳力和才智来帮助我的工作；因为这些缘故，我就一方面努力学习政府工作，一方面又在廉耻和诚实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自荐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朋友们。”
他完全相信，如果自己处在合适的职位上，有助于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学术构想。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事遂。不仅如此，培根这么做，还因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理论。他认为一个人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际工作，都不要流于空谈。一个整全的人，不但要有精湛的专业技艺和敬业精神，还要十分谙熟人世的冷暖，通晓待人处世的方略。所以他留给我们的，既有科学的归纳方法，对古代哲学的批判，又有教育我们如何待人处世的论说文集。他不但交给我们观察自然的新工具，还交给我们明智的处世本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概括，用在培根的身上，或许是再恰当不过了。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所说的知识，应当是这两方面的知识。而我们的这个本子，也致力于体现作者的这种想法。至于下文对培根的详细介绍，也不脱上述的培根宗旨。急于享受培根文采的朋友，完全可以先跳过这段文字去看正文，待有心进一步了解这位大哲之时，再回头研读介绍。
坎坎坷坷走上仕途
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月22日生于伦敦。培根的祖父曾为圣·爱德蒙斯大寺院的管家。由于祖父的关系，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培根以俗家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并参与政治活动。他曾担任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也是一位知名的、有学问的、受人尊敬的大法官。他以智谋、干练、中庸、清廉著称。他的许多“新”思想对儿子影响很大。
培根的母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女士，娴熟希腊文、拉丁文。她是一名加尔文教派的教徒，热心于宗教改革。
培根在童年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他在答问时所表现出的少年老成的庄重态度和成熟的智慧深得伊丽莎白女王的赞许。女王常称他为“小掌玺大臣”。
培根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对于所学的课程，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对于亚里士多德评价很高，但认为亚氏方法毫无效果。这种方法只是富于辩驳和争论，却完全不能产生为人类生活谋福利的实践效果。
剑桥三年，培根获得的评价是“精通和勤奋”。1576年，培根随英国驻法大使到了法国，在法国工作了两年多。后来，他根据自己对大陆政治状况的观察，写成了《欧洲政情记》一书。
1579年，父亲突然去世。培根中止了他在法国的工作回国。父亲去世后，培根的经济状况突变，一下子陷于穷困之中，自此，他一直处于负债的境地。当然，后来的一些负债不全是由于生活困难，而是因为他生性奢华，生活上不能量入为出。
1582年，培根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律师。1584年，他当选国会议员，后来几届又连选连任。在国会和法庭上，培根以雄辩著名。时人对他的辩才印象深刻，诗人本·琼生曾描写道：“没有第二个人比他讲得更清楚、更持重、更有感召力了。他所掌握的材料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丰富，他所演讲的内容比任何其他人的都要充实。他的演讲每一部分都紧密相贯，无懈可击。所以听他演讲的人连偶然抬头向外看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稍一走神就可能遗露一些重要的东西。他的演讲控制了听众，人们心无旁骛，生怕他的演说会嘎然而止。”看来，培根在演讲这门从政的必修课上很下了工夫。
1589年，培根成为星法院（即当时的英国民事法院）出缺后的书记。这个职位薪俸不低，年收入达1600英镑。不过虽然数字可观，对培根来说却是望梅止渴，因为直到1618年他才得以继任。
培根曾经多次谋求官职，他曾直接写信给他的姨父博莱伯爵，但伯爵认为他不论在行为上还是在性格上都过于傲慢自大。他还写信并拜见国务秘书弗兰西斯·沃辛汉，请求得到他的帮助。最后他找到了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伯爵对他非常热情，并极力向女王推荐。1593年，首席检查长位置空缺，培根提出申请这个职位，艾塞克斯也非常支持。培根还分别直接向女王、掌玺大臣、财政大臣写信，请求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博莱以培根年轻和缺乏经验为由加以拒绝。直到1596年，他才被任命为女王的私人特别法律顾问。
对于培根不被重用这件事，有人推测有两方面的原因。问题之一出在博莱身上。在给博莱的求职信中，培根流露出改革人类知识的远大志向。这在博莱看来，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不仅如此，培根还提出要剔除两种人，一种人是炼金术士，另一种人是经院哲学家。因为在培根看来：“一种人以浮夸的争辩，相互的批驳和言之无物的废话，另一种人以盲目的实验，用耳闻的传说和欺骗的手段，造成了很多的损害。”培根决心要对一切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知识加以改革。
培根的想法，正好与博莱的兴趣所抵触。博莱一直致力于把数学、天文学、魔术与炼金术结合起来。据说有一次有人从布拉格捎信说，约翰·凯利已经发现了把基本金属变成黄金的方法，博莱立即写信乞求凯利：“把这些秘密礼物中属于您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女王陛下，以便她能够支付相当数量的款项，作为她的海军舰队夏天出海的费用。”看来，培根一方面主张革新，反对炼金术，另一方面又想得到博莱的支持，实在是不够明智之作为。
培根还曾得罪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为了对付西班牙，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要求国会增加税收。培根对此持反对态度，在国会辩论时他说：“穷人的地租不是土地所能生产出来的，通常都不可能立即支付那么多。绅士们只需卖掉他们的镀金器皿，而农民们则需要卖掉他们的水壶。”他并且说：“现在要求增加税收，无疑是在王国的伤口处再插上深针。”女王对他的言辞非常不满，认为培根冒犯了她。后来，培根也承认他有些卤莽和直率。他曾写信请求原谅，但是女王却始终耿耿于怀。所以，在伊丽莎白时代，培根一直没能得到重用。
友谊：忠诚还是背叛？
培根与艾塞克斯之间的关系，曾经经历了从忠诚到对立的急剧转变。培根的行为，使得许多人对培根的个人品行产生了怀疑。培根自身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的真实样例。问题的矛盾、混乱与复杂，使得后人长时期争论不休，但又莫衷一是。
艾塞克斯比培根小五岁。1581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1584年入宫为臣。第二年他随军远征芬兰并立下功勋。艾塞克斯年轻貌美，年龄差不多大他三倍的女王曾经青睐于他，因此他成为宫廷里的宠臣。
由于哥哥安东尼的关系，培根与艾塞克斯得以经常接触。培根经常给艾塞克斯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或忠告，艾塞克斯也很同情培根仕途上的坎坷。艾塞克斯曾三次在女王面前为培根谋求要职，但是每一次都落空了。艾塞克斯过于自信，他以为凭着自己在宫廷和女王心目中的位置，足以使他可以提名委任官员。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女王虽然宠幸艾塞克斯，但她历来都小心地避免人们在政治上利用她的感情。
艾塞克斯为培根求官不成，感到有一些对不住培根。1595年，他把自己一处价值1800英镑的庄园赠予培根。艾塞克斯在给培根的信中说：你倒霉地选择了我作为你的依靠，在我的事情上，你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的礼物。
培根在复信中并没有讲到感谢艾塞克斯的话（他是打算让女王看到该信），他说他接受伯爵赠予的礼物，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女王服务，为了更好地从事哲学事业，为了公共的善。培根在信中暗示说他并不是依附于某个个人的。艾塞克斯的初衷是要拉拢一批政治支持者，培根却宣布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这样，两人之间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
第二年，当监护法院首席法官的职位空缺时，培根提出侯选申请。这一次，艾塞克斯就已经不那么热心了。1597年，培根出版其第一本著作《论说文集》，他没有把书题献给艾塞克斯，而是献给了自己的哥哥安东尼。
不过，艾塞克斯仍然需要培根，因为培根毕竟有着丰富的阅历，可以给他提供不少有益的建议。此时的艾塞克斯与女王的关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1596年，艾塞克斯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残部，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于是开始高傲自大起来。培根因此而感到担心，他警告艾塞克斯要注意自身修养，要在智慧上能与女王相匹配。
1598年，艾塞克斯率军远征爱尔兰，镇压泰龙伯爵所领导的爱尔兰起义。出征前，培根曾建议他不要亲自带兵，因为泰龙机智善战，不易征服。而女王则志在灭敌，所以肯定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果然，两个月的战役过去后，他所率领的三万军队只剩下了四千。9月，他会见泰龙，同意了相当于英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震怒，明令他不得离开爱尔兰。艾塞克斯无视命令，擅自离开爱尔兰返回英国。女王命令逮捕了艾塞克斯，直到第二年六月才释放。
培根对待艾塞克斯的态度有些矛盾。从感谢艾塞克斯和私人友谊考虑，在有人控告艾塞克斯时，培根曾经以不同的笔调伪造通信，以证明艾塞克斯非常忠诚于女王，并证明有人在散布谣言，嫁祸于艾塞克斯。他又写信规劝艾塞克斯，希望他“不要飞得离太阳太近，”以免蜡冀融化，堕海而死。另一方面，他也明确表示自己首先还是要忠诚于女王。
不过艾塞克斯早已开始防备伊丽莎白女王了。他担心国内政敌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在爱尔兰时就开始外结苏格兰、爱尔兰，内结天主教派进行谋反。1600年9月，伊丽莎白女王拒绝了艾塞克斯一项甜酒专利延长期限申请。艾塞克斯气愤难平，大骂女王诡诈易变。他开始精心策划，秘密造反。
反叛行动失败后，培根作为女王的法律顾问，和首席检查官一道起诉艾塞克斯。在掌握材料后，培根认定艾塞克斯犯下了谋反罪，在法庭上驳回了艾塞克斯关于“私人争吵”和“以请援方式哀求女王”的辩护。艾塞克斯被处以极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培根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议论颇多。许多人谴责培根忘恩负义，缺乏伦理感情，缺乏道义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背叛。人们倾向于认为，友谊需要忠诚，当原则威胁友谊时，事情就变成了是服从理智还是服从情感的问题。尽管从理智层面讲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在情感的标尺前，这件事情也会变得严重起来。朋友可以为贼，但你不能站出来指证他为贼。除非有更高的正义感（已成了一种情感）激发了人们。这里边要遵守的逻辑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混乱。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培根持理解态度。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指出：“把培根描绘成忘恩负义的大恶棍，这十分不公。他在艾塞克斯忠君期间与他共事，但是在继续忠诚下去就会构成叛逆的时候抛弃了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让严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责的地方。”法灵顿也指出：“谁也不能否认艾塞克斯犯了谋叛罪，所以很难理解那些责难培根的人到底要培根做什么？”
培根后来自己申辩说：“我的辩护不需要冗长和繁复，在那件案子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女王和国家的忠诚。在这件事上，我决不会因为世上任何人的看法而表现得虚伪与胆怯。因为任何诚实而居心端正的人都会宁愿舍弃他的国王而不愿舍弃他的上帝，宁愿舍弃他的朋友而不愿舍弃他的国王，而在某些情况下，则宁愿舍弃尘世的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舍弃朋友。”
看来，这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忠诚还是背叛的问题，而应看作是忠诚谁，背叛谁的问题。这就成了价值排序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是非之争。
颠峰：是对是错？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詹姆士六世继位。培根为官之念未断，他不断给那些接近国王、能影响国王的人发信联络，请求帮助。他甚至写信给艾塞克斯案中艾塞克斯的同谋犯，这些人在詹姆士即位后立即被释放并任用。培根的作为让人稍许感到有些不自在，看起来的确有一些不择手段。但结果可能依然让他失望。
要不是的确有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培根的有些行为的确很难得到辩护。也许，这正是培根要坚持世俗学术两相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也太大了，以致一般人不敢也不愿去冒这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