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吴媚把建行王行长引进俞非办公室的时候，吴媚已经换上了新的员工制服，是藏青的毛料西服，左胸佩带着工作牌，工作牌上写着每个人的编码，意思说，在这里你不是自然的人，社会的人，你是真正的阿普人了，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一个有编码的元素。俞非也不例外。而一般的职员，是普蓝的颜色，车间里的工人，则是天蓝的大褂加天蓝的帽子口罩，通身的天蓝。仿佛职位越高，人就越深沉，职位越低，人就越简单。服装的颜色就是这样定位的。倒不是设计者甘念有偏见，是约定俗成。
王行长立马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说，俞非啊，现在我更相信你是有远大志向的人了。俞非笑笑，并不作答。其实他的内心深处，花三万元搞一系列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是为了给这个长那个长看的。这种效果立竿见影，他就没有必要再来锦上添花了。
这个王行长，说起来是俞非妻子张静雯的远房表舅，是对阿普公司支持最大的人。不过，以王行长的素质，倒不会使他为了一介可有可无的血缘关系，拿着公家的屁股来做自己的脸，他首先是要认定一个人和一个项目的潜力，才肯在几百万的贷款申请或者继续延长贷款期限的申请上，签署自己的大名王博青的，当然，把贷款人个个变成自己的铁朋友，也是王行长内心小小的秘密。他说，等我退休了，我就来帮你们这些大老板打工吧！老板们说，怎么可能，我们的小庙怎么容得下您这样的大菩萨。俞非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俞非认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人有朝一日门可罗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俞非就在客套之余，加进了一点实在的东西。俞非单独对王行长说，等您退休了，您的车算我的。王行长笑笑，不做表示。只是从此以后，对阿普的售后跟踪服务更热心了。有时候，什么人都不带，只是像走亲戚般来串串门，说自己昨天晚上打麻将的时候如何昏了头，把四个“奈子”都杠了。惹得正在沏茶的吴媚“扑哧”一声笑，茶叶撒到了桌面上。
“奈子”是麻将某一种打法中的特殊角色。“奈子”可以当任何牌用，一局牌里只有四个“奈子”，王行长幸运全部摸到，却把它们当普通牌杠了。王行长想说明自己有多么菜鸟。
吴媚说，王行长，我们最喜欢跟您这样的人打牌。王行长就说，哪天我们就来搓几局！吴媚却说，不行不行，我这种穷小鬼只能打一毛钱一张的菜麻将，您看不中的。王行长说，那太好了，我打的是两毛钱一张的，我们有共同语言。吴媚看他的穿着，打两毛钱一张的麻将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王行长的麻将打得很大，大到吴媚无法想象的地步，而且，他总是毫不费劲地在牌桌上当常胜将军，哪怕他把四个“奈子”当普通牌杠了。
让吴媚相信两毛钱麻将之说的王博青的穿着，实在很有特色。都二十一世纪了，王博青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还保持着七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打扮。涤纶的裤子上面是的确良的白衬衣，白衬衣里面是鲜红或者鲜绿的背心。白是汗水浸黄了的白，绿和红是岁月蒙尘的内敛的鲜。也是难为了他，只怕要开着他的本田雅阁跑百八十公里，在某个小小乡镇上，才能买到这样的衣服。王行长说他有一次到东北出差，火车上的旅伴没有一个猜中了他的职业，有人说是生产队的会计，还有人认为他是杀猪的，另有一个愣青则怯怯地调侃他为“忏悔地主”——他胖着呢，脸上时不时冒油。其实王行长有着光荣的出身和经历，他是大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到部队的熔炉百炼成钢，带着一摞获奖证书和正团级别，转业到这个银行干上了行长，那些学了货币银行学的年轻人，被他管得服服帖帖，被他这个红背心外罩着白衬衣的人盘得四脚朝天，所以，在王行长心中，他的土，实际上是他的优越，他炫耀的资本，他把他从普通干部中区分出来的标识，也就是他的CI。
吴媚走后，王行长对俞非说，跟电视台和报纸的宣传计划签订合同没有，俞非说正在商谈。王行长就说自己有个好朋友，女的，专门代理电视和报纸广告，可以拿到很低的折扣。俞非说，那就约个时间，叫她来吧。王行长就说，你的这个项目，在外地怎样搞我不管，在本地你一定要给我闹个风生水响，不要吝惜广告费，让市里的头头都知道你俞非在干大事，到时候报个星火计划或者火炬计划，我们银行这边贷款给你也好有个说法。俞非说我明白，我明白。
当天，他们去了五星级酒店，点了一种叫苏眉的深海鱼，肉嫩得没话说，价格也贵得没话说。俞非说，表舅，我叫人从西藏给您带了一包虫草，真正的野生冬虫夏草，您的工作太劳累，您得好好补补哇。王行长说，唉，还是你关心我，一笔难写亲戚这个字。俞非纠正道，是两个字。王行长醒道，啊，是的，是两个字，哈哈，让我们为这两个字干了吧。
于是，两个亲戚就干了杯中的红酒。深深的，玛瑙似的红色。
后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绿色。天空是淡淡的渗得出水来的烟灰绿，而大地，是沉沉的墨绿，胶着成一片。甘念就在这相互浸染的两种绿色中飞翔，有点冷，却一路看沟沟壑壑，枝枝桠桠，看一切朦胧的细节。飞得太久，甘念便累了，快乐地累着降落下来，一着地，甘念就醒了。
那段时间，甘念做了五花八门的梦，醒来却总是记不真切。这些梦使她的生活有了微妙的改变，犹如五彩的底色板上，被人随意地划了无数的道道，剪不断，理还乱。有时候，甘念走在回家的路上，两边有人搭棚子，摆摊子，卖热干面，卖湖南粉，卖黄桥烧饼或者广东锅仔，那些人热烈地说着话，脸却是菜黄的颜色，在没有阳光的阴雨天气，甘念有点惶惶然，仿佛在哪个梦里已经经历过这一刻，连最微小的感受，都似乎是重演，但又确乎不是重演。甘念便更生出一些恍惚，不知道走在哪里，这些人又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也许，她只需要一味走，撞到什么就是什么，两边的人，自然会退行成无声电影的背景，静默地缓缓流走。
而她的心里，是漫山遍野的交响乐，说不出是悲怆还是欢乐。
法国梧桐掉下第一片叶子的时候，甘念的母亲来了。
母亲是到同济医院来看病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病，只是更年期综合征。借了这个机会，做母亲的要女儿陪她看看大城市的变化，还要拿相机，留下某某到此一游的佐证。可巧的是，江上波的父亲也到这座城市来开会了，两位准亲家便约着聚上一聚。甘念和江上波本想把约会地点定在咖啡馆或者西餐厅，完了还要带两位半老不老的家长去打保龄球，感受大城市生活和小城市生活最不相同的一面，也好增加回去之后的谈资。两位家长却坚决不肯。甘念的妈妈说，苦不拉叽的咖啡卖到几十元一杯，也只有你们年轻人才会上这个当，我们几十年的干饭难道是白吃的，我们难道像你们这些小孩子那么弱智。江上波的父亲则说。打保龄球，我看跟捡个瓦片在池塘里打水漂差不多，不同的是，一个不收费，一个竟然还要收费，哼！
话已至此，甘念和江上波只好由着二老，选了个清净的餐馆，要了个小包间。
见面的那一天，两老两小都不着痕迹地做了点小打扮。气氛是随意的，骨子里却有了庄重。甘念像时下的白领女性，致力于缩短中国人和西方人身体素质上的差异，所以尤其注重营养，为此看了不少书，还经常受时尚杂志和电视节目的强制指导，渐渐就学会了排斥辛辣和肥厚，并且把江上波也往这条路上带。那个江上波的父亲，却遵从无肉不成宴的实在，点的全是红烧肉、酸辣脑花之类，没有一个是甘念要吃的，甘念于是说，伯父，我们还是上个芥末凉瓜，再加个黄焖豆腐吧。江上波的父亲就说，省什么呀，你伯父今天高兴，鸡鸭鱼肉要来全。甘念想说鸡鸭鱼肉未必是好菜，素菜豆腐最养身，把她平时对母亲和江上波宣扬的那一套重新阐释一番，按照她的思路，每个人一餐是不能超过一两肉的。
江上波知道她要说什么，就在桌下使劲踩甘念的脚，谁知他的父亲却嚷起来，你踩我干什么！原来江上波没有算准方位，踩的是他父亲的脚。于是甘念就有机会说了，伯父，肉吃多了不好，我和江上波平时吃肉很少的。哎呀小甘，江上波的父亲说，我知道现在的书本和电视天天宣扬这些理论，别理他们，我的叔叔顿顿吃红烧肉，一样活到八十九。年轻人，别太书呆子气了。你看，我身高一米六八，波波的妈妈也只有一米六，波波为什么能长到一米八？全靠吃肉！全靠吃肉呀！他小时候我们家条件有限，不能天天吃肉，我和他的妈妈就总是克制自己，把肉省给他一个人吃。小甘，以后波波就托付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呀，男人不吃好，一切都完了。甘念的母亲听到这里，忍不住开口了。她说，老江，我们甘念虽然是穷人家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也是掌上明珠，从小到大，我们没让她做过事，她是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的享受派，照顾自己都不会，哪会照顾别人。希望小江多多担待，好好照顾我们甘念，凡事让着她点。江上波的父亲正想反驳，说女人心细，还是女人照顾男人好。江上波却抢着说了，就让我来照顾甘念吧。甘念的母亲就说甘念没有选错人，然后笑起来，招呼着大家吃新上的卤牛肉。江上波的父亲看了儿子一眼，生生把嘴边的话吞了回去。
后来，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江上波的父亲又把自己为江上波准备了五万元结婚费的事拿出来说了，并且直白地问甘念的母亲打算给他们多少。这一次，甘念的母亲有点生气了，她说，啊，我还没有考虑过。你知道的，我们秭归是个封建的地方，过去嫁女儿都要收彩礼的，当然，现在这个年代，早不兴这个了，至于要不要陪嫁，要多少，我和甘念的爸爸的确还没有想过。那就等我们想好了，再来商量他们的婚事吧。江上波一看甘念妈妈脸色，知道形势不妙，马上接口道，伯母，爸爸，我们都自立了，我们的事还是我们来操心吧。同时，他再次狠狠踩了他的父亲，这一回是轻车熟路，踩得很准。他的父亲咧了咧嘴，终于没有发出声音。
他们吃饭的那个包房，有一面临街的落地玻璃门。甘念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熙来攘往的人群，才猛然醒道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吃饭，睡觉，结婚，商量结婚的事，姻亲之间明争暗斗，没有人逃脱得了。甘念想到，就有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心里仿佛放下了什么，空落松弛得很。有的时候，弦绷着它会是根弦，弦一松，它就什么都不是了。甘念听到他们把结婚的日子定在明年“五一”，然后征求她的意见，她就说，随便吧，你们爱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这时候，她的手机便响了。手机是这样响的：咪咪咪，咪咪咪，咪梭哆来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