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讯传来，湖南省各校学生义愤填膺。中共湖南省工委和长沙市工委立即指示湖南大学等校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尽快在各校学生中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组织各校学生连夜写标语、出壁报、开座谈会，通电慰问南京受伤学生。4月4日，长沙20所大中学校的代表150余人在湖南大学集会，研究决定4月7日召开“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争取真和平大会”。程潜闻讯后，忙于5日晚召集军政负责人谈话，明确要求：对学生游行，政府不应予阻拦，所有军宪警出动维持治安秩序，绝对禁止携带武器，不许借故与学生发生冲突。4月7日，湖南大学、克强学院、第一师范等20余所大中学校近万名学生，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宁乡国民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代表以及部分市民，在长沙中山公园举行大会，追悼南京死难的学生。会上，群情激愤，一致通过了《告同学书》，表示坚决支援南京同学，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呼吁长沙市大中学校加强团结，和全国人民一道，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争取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而斗争！并强烈要求湖南省主席程潜与学生一道，为争取真正的和平而斗争。会后，与会者沿中山东路转蔡锷路、黄兴路到南门口进行游行示威，沿途万人空巷。学生们乘机进行街头演讲，痛斥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行径，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的罪恶阴谋。许多市民主动帮学生搬梯子，调石灰水写标语，有的还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跟着学生呼喊口号，甚至有一些国民党警察也换上便衣参加了游行。
这次活动，进一步唤醒了民众，促成了长沙学生的大团结。4月12日，全省各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正式成立了“争取真和平联合会”（简称“市学联”），并酝酿成立“省学联”。同时，这一运动，也深深地打动了已倾向于和平起义的省主席程潜，进一步促使他的立场向人民方面转变。他明确表示：（一）对学生声援“四一惨案”，寄予无限同情。（二）克尽个人力量争取和平。（三）游行运动，只要不妨碍治安，决不阻挠，并予以安全保障。他还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要“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子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
长沙学生运动的浩大声势，迅速影响到全省各地。4月13日，岳用中小学生，为声援“四一惨案”举行示威游行，途经梅溪桥时，竟遭到专员王翦波所指使的反动军警的镇压，事后又接连搜捕学生，致使学生死2人，伤20余人，失踪6人，造成“四一三惨案”。
4月15日，消息传到长沙后，省、市工委又及时组织了声援岳阳学生的示威、请愿、罢课等活动。16日，湖大湘北籍学生代表杨继华等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长沙市新闻界揭露了岳阳惨案时事实真相。17日，长沙市学联在湖南大学召开会议，49所学校100名代表到会，商定声援办法。18日，全市大中学生罢课一天；并推选代表向程潜请愿。第二天，代表向程潜提出“交出凶手、惩办王剪波、从优赔偿医疗费、撤销湘南一切备战措施、解除岳阳恐怖”等五项要求。
程潜很重视，客气地接待了请愿代表，并答复他们：“我们已于4月17日派遣警卫处长李萧白赴岳阳调查案情实况，并代表我向各校受伤师生慰劳，赔偿医疗费用。”
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4月21日，“长沙市争取和平联合会”正式成立，并定于24日举行1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这可震惊了湖南的反动势力。他们一方面利用学生中的特务分子破坏各校的团结；一方面布置大批反动军警准备24日对学生大打出手。而对和平运动态度仍然嗳昧的陈明仁也坚决主张取缔这一活动。为了防止严重的情况发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省工委于23日通过市学联连夜通知各校学生和准备参加游的工人、市民及各界人士，中止次月的游行，改为罢课3天，以示抗议。
五、唐生智挂帅“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与程潜捐弃前嫌，共谋和平大局
国内形势的飞速发展，进步军政要员、各界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浪潮的不断高涨，使得一个统一的湖南人民争取和平的领导机构呼之欲出。
4月22日，长沙仍是阴雨绵绵，但在省参议会的礼堂里却一扫沉闷的空气。这天，省参议会、“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简称“和促会”）领衔召集湖南省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等11个单位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会上，“和促会”干事刘公武宣布组织章程，开宗明义提出：“本会以代表全省人民意愿，发挥人民力量，达成湖南免于战祸、保全地方元气为宗旨。”与会人员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章程。同时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等口号。并决定邀请唐生智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主持会务，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
省工委书记周礼听到这一消息，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为了达到这一步，湖南地下党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呵！
参议会是国民党政府的“民意”机关，省工委从程潜控制省参议会的那天起，就把对它的争取提上了日程。参议会中的地下党员刘润世、刘禄铨等，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积极争取议长唐伯球等有进步倾向的参议员，将参议会往和平的轨道上引导，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提出和谈八条后，省参议会就于1月21日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孙科，明确提出“取消动员戡乱的一切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2月2日，又由省参议会牵头，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选举席楚霖、仇鳌、王原一、刘公武等35人为干事。从而使得湖南的和平运动成了合法的事情，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省工委也一直在思考找一个有声望的在野人士在前台挑头领导和平运动，这样既可以壮大和平运动的声势，又可以直接影响湖南当权人物，还可以起到掩护地下党的作用。省工委领导经过反复比较，觉得唐生智最为合适。于是委派地下党员刘寿祺与进步人士程星龄、马子谷一起研究做唐的工作。
唐生智，字孟潇，尊称“孟公”，并非等闲之辈，乃国民党军政界耆老。湖南东安人，1890年出生。青少年时期的唐生智立志从军，就读于湖南陆军学校、武昌军官学校，1912年进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先后在北洋政府军担任排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26年6月，唐生智在革命形势推动下，毅然脱离北洋军阀阵营，宣布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率部集体加入国民革命军，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7月9日，唐部誓师北伐，唐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7月20日收复长沙，对北伐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成为北伐战争的风云人物。
1926年8月14日，骄阳灿烂。唐军整装待发，与桂系第7军在长沙的部队共2万余人，正精神抖擞地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检阅。蒋介石及其随员分乘10余匹骏马缓缓进入检阅场。当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威武地来到乐队前面时，随着号兵队长一声口令，10余名号兵一齐举号吹奏，顿时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谁知蒋总司令的座骑受此一惊，立刻长嘶一声，奋蹄狂奔起来。蒋骑马技术本不高明，且无思想准备，很快失去重心，翻鞍坠地。只见他的右脚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幸好蒋穿的是较松的马靴很快右脚从马靴里脱落下来。但也被拖了两丈多远。此时，蒋总司令惊魂未定，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呢军服沾满泥污，袜脱鞋落，好不狼狈。蒋尸颠一跛，忍辱徒步将阅兵式勉强搞完。此虽意外插曲，但却在蒋、唐二人的心理上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蒋介石原本随母信佛，颇有迷信思想，感到自己北伐出师不利，将来不是栽在唐的手里，就是栽在桂系手里，由此对唐、桂深怀戒心。而唐生智平时持斋礼佛，迷信思想更甚于蒋，以至请了姓顾的随军巫师，被唐尊为“活佛”。对于这意外的插曲，顾“活佛”胡诌说：“此乃一凶兆，北伐定会凶多吉少，难以渡过第8军这一关，将来必为第8军所克服。唐君应好自为之，蒋氏失败，继起的或是你唐孟潇吧。”说得唐生智心花怒放，想入非非。一年后，蒋介石下野，南京成立了“特委会”。唐生智心想，“活佛”的话果然灵验，是自己出马正位的时候了！于是，在宁汉洽谈合作的过程中，唐生智毫不让步，态度蛮横，犯了众怒。以桂系为核心的南京中央特委会下令西征讨伐唐生智。谭延闿、程潜虽与唐同为湘籍，也都看不惯出道较晚、革命历史更短的唐生智的飞扬跋扈，遂与桂系合作共谋倒唐。特别是程潜最为坚决，担任讨唐军总指挥，对唐军穷追猛打，不遗余力，致使唐生智兵败下野，东走日本，部队被桂系收编。1929年秋，唐生智乘蒋桂战争之机回国，到华北白崇禧辖区策反，重新拉回自己的老部队。随后又于12月以河南部队代总司令身份，通电反蒋。反蒋派失败，他只得又逃往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十分危机的形势下，他主动请缨担任南京警备司令，率军保卫首都。但因敌我悬殊，加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听指挥，率先撤退，致使南京沦陷，遭到国人的责难。退居重庆后不久，他便辞官回东安老家闲居起来。
当然，唐生智究竟是个政治人物，他曾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列，担任北伐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其当时的地位已在程潜、李宗仁等之上。后又担任过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部总监、南京卫戍司令等职，衔至一级陆军上将。他已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他心存高远，决不会任由时间消磨锐气，平平庸庸度过余生。所以，别看他住在东安的小山村，表面上看象是闲云野鹤，与村夫没有什么两样，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渴望着历史赐予他良机，他时时刻刻都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程潜回湘之际，他不失时机地委托湖南省参议会的东安籍资深参议员席楚霖带话给这位昔日的政敌：“弟以颂老回湘之始，首先做到与颂老是一个人。”并亲笔写信给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力陈治湘三大方针：“凡湖南人站在正义立场上，不问在朝在野，都为国家民族着想而成为一个人，求湖南人民能安定、能生活，必大有助于建国；兵足敷维持地方，质好不扰民，万不可使武力为豪劣之工具；财政公开，用人公道，行政尚简。”这决不是唐生智以老卖老、自傲自大、好为人师的一时冲动，而是基于政治考虑向程潜放出的一个探风气球，是为重新出山、与程潜分权合作做舆论准备的。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传来卫立煌集团50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惨讯，徐蚌大战又一触即发。自1936年南京被日军攻陷后，唐生智辞职赋闲10余年来，思想上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此时他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辨别力，已经预测到徐蚌大战国民党惨败的结局。唐生智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不能再消极地坐等机会的降临，而必须努力去创造机会，早做“应变”的准备。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要个湖南省主席或长沙绥署主任的职位。1948年11月10日，唐生智从东安启程，经衡阳、长沙，前往南京。一路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俨然是在进行竞选游说。但是，他并没有径直去南京，而是途经上海时停留了数日，想接触一下各方面的人士，听听不同意见，并找几个有资历的老部下前去壮威。他首先找到了任总统府中将参军的四弟唐生明，并通过唐生明的关系会见了中共上海市工委负责人吴成方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地下组织领导人郭春涛；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国家的前途有了更深一些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和平的决心，并产生了和平起义的念头。于是，他把自己的老部下（曾任唐生智第8军团长）、刚被解除国民党第14绥靖区副司令官之职而担任总统府中将参军闲职的李觉召来，准备实施自己的新计划。他一见面就提出要李觉和曾担任过福建省主席的刘建绪（曾任唐生智部连长、团长、旅长等职）随他去南京见蒋介石。
李觉很惊讶，不解地问道：“如今局势大变，危急得很，看蒋有什么用？”
唐也不加解释，决断地说：“一切等到晚上在车上再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