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晚，湖南省府的小会议室里，程潜正在主持召开绥署和省府的高级官员会议，紧急商议政局和对策。程潜首先出题：国共和谈已经正式破裂了，湖南怎么办？请大家发表意见。1分、2分、3分……10多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主动发言。连平时反共最坚决、发言最积极的黄杰、杨继荣、王凤喈等人也都低着脑袋，沉默不语。会场静极了，只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声。程潜的和平方针已定，他想应该摸摸大家的底，开始做统一思想的工作了。在这些高级官员中，陈明仁地位突出，而且已经通过气，达成了默契，程希望他带头表个态支持和平。于是，程潜开始点将：“大家随便一点，怎么想就怎么说。子良，你就带个头吧。”说完直看着陈明仁，目光中充满着信任和期待。
谁知陈明仁并不抬头看程潜，等了好一会，他才冷冰冰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南京让我打我就打，南京让我和我就和！”
陈明仁的表态，令程潜大感意外，也大失所望。有人附和几句，又久久听不到发言的声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场面很尴尬，会议不欢而散。
原以为没有问题的人，现在需要打个大问号，程潜感到对起义更没有把握了，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第二天上午就派程星龄和张严佛来找李君九问陈明仁到底可靠不可靠，说：“从他昨晚的发言来看，他的立场和态度真是大成问题。颂公把他当作起义的一张王牌，现在这张王牌打不出去了，颂公为此很焦急。你看现在怎么办好呢？”
李君九想了想说：“不会变得这么快吧，说不定有别的原因，等我找他问个明白，再告诉你们。”
李君九立即去找陈明仁，不料陈在清早就回醴陵去了。大家更觉问题严重，必须马上探明究竟。于是，经报程潜同意，李和温汰沫、张严佛三人立即驱车赶往醴陵。陈明仁一见三人，即知来意，便很不高兴地说：“颂公真糊涂！昨晚开那个会，也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更恼火的是在座那么多人，什么人都有，他却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让我怎么办？我说‘我陈明仁赞成起义’？我这颗脑袋还要不要？所以，我只好说了那几句话，不料竟触怒了颂公。其实，那几句话，在‘和’与‘打’的问题上，界限还是清楚的。蒋介石要打，但他已经下台，住在溪口；现在南京主政的是李宗仁，他还在高喊和平。我说的是听命于南京，而不是听命于溪口。所以，我倾向于哪一边，自问并不含糊。这件事，还请毅夫（张严佛号）兄代我向颂公解释一下。”程潜听了张严佛的传话后，表示了理解和谅解，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尔后不久，陈明仁也接受李君九的建议，将家眷由老家搬到了长沙。陈夫人谢芳如，也是醴陵人，与陈明仁家相距不远，14岁时即按乡间习俗与13岁的陈明仁拜堂成亲，18岁正式搬到婆家，养猪、织布、带孩子，家务活样样能干，深得陈家上下的喜爱。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陈明仁的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后来不但能识字、看书、看报、写信，而且能帮助陈明仁翻译电报，抄写材料。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性格修养也非常好，每当陈明仁不开心的时候，她就会善解人意地过来抚慰；当陈明仁牛脾气发作的时候，她从不顶撞，而是过后耐心劝解，深得陈明仁的挚爱。据说，1925年10月，陈明仁参加第二次东征，表现神勇，战后荣立大功，官升三级。蒋介石见其年轻有为，相貌英俊，为了培植私人感情，特托人前来做媒，介绍某要人的千金小姐，陈明仁竟不为所动，明言婉拒，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伉俪情深。
陈夫人来了以后，不但陈明仁外出的活动明显减少，使李君九等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明仁，并与之谈话；同时，因陈夫人出身贫寒，深明大义，可以通过她探知陈的思想脉搏，帮助陈转变思想。
陈明仁由醴陵回到长沙后，办的第一件公务，就是找到李君九，亲自将委任状、证章、符号交给李，委任他为第1兵团司令部高参。并给了李一颗私章，表态说：“凡是你经办的，需要我盖章的文件，你都可以便宜行事。”他还郑重地说：“今后我在某些场合，可能还要唱花脸，你听了不要怀疑；别人有议论，你也不要为我辩解。”几句知心话，更加深了李对陈的信任。
李君九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向余志宏作了汇报。余高兴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李先生果然不负众望。但是仅给一个高参的虚衔是不够的，起的作用有限，应该争取一个实职，最好是人事处长，那样将更有利于起义工作。”
李君九用钦佩的目光看着余志宏，心里想：别看他年龄30出头，外表典型的一介书生，可办起事来却是如此沉稳远虑，滴水不漏。共产党人都这么忠诚、能干，顺应民心，焉有不胜之理！
几天之后，陈明仁又和李君九单独谈话，问李这几天外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有没有和地下党取得直接的联系。李说：“听说五一节那天，长沙市的工人、学生将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要走和平道路，象你这样的地位，我想既要和颂公联合行动，又应该与地下党直接联络才好，所以这几天我正在和地下党接触。但是，我只有一个高参的虚衔，我们这里的有些情况我并未与闻，人家问我，我答不上来。所以，我感觉到要真正帮你在和平上做点事情，取信于对方，恐怕光一个虚衔不行，你得给我一个实职位置，然最好是主管人事。这样名正言顺，也免得人家说我越权行事，造成内部不睦，给你添麻烦。”
陈明仁爽快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很快就办。”不久他即发表李君九为高参兼主管人事的第1处处长。从此，李君九可以自由出入兵团司令部，参加各种会议，掌握各种情况。
十二、陈明仁顾虑重重，李君九现炒现卖
在陈明仁的僚属中，李君九越来越受到陈的器重，因而余志宏经常来到李的家里碰头，通报情况，交换意见。5月初的一个晚上，余又来到李家。李汇报说，“从平时交谈中感到，陈明仁主要有三个思想顾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共产党算旧帐，三是怕戴‘投降’的帽子和把他的部属当俘虏看待。所以他总是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思想老是反复。我想做工作，但又不知从何下手。”
余志宏若有所思地说：“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处在这样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甚至思想有些反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迷惑敌人，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也是斗争策略的需要，这与思想顾虑有本质的区别。对陈将军的思想顾虑，应该想办法帮助他消除。怎么消除？主要的还是反复阐明党的政策，帮助他提高认识。当然，只讲大道理也不行，还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用事实加以论证。”然后，他又针对陈的思想顾虑，逐个作了解释。
经过他的这一番指点，李君九感到思路宽广多了，对做陈的工作信心大为增强。以后，他一遇有机会，就找陈谈话，把余讲述的这些道理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口气转述给陈。每次只谈个把问题，力求谈得深透一些，自然一些，使陈能够接受。
后来，李君九回忆了经理处长温汰沫、副参谋长陈庚和他自己在地下党的指导下，结合各自的业务与陈明仁讨论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将地下党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供陈采纳的情况：
[根据陈的特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分别单独向他汇报请示、研究问题。谈话地点通常都在他的家里，时间则在晚上7点以后，这样做效果较好。
谈到怕泄密的问题，我说：提高警惕，防止泄密，当然是必要的。用兵不厌诈的战术应付某些场面，并掩护自己，也有可取的一面。但是搞政治有时还须旗帜鲜明，才能取信于人。蒋介石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李宗仁接代总统时，也公开号召和平，江南许多省市通电响应。我路过上海时，还听说上海各界正在筹备迎接解放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蒋介石、李宗仁的假和平的旗帜拿过来，搞他一个弄假成真呢？再说，湖南搞和平运动，已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白崇禧那么多的特务呆在长沙，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吗？重要的是形势对我们有利。在今天的形势下，李宗仁还敢再扣押颂公吗？陈诚还敢再对你下撤职查办令吗？我看他们是不敢的。因此，为了怕泄密而过分谨慎，过多焦虑，是大可不必的；如果因此而对起义产生踌躇、动摇，那就更不好了。陈听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并说：“确实是防不胜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