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是中国化管理的境界
《论语·公冶长第互》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日：“不知也。”又问。
子日：“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日：“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
子日：“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一次，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问仲由。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接待贵宾，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我这三个学生的才能都不错，都有自己在管理方面的专长，完全有独当一面的才干，但是，我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他们在进行管理权利的时候，是不是都做到了‘仁’。如果他们既有管理才能，同时又以‘仁’为实施管理的根本准则，那才不愧为我的好学生啊！”
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任何工作都应该以维护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也应该以人的利益为皈依点，管理企业应该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物为中心。这就是孔子以“仁”作为的最高标准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者学习利用儒家思想，对实现企业的中国式的管理，有极大的意义。在中国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中，企业和员工，都具有中国特色，所以，管理中国企业，既不应该是纯粹的美国式的管理，也不应该是纯粹的日本式管理。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必须加以吸收，但是，吸取的应该是西方的营养，长成的却应该是中国的大树。
但是，如果让中国的企业家们回答，你们在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理，恐怕管理者们也很难一下子说得泾渭分明，因为，事实上，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化管理方式，这需要我们长期探索。西方的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一个管理思想的形成则必须以本土或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民族性为基础，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西方的管理学思想受到他们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既不能脱离中国的哲学思想，也不能脱离中国人的民族特点，当然，无论是世界哪个民族，所有人类都是有共性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管理学的基础。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要建立中国式的管理思想，就不能不讲到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儒家学说。
在我国秦代，秦始皇运用法家的思想统一六国，但是，秦始皇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仍然采用法家的理论，结果很快就失败了。呖史的经验充分证明，秦始皇运用韩非的法家理论来治理国家，首先，把人定位成是自私的、邪恶的，于是用严酷的刑法、残暴的手段来实施对人民的统治，其结果使秦朝短命夭折。
汉朝初年，接受秦灭亡的经验教训，放弃法家的理论。汉初思想家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弃仁义”，“尚苛政”，“用刑太极”。不讲德治，不用仁义之道教化民众，只用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就会加深和激化业已存在的阶级矛盾，使之造成社会的剧烈震荡和冲突，产生公开的社会对抗，生灵涂炭。所以，陆贾、贾谊竭力主张用儒家的“仁政德治”来管理国家。
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孔子的儒家思想最为全面，影响最为深远，自汉朝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文化能够不间断地延续几千年，说明了孔子思想的伟大，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思想，也逐渐发展起来。
“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宝库中的明珠，几千年来，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最高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人的行为，最终是以人的思想观念为基础的。以“仁爱”的思想管理企业，在员工思想上建立仁德的思想，企业的制度和体系的秩序就有了思想道德上的根本保障，就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自发自觉良好效应，形成一个井然的管理秩序。
以孔子的管理思想，根本出发点就是“仁”。尽管孔子对“仁”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最为概括性的一个解释是“仁者，爱人”。运用在管理思想上，即把被管理者看作是有理智、有情感、有自尊心的对象，管理者所有的管理行为出发点是人，其终结点也回归到人。
与法家相反，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管理者应该关心和爱护人，被管理者就能给予自觉的回报。人为企业工作，企业为人服务，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员工都应该服务于社会大众，这是更高层次上的“仁”。
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家思想的诞生地的中国，在运用仁爱思想管理上，甚至落后于日本、韩国这些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
日本企业家十分重视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培养管理干部。日本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分，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
他们把“仁爱”思想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的企业理想。松下认为：一个企业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企业理想，才能真正兴旺发达。凡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宗旨的企业，他们必定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工夫，在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上下工夫。这样的企业必定能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对孔子的“仁爱”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上的发扬和光大，是“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的最高的境界。
韩国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儒家思想的国家，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运用在企业管理中实际运用的时间，甚至比中国还要早，并且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十分重视企业中人的道德的作用。
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道先生指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他还认为：现在的企业中，极端的个人主义，造成的企业上下左右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人们生活在没有道德基础的物质丰富的假象之中。
这种情况，似乎在早期的西方社会中各家常见，在美国人眼里，企业是“一堆资本”；他们首先看见的是“物”而不是“人”。因此，美国人以制度为先导，任何人都要服从和遵守制度，用完善的制度来管理人约束人。在美国式的管理下，人几乎成为制度的机器，大机器生产的外延，人成为机器的延伸物。在美国式管理者的眼里，人就是一家高智商的机器，甚至有时还不如一个数控机床来得精确。这种思想代表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而孔子的“仁爱”思想主张管理应该“以人为本”，因为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人的作用，靠人所发挥出来的协作精神，企业的利润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结果，员工应该成为企业的主人。管理者应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的下属和员工。同样，员工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出内在的凝聚力。
对人的管理，关系到企业管理的成败。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同甘苦、共命运的情感，这不仅是企业管理所必需的，也是人类情感所必需的。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把“仁爱”的道德性通过“忠恕之道”来实现，以“忠恕之道”的方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一个企业的有序化管理。
二、“仁”的管理中心就是“人”《伦语·颜渊第十二》樊迟问仁。子日：“爱人。”问知。子日：“知人。”樊迟未达。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日：“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g60y60），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先进第十一》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樊迟是一个不十分聪明的学生，孔子总感觉他有些笨笨的，但是，他却很好学，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一天，樊迟一脸迷惑地问孔子：“老师，虽然您讲过多次，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仁。”孔子只好用最简单的方式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了解人。”话说到此，樊迟还有些不明白。孔子不愧为诲人不倦的至圣先师，他继续解释道：“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仍然一头雾水。
无奈，樊迟只好退了出来，百思不得其解，碰巧见到同学子夏，就又问：“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这是什么意思啊？”子夏说：“你真是笨啊，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你知道古代的圣贤大舜，是凭什么拥有天下的么？就是因为他善于在众人中把皋陶这样的仁者选拔出来，不仁的小人就没有可乘之机了。商汤得了天下，也是靠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这样的贤者选拔出来，不仁的小人就难以危害管理者了，国家当然兴盛。这都是以仁作为评判人的标准的结果，明白了吗？”樊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在这里，孔子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仁，二是智。关于仁，孔子对樊迟的解释说是“爱人”，他所说的爱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对象和中心。这里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古代的“仁”就是“人”字，为仁之本即做人的根本。儒学即人学，仁是对人的发现。关于智，孔子认为是要了解人，选拔有道德有能力贤才，而不是用那些沽名钓誉的邪才。
但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贤能之才不但没有被选拔反而受到压抑，而一些奸佞之人却平步青云。这说明，管理者要真正做到“智”并不容易，管理者要做到“智”，就是以“仁”为基础，开张圣听，不受蒙蔽，因为小人之所能者，就是谗言与蒙骗。如果让小人当道，企业就不可能管理好。
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大功，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他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在孔子看来，用“仁”的标准来发现人，而发现人的方法是“智”，就是用仁的标准，来选拔使用那些贤德的人才。孔子又进一步说明了选拔贤德的人才的重要作用，不仅对于管理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发扬一种良好的用人的风气，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奸佞的投机之徒没有机会得到提拔和重用，因此，小人便会远离企业，远离正气。这样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就减少了人为的隐患，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形成良生循环。这一点，正是现代企业管理者容易忽视的地方。
现代的管理者，往往只注重人的才能，而容易忽视人的品德。才能固然对企业很重要，但是，一个以“小人”当道的企业，又会使德才兼备的人离之远去。那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留下来，忍受小人的专横与跋扈的员工，又如何能产生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样的企业，可能以小人的技能而获利一时，又怎能以小人的缺仁少德而获得长远的进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呢？
另一方面，对人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而达到道德自律。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严于律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有了冲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孔子的管理哲学强调被管理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为政在人”。
季路问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季路问孔子怎样去侍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呢？”
孔子这里讲的“事人”，就是要把人的事情办好。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人”就是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企业管理者，如果不能做好人的工作，就很难在其他方面有所建树。
管理者运用道德的内控功能和自律功能，使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经过调节统一，就比较容易实现管理的目标了。
在企业内部，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己所厌恶的，不要施之于别人。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这样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
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
3规矩之道。所谓“规矩之道”，就是经常保持推己以度他人他物，一个有道德人，应该严于律己。管理者应该先具备美德，然后才要求别人也具备；自己没有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
管理者应该做到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在日常工作中，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而易于管理了。
与孔子一道并称“孔孟”的孟子，有一次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讨论如何在战争中获胜。其中一个弟子说：“依我看，要想打胜仗，必须得顺应天时，即抓住有利的季节和天气，否则很难取胜。”
另一个弟子马上反驳说：“我看你说的天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利的地形。有了高墙深池，并凭借山川险阻，这样才会攻必克守必固。”
说完，他洋洋得意地看了看孟子，心想夫子肯定认为我的说法高明。
孟子听了他们的话，用手敲着大腿，慢慢说道：
“你们俩只看到打胜仗的一个次要因素，而没有抓住关键问题。从战争全局来看，抓住天时，不如占据有利地形；地形有利，不如全军将士上下同心。这个道理很简单。打个比方，有一座地形有利的城池，在围攻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许多合适的战机，但终于没能攻克，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还有一座城池，地理形势险要，城墙高且坚固，粮草充足，但军心涣散，一听到敌人来进攻，都弃城不战而逃，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
社会生态和平衡的核心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学基础。人皆有自尊心，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有互敬互爱，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人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人和”，企业与社会的“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