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楚霸王其实是政治小白
秦朝虽然一度强大，但这种大一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秦始皇死了之后，各地民变骤起，六国的后人乘机复国，中国又一次回到了战国时代。成为西罗马帝国后尘的机会再一次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又有机会成为欧洲了！
这个时候，两个本来不起眼的人物出现在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刘邦、项羽。
楚汉相争不是一段普通的历史，它的胜败，绝对可以影响中国以后两千年的国家体制问题。
关键在于项羽和刘邦两个人的心理战。
项羽是个赳赳武夫根本不懂政治，可是打了几场胜仗之后竟然误以为自己很懂政治，他的脑子里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只认为恢复战国时代的秩序是对暴秦最好的惩罚，也是对天下的黎民百姓最好的一个交代。
而刘邦不同，他虽然是黑社会老大出身，但野心很大，一心想成就一番秦始皇的伟业，也许刚刚出兵的时候，刘邦没有取得天下的愿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刘邦进入关中，坐拥大秦江山的时候已经有了。
项羽从一开始就不想做皇帝，更加没有想过要统一天下，它的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像齐桓公一样做个诸侯国的霸王。也许是因为家族观念的影响，项羽心里根本没有中国这两个字，他只知道楚国。
当时有很多人向项羽建议，劝他趁机统一全国，项羽全都置之不理。更有甚者，有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对项羽说，让他建都咸阳，这样方便统一全国。项羽显得非常不耐烦，嘲笑说：“富贵不回故乡，好像穿了漂亮的衣服在黑夜里走路。要去也去彭城，去咸阳没意义！”
从这句话里可以听出来，项羽的世界观里根本没有‘统一’二字，他打仗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暴秦重新建立楚国，并且顺便向他的父老乡亲们显摆显摆。
而这个时候，至少有两三个人已经具备了大一统的思想理念，当然，这种理念是从秦始皇那里继承来的——刘邦和萧何。
张良当时还想重建韩国，他应该还没有这种理念。
刘邦萧何已经着手要重新收拾秦朝山河的时候，张良、项羽等人还在为了恢复战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一个过了期的不时兴的政治体制还有必要重现吗？
总之，楚汉相争时期，是牵扯到中国分裂还是统一的最关键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战国时代还要重要。
项羽胜，则中国分。
刘邦胜，则中国合。
项羽不会像刘邦那样搞过分的中央集权，而会采取更多的分散权利的办法。以霸主的身份，维持住分封的局面，可以说，只要项羽活着一天就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一个诸侯国吞并另外一个诸侯国，这种政治局面会延续下去。
如果项羽的霸主地位和分封政治格局能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那就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仍有一定得活力，也就不会形成两汉几百年的中央集权制统治形式，中国的专制君王很可能会消失。
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以后的发展，也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统治形式。这对中国封建统治的多元化，对增强封建结构的活力，可能会有一定得好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也可能不会那么黑暗。
但中国却一定会分裂，也许中国这个词也会消失。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第一次统一，刘邦、萧何这些人的心里，肯定也不会有大一统的概念，肯定也会和项羽一样，维持周代的分封制，所以说，秦始皇的统一，最大的统一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脑子，让大家的心里都有了庞大中国的轮廓和影子。
不过撇开政治因素不讲，假如项羽胜利了，对于中国东南部的经济发展是绝对有好处的。
政治中心的东移（从咸阳到彭城），对开发东南部得经济显然有好处，那样就会在关中平原之外，形成一片大的经济繁荣区域，这就会使黄河中游的文化提前向黄河下游移动，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连成一片，从而大大的加强黄河流域文化向四周的扩散。
但有利也有弊，假使政治中心到了彭城一带，离西北部的地区较远，就不会感到西北部蛮族力量的威胁，自然也就不会像两汉那样关心西域和匈奴的问题了。那么，西北部地区的防线就会内迁，以当时关中的残破，和项羽的‘大楚国’思想，很可能会放弃关中，以后横跨欧亚非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总而言之，项羽心中没有大丘壑，不适合做大事业，即便侥幸成功，也会把中国搞的一团糟。甚至彻底把中国这两个字搞没！
因为他的心里只有楚国，没有中国。
2 黑社会弟兄问鼎天下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中国广袤的国土又归于统一，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政权“汉”建立。
从此之后，炎黄子孙有了另外的一个名字——汉人；他们所使用的字被称为——汉字；语言被称为——汉语。这个王朝分为西、东两部分，加起来统治中国达到四五百年之久，是历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非常时代。
事情先从黑社会大哥出身的汉高祖刘邦说起，这个王朝似乎从一开始就属于桌子底下放风筝，起点不高。
不但皇上的出身低，大臣们的出身更低，低得有点惨不忍睹，稍微总结一下，不排除刘邦是菜市场管理员出身。看看他手下最重要的大臣：
樊哙，市场上摆摊卖狗肉的。狗肉很新鲜，都是他亲自动手屠宰的。
无敌将军骑将灌婴，一个卖布的，可能还兼营做裁缝赚点零花钱。
郦食其，这个厉害，无业流氓，史书上说是个酒徒，其实就是市井混混，用流行一点的话说——玩闹分子。
周勃，织布的，很可能和灌婴有贸易上的往来，但估计贸易额不会太大，顶多也就几百钱而已。
韩信，这个更猛，讨饭出身，钻过裤裆，后来居然当了齐王、楚王、淮阴侯，乃西汉开国三大名臣之一。
夏侯婴，养马的马夫，有时兼任司机，属于“很有能力”的人。
陈平，小白脸，跟自己的嫂子有一腿，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吃软饭，无所事事。
英布，劳改犯，后来转行做了强盗，专门打家劫舍。
出身最高贵的可能是萧何和曹参二人，一个文秘，一个狱吏，两人后来先后当了大汉王朝的丞相。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建立起来的王朝，玩起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最独特最令人恶心的把戏——劝进！
“劝进”是刘邦的独创，后来历代的开国皇帝都向他学习，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独创，把它发扬成了一种国家体制。
这是什么玩意呢？
公元前202年二月，钻裤裆的穷人韩信（当时已经成为楚王）、劳改犯英布（也叫黥布，黥，是一种刑罚）、落魄贵族韩王信、衡山王吴芮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汉王刘邦称帝，最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本来做梦都想做皇帝的老流氓刘邦居然很不高兴的拒绝了：“我根本没有当皇帝的意思嘛，你们这是干什么？”
于是，韩信等人痛哭流涕，不依不饶，说了一些非常肉麻，诸如你要是不做皇帝天下就会大乱的话，“逼迫”刘老大登位。尽管那些痛哭流涕的人心里也想自己当皇帝。
刘邦还是“不太情愿”，但经不起诸侯王的“威逼利诱”最后“勉强答应”并且说：“你们要是觉得这样做对天下的老百姓有好处，我就勉强答应了！”
这是大汉朝确立的第一个国家体制。
公元前202年，五月刘老大发布的第一个政令——复古爵田宅令。其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有两个方面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第一，恢复秦朝一批地主的地位和财产。（这一条和老百姓无关）
第二，以前乱世中迫于无奈占山为王的老百姓发还田产，让他们成为自耕农。老百姓拍手称快，下山从良的土匪过半。
第三，饥饿的百姓自愿卖身为奴的全部放回家里给予“公民”的待遇。
此三条显然有进步意义，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由于上述诸侯王大臣出身比较“平易近人”，汉朝的治国方略比秦王朝要圆滑的多了，他们能够更多的想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汉初老百姓还是得到了一些方便的。
3 战后的恢复靠老子
刘邦快死没死和死了之后，北方的匈奴汗国一直以强大的压力欺凌中国。当时的冒顿单于甚至要求吕后做自己的小老婆，吕后居然不敢发火，“婉言谢绝”的原因是中原地区太惨破了。
刘邦和项羽间的战争时间虽然很短，但杀戮却非常的惨重。
中原地区十室九空，人口剩下不到秦朝的十分之三四。最大的城市洛阳，人口还不到四万，其他的大城市就更不要说了。吕后之所以忍耐，在于中国没有足够的兵源和财源，所以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是使人口增加和生产增加。
道家学派的机会来了。
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只要对人民不加干涉，不去管它，他自然就会一天一天茁壮的成长起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个思想被宰相曹参付诸于实践。
汉惠帝刘盈即位之后，宰相萧何逝世，曹参接替他的官位。
曹参把道家学派清静无为的学说，用到复杂的政治现实中。他一切都依照着萧何所定的法规行事，不做任何修改（连出门进门先迈哪条腿都跟着萧何老哥学），凡是向他建议改进的人，他就请那人喝酒，一直把那人喝的嗷嗷呕吐昏迷不醒为止，可见曹丞相酒量不错。
曹参这种态度引起汉惠帝刘盈的不满，曹参就问刘盈：“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
刘盈说：“不如！”
曹参再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
刘盈冷笑道：“似乎也不如吧？”
曹参说：“这就对了，他们两位定下的法令规章，我们这些不如他们的人，岂可自求表现，随意更改。”
刘盈拿他没办法，只好作罢。
汉惠帝死了之后，汉朝经过一段动乱，最终皇位到了汉文帝刘恒的手上，正巧，刘恒的老婆窦皇后是道家学派的忠实粉丝，她甚至规定自己的孩子只许读《老子》《庄子》这几本书，可能是枕头风吹的比较硬，汉文帝受了妻子的影响，也成了热心的道家学派拥护者。
继承汉文帝的是窦皇后的儿子汉景帝，可想而知，一个从小就只读《老子》《庄子》的乖孩子，当然是踩着老爹的脚印走下去。
这就是有名的“文景之治”，历时四十年之久。
4 汉族崛起于亚洲
汉代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汉武帝，这位皇帝的统治时期格外漫长，他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三年。
汉武帝这个人，既有秦始皇那种专制主义的火爆脾气，又有汉高祖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理念，而且他的手段也不比汉高祖差，做起事来，果断刚毅又雷厉风行。
汉武帝一上台，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削藩。
经过了七国之乱后，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
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订这些侯国的名号。推恩令颁布之后，王国纷纷请示分封子弟，于是诸侯王的地盘越来越小，数年之后，最大的王国不过辖地数县，顶多一个郡。汉代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之后，汉武帝开始致力于中央集权。可以说，中国的皇帝包括秦始皇在内，几乎没有一个像汉武帝一样有权势的，为了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他首先把目标指向了丞相。
长久以来和皇权不断产生矛盾和摩擦的相权遭到了抑制。汉武帝不再任命功臣贵族担任丞相，而是专门挑选一些身份卑微出身不高的人来担当，这样，丞相的影响力被大大的削弱，用句俗话说：丞相再也不敢跟皇帝没大没小了。
削弱了相权之后，汉武帝才开始大刀阔斧的从根本上改革朝廷的制度。
他开天辟地的施行了“中外朝”的建制：
一个由大将军、尚书等官组成的“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机关；另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变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
这就是所谓的“中外朝”。
外朝官僚以丞相为首，组织机构和秦朝没有根本变化，但是因为有了中朝设立，丞相的权利已经大不如前了，所有的权利几乎都集中到了皇帝的手里。
汉武帝官吏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刺史制度的建立。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与监督，汉武帝对地方实行刺史制度。
首先朝廷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派刺史一名，这些刺史是皇帝的代表，
主要任务是监视地方官和豪强地主。刺史在每年八月巡视郡国，充当皇帝的耳目。汉朝末期，地方上的权利逐渐集中到了刺史一个人的手中，三国时期起兵割据反抗中央的，有八成以上都是刺史，可见权力集中便于管理，也是祸乱之源。小武同志搬石头砸了自己的龙足。
综合使用以上两种制度的结果是：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均操纵在皇帝的手中，使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上了一个台阶。
在朝廷内部汉武帝完成了一系列的目的性很强的改革，而在对外政策上汉武帝采取的策略，基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征服——逼迫那些他所能看到的不属于中国人的酋长和可汗之类的分子唱“征服”！
征服首先从小亚细亚开始。
从中国的长城带到西伯利亚的森林，整个亚细亚平原都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中世纪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先驱。
着手针对匈奴人的一场大战之前，汉武帝制定了一项针对西域和大草原的阴谋——在中亚的一端，也就是今天的突厥斯坦草原，生活着另外一些游牧民族——大月氏人！欧洲人称呼他们为“斯基泰人”。
早先匈奴人把他们赶出了瀚海沙漠和大草原，让他们下岗自谋生路。
汉武帝打算让他们从西面攻击匈奴人，而汉军则取道河西走廊发起攻击。
可是，大月氏人并没有打算对匈奴人展开报复，所以拒绝了汉武帝的“好意”。
汉武帝只得采取别的办法，他不断地让将领们攻打匈奴，每攻取一块领土就开始“屯垦”。
这些屯垦部队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站，用来保卫边境，同时也保护中国耕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和蚕食匈奴人的牧场为代价的。尤其是，这些移民点守卫着广袤的河套地区，这样一来就把河套地区和匈奴人唯一可耕种的河西走廊地区，圈入了中国。
河套和河西走廊，在中国的衰落时期，一直都是游牧民族和军队打算进犯北方的一个前哨集结点。
公元前119年，西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和年仅二十岁的天才将领霍去病率领五万骑兵给了匈奴人一次半毁灭性的打击。
卫青的左路军通过一次奇袭击杀了匈奴大单于；霍去病的右路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杀掳七万余人，一直追击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他举行了庄严地祭神仪式，以象征匈奴被中国大军占领（狼居胥山祭天）。
除了在北方，中国向南向东北向西南，都在毫无节制的扩张，成为了整个东方名副其实的侵略大王。
当年秦始皇派兵征服了大庾岭以南广东和安南的广大地区，可是不久之后陈胜吴广的大革命爆发，当时驻守此地的秦国大将立即阻塞大庾岭，宣布独立。建立了南越王国，自己当起了国王，广东一带脱离了中央的统治。
解决了漠南匈奴之后，汉武帝调转枪口，对准他们，把他们征服，将包括今天北部湾在内的越南和广东地区全部纳入版图，并把此地分成十个郡，派官吏长期驻守，直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