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武汉政治分会正式挂牌成立，李宗仁等宣誓就职。20日，李宗仁主持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他首先宣布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和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程潜为副总司令的命令。当程听到李又获得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剥夺了他的临时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之职时，顿时血往上涌，愤怒难平，当即力辞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以示抗议。而李宗仁则一反过去在程面前的恭谦之态，大发雷霆，拍桌子吼道：“你敢反抗中央，不服从命令吗？”这本已是个危险的信号，无奈程潜不敏，未能像刘邦逃离鸿门宴那样设法逃离险境。第二天，武汉政治分会召开首次会议，李宗仁首先讲话。他声色俱厉，历数程潜违命抗上、越权征税等“罪状”。程潜不服，当即拒绝所有指控，怒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宗仁竟不许程潜申辩，不容分说，勒令程潜退席，监视起来。随即，他宣布免去程潜的本兼各职，并将拘禁程潜的提案表决通过。程即被监禁于汉口总商会。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报告后，高兴坏了，5月23日，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免除程潜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驻湘第6军闻主帅被扣，即向江西撤退，被蒋介石消灭或收编，程潜从此再无可资依靠的嫡系武力。湘局既定，程军消失，桂系已无顾虑，故接受斡旋，送程潜到上海当了6年寓公……
想到这里，程潜既恨又怕，怕自己再次自投罗网。所以，他决定自己不去南京，改派代表出席，免得贻笑大方。可是，南京又多次电催，叫他着实为难。回到家里，程潜也放不下这个事，愁得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夫人郭翼青端一碗人参炖鸡汤走到程潜的面前，怜惜地说：“这几天，您又是吃不好，睡不好，这样下去会影响健康的。”把鸡汤递给夫君后，她又站在女人的立场劝道；“南京可是虎狼之地，您不要去，就说您身体不好，找个人代替您去。我听说，找别人代替开会是常有的事。”
“嗨，你不知道，他们已多次来电，要我亲自去。”
“您就是不去，他们能把您怎么样？”
是啊，他们能怎么样？程潜当即打电话把程星龄、肖作霖和邓介松召来合计。肖作霖首先向程潜报告：他向南京方面打听过，说这次会议是刘斐提议召开的，为了商量和平谈判的事。3个人都认为：今日已非昔比，李、白自身难保，需要借重湖南，而非消灭异己；如果执意不去，倒会引起他们怀疑，反倒于和平不利。程潜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亲自赴会。
第二天，程潜就带着程星龄坐上飞机，直航南京。
程潜到会以后证实，肖作霖所了解的情况是真的。原来，李、白邀刘斐充任和谈代表，刘先是不答应，怕蒋介石破坏和谈，怕不真心和谈，怕李宗仁到时觉得条件不好不愿签字。李宗仁对刘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要是在南京受逼签不成，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你放心去谈判吧。只要把蒋搞倒了，就有办法。共产党已取得了这么多的地方，我想他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保住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刘答应后，又建议李赶紧请程潜、张发奎、余汉谋等到南京来共商和平大计，借以增进鄂、湘、粤、桂四省军政界的团结。
这时，刘斐还在南京。程潜一到，他就跑来看望，并介绍了会议的起因和目的，使程潜完全解除了顾虑。
但“四省特别会议”并没有实现刘斐的初衷，达到献计献策、增强团结的目的，而是开成一个毫无用处的清谈会。会上，主要是李宗仁讲话，说四省的地位是如何如何的重要，四省团结一致又是如何如何的必要，然后，把他的“和谈”底牌（即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商定的“谈判三原则”）亮出来，要求四省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统一思想，一致对共。由于四省与桂系的关系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四省首脑的想法和态度大不一样：两广是认真的，而两湖则采取敷衍的态度。
李宗仁，广西临桂县人，比程潜小8岁。他自18岁涉足军界，早年积极从事反对老桂系的斗争，渐露头角。他合纵联横，指挥有方，为打败陆荣廷（老桂系主要首领）、消灭沈鸿英（老桂系另一部队的首领），驱逐唐继尧（老滇系首领），实现广西统一，位居首功。后率领桂军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打了不少的硬仗和胜仗，其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抗战时期他在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时，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更使其名声大振。同时，李宗仁并不是一个只会打仗的赳赳武夫，在政治上也颇有权谋韬略，善于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清楚地知道，在眼前这场“和平”攻势中，很需要程潜的配合。因此，会下，他又单独找程潜谈话，态度极显诚恳：“颂公，我们交往二三十年了，早先也有过误会（指1929年的武汉扣程事件），给你造成了伤害，我在心里常常感到遗憾和自疚。但是你颂公宽宏大度，不计前嫌，与人为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年两广事变，若不是颂公出面善意斡旋，后果将很难预料。……”
程潜打断说：“那些早已成为往事，我早已不想它了，德公又何必还放在心上。”
李宗仁接着说：“是啊，那些事已经成为历史，但时间越久，看得就更清楚，我对颂公的人品就越了解、越钦佩。这次竞选（副总统），要不是关键时刻你帮兄弟一把，那情况可能又不同了。”
程潜心想，李德邻今天老给我灌迷魂汤，我也来个如法炮制，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趁机笑着说：“德公，德公，德高望重。你这次选上副总统，现在又代理总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呵，我程颂云是心服口服。德公受命于危难之间，我们深望德公率领大家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
李宗仁果然不再“谦虚”，接着程的话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呵，可是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尤其需要象颂公这样的元老的大力支持呵！”
“老朽，不中用罗。”程潜笑着摆摆手。
“哪里，哪里，颂公是党国元老，能抵雄兵百万。有颂公在，湖南我就放心了。不管将来全国的形势怎么样，两湖两广可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意含共产党和蒋介石）。尤其是湘桂两省，一定要设法保住，那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呵！”
李宗仁拐弯抹角，终于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真实意思。说白了，就是要把程潜同桂系紧紧地绑在一起，让他心甘情愿地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程潜明白了这一点后，便“大方”地给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德公请放心，我程颂云虽然年老力衰，但决心还是有的，有我在，就有湖南在！”
李宗仁很高兴，拱拱手说；“那就拜托了。颂公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
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程潜自然轻松自如地应付了事。他觉得已经无事可做，准备到中山陵转转，然后就返回长沙了。但就在这时，一位神秘人物突然来访了。
八、章士钊突然来访程潜，原来是受了中共的委托
3月6日早晨，程潜觉得天气不错，准备上午再去中山陵看看。没想到，一餐饭的工夫，天气骤变，下起了小雨来，他只好在家闲着看书。过了一会，电话铃响了，程潜拿起来一听，高兴极了，原来是章士钊先生马上来访，片刻即到。程潜马上整理衣冠，出门迎接。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人们尊称“章行老”、“章行公”。章清末年间在上海主笔《苏报》，即已闻名全国。他毅然发表了青年革命家邹容的战斗檄文《革命军》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鼓吹革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1903年，他同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黄兴回到上海，创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华兴会。辛亥革命后，又随黄兴参加讨袁战争。其后，章士钊思想为转向保守，曾东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以“秋桐”笔名撰文，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章士钊应聘担任北洋段祺瑞执政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开始了其学者型官僚生涯，并对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负有责任。1935年，在日军渗透华北的背景下，章又担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他还曾担任大帮会头子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亦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过来往。此人经历复杂，难以简单评说。但他注重人格，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终能顺应时代潮流。国共和谈前夕，他曾与江庸、颜惠庆等民主人士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前往解放区，并到西北坡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时间晤谈，感到深受启发，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程潜笑呵呵地说：“早晨天气还好好的，准备去中山陵的，这一会就下起雨来了，莫不是老天爷安排我们见面的。行严兄，你不是前两天还在上海吗，怎么突然到南京来了？”
“昨天晚上我还在上海睡觉哩，我是今天早上坐飞机到南京来的。这不，刚下飞机，就就直接到你这里来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聊天了，这回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我是求之不得呀！你比我接触的面宽，什么人都能接触，见多识广，我正想听听你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听说你最近去过那边（指解放区），这次突抵南京，定当有所见教。”程潜急于想得到新的消息，待章士钊一坐定，便直奔主题。
都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几十年的老友。章士钊也不想隐讳，客观地介绍了最近去河北解放区的见闻和感想：
你没有去，根本想象不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极高；解放军更是士气高涨，纪律严明，深得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尽心尽职为老百姓办事，完全和群众打成了一片……总之，解放区一片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令人感奋不已。这和国统区的对比太强烈了。我们几个代表看了之后，都有同感，认为国民党气数将尽，共产党胜利在望。
“那么，依你之见，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程潜诚恳地问道。
“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努力促成和平。全国的和平要是实现不了，就谋取局部和平，必要时举行起义。”章士钊十分干脆，果断地回答道。
程潜沉默了一会，说：“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这可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中共的意思。不满你说，我这次是受中共之托专来南京找你转达意见的。”
“噢？中共怎么说？愿闻其详。”程潜不由得兴奋起来。
“中共领导人给我们分析了形势，指出了国家的前途，十分令人信服。他们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转到人民方面来，不但不咎既往，而且要给予礼遇，希望你不要错过历史机遇。”
程潜微微点头，章士钊继续说；“历史总是要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国民党敌不过共产党。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几乎亡了国。为国家民族计，应该让共产党来搞。”
“你见到毛润之了吗？”
提起毛泽东（字润之——作者注），章士钊马上精神倍增，两眼放光：“岂止见到了，而且相谈甚欢。以我之见，毛润之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人物，共产党有能力把中国搞好。他们心胸十分宽广，润之对仁兄的期望十分殷切。”
听到这里，程潜苦笑一声：“可他们宣布的战犯名单里也有我哩！”
“颂云，你只看到人家把你列入战犯名单，却不知道中共领导人还说过你历史上有功于革命哩。他们曾多次跟我谈及仁兄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帮助黄兴进攻汉口，护法讨袁，誓师北伐，立下战功的革命历史。我虽然没有问及战犯名单之事，但我相信，中共这样做，必有其道理，甚至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他们说话是算数的，他们必不会负你。”
程潜认真地听着，表情上已显得轻松了许多。
章士钊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感想；“我的经历，你颂云兄还不清楚，也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可是，共产党对我们非常大度，润之他们对我非常尊重，表示欢迎我作和谈代表前去北平谈判。我想你也尽可放心。”
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一直到吃完午饭……
章士钊的话，言之有据，晓之以理，使程潜疑云大释。临别时，他紧握着章士钊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些话，真是及时雨呵！你去北平谈判见到毛润之的时候，也请你替我带个话，就说我感谢他，在重庆的谈话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决心朝着和平的道路走下去。”
送走章士钊，程潜站在门外，久久地看着淅浙沥沥的春雨出神。雨渐渐地越下越大了，程潜不但未因下雨打乱了计划而心烦，反而露出惬意的神情。
程星龄高兴地说：“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啊！章行老这些话，我觉得很实在，颂公这下可以放心了。”
程潜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诗人的语言抒发出自己的感想：“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正在来临。春雨过后，必是万物复苏，百花争艳。春雨呵，你就痛痛快快地下个够吧！”
九、陈明仁一面私下向程潜表示愿走和平道路，一面又大肆叫嚷“剿共到底”，令人难以捉摸
程潜带程星龄从南京回到长沙以后，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更积极了。他知道，陈明仁既然回到了湖南，就是湖南和平起义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做通了他的思想，就是起义成功的一个有力保障；反之，将成为更大的障碍。因此，他准备有计划地同陈明仁进行接触交谈，相机摸底和引导。
程潜和陈明仁虽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但他毕竟是饱经沧桑、城府很深的国民党元老，深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道理，对于“起义”这种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高风险计划，绝不能轻易向对方和盘托出，以免授人以柄，祸从口出。更何况这时他正在举棋不定，并没有最后下定起义的决心。所以，他一开始对陈明仁还是采取谨慎接触的策略，让程星龄等进行侧面了解。
一天，程星龄邀请陈明仁和肖作霖、邓介松、张严佛几个人到家便宴。寒暄过后，自然又是漫谈形势。大家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叹和大骂蒋介石、陈诚等人，就是预测国共和谈的前景，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陈明仁说话不多，偶尔插上几句，但他并未表示反对和谈，而且建议由肖作霖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以便与他更好地合作，而将现警备司令刘进调任第1兵团副司令。程星龄心想，陈明仁明知肖作霖的和谈立场而提议其任警备司令，这无疑是他向程潜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程星龄马上向程潜作了汇报，程潜何乐不为，立即上报国防部，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接着，程星龄又找到陈明仁的亲信、经理处长温汰沫，探问陈的意向。程、温素有交情，谈话也不拐弯抹角，温反问道：“颂公意向如何？子良是颂公的学生和部属，一向尊敬颂公，当然会跟颂公走。”温还告诉程星龄，陈明仁原来设想国共两党平分秋色，因而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实力，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地位。但在回乡以后的这段日子里，他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深受触动，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不太现实。李宗仁、白崇禧企图以和为战，与中共决斗，保住南半个中国，无异于以卵击石，痴心妄想。所以他现在也在思谋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