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导言
对文化象征进行描述，所谓文化象征就是某一文化的成员在情感上非常认同的任何基本现象、活动或习俗。本章还引入一个跨文化理解的四段模式。接下去的一部分对于文化在什么时候至关重要、什么时候无关紧要作了描述。最后一部分着重介绍本书的组织结构，包括某些章节的取舍，以阐明本书各篇的主题。
1990年我有幸参加了一个为期10天的跨文化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的里查德-布里斯林教授主持。35名参与者都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包括不同学科的教授和若干国家的移民官员。项目进行期间做了一个名为“信天翁”的跨文化培训练习，结果证明这个练习非常能说明问题。也许是由于我作为管理学教授的背景，我马上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经历的案例研究报告，并在各种为学生和经理人员举办的课程中使用了100多次。我先请读者阅读这个案例研究报告，然后回答问题，最后我再提供更多的细节：
最近我参加了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的一个跨文化培训课。课中有6位男性志愿者（包括我本人）和6位女性志愿者。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有个男人穿着东方或者说亚洲式样的衣服，但特征不是很突出，也可能是个国王，也可能是个佛教的僧人。一位妇女坐在他的身旁，这位妇女的穿着同样没有特色。
培训1课持续大约10分钟，课上没有任何交谈。“国王”用手示意男性坐在椅子上，然后又示意女性坐在男性的脚前。接着他站起来默默地向每个男性致意：他拥抱了每一个男性，然后用手轻轻在他们身体的两侧摩挲摩挲。男性们照着国王的样子做，但多少有些紧张和笑声，尽管没有说话。然后，国王向每一位女性点头致意。
接下去，国王将一大花瓶水呈到每一位男性面前，并喝上一口。然后对每一位女性也是如此。
国王和王后走到志愿者面前，仔细地端详着女性。一、两分钟后，国王的脸上呈现出满意的神情并发出似乎是满足的声音。他看了看王后，王后点头赞同。王后拉住一位女性的手，引她站起来，站在国王和王后的中间。接着，坐在椅子上的国王和王后在她坐到他们中间的地上时向下按她的头，但这位女性不从。他们再次按她的头，她仍然不从。培训I课就这么结束了。
说明：每一小组应该指定一名记录员或秘书向大组报告情况，时限是10分钟。请回答下列问题：
◆这是什么样的文化（7请描述。
◆如何解释该文化中对待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这个材料大约在100多次课上使用过，每次课大约分为6个小组，因此答案差不多有600个。在小组对该文化进行的描述中，十之有九是这样的：一种男人主宰式的文化，很可能是亚洲的、非洲的或中东的，讲究仪式，保守。有的小组还会明确指出涉及到什么宗教，提到最多的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几乎所有小组都感到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女性占有一种与男性的主宰地位截然分开的高地位。
事实上，这是一种崇拜地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男性的地位明显低于女性。唯一将所提供的所有信息串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使用这条线索。例如，男性领袖轻轻拍男性的时候并非表示友好，而是在检查是否有武器，因为男性往往睾丸激素太多，太好斗。同样，女性被安排在高贵的位置上（最接近地面），男性则被贬到座位上。男性先喝水是为了检测是否有毒，以此确保女性的安全。甚至“国王”（引号说明了其不明确的地位）也必须求得女性领袖的同意才能选择一个中意的女性安排在两位领袖之间的一个尊贵位置上最靠近地面的地方。我常常询问为什么选择某一位女性，但很少有人能够猜中原因。巡视一下就可发现，她的脚最大，这是崇拜地的文化中一个突出的重要符号。许多文化中都使用3这个数字，在这个仪式中也是如此，直至被选中的女性反抗。
通常这个练习足以说明，有一个框架对于理解一种文化非常有用。如果事先告诉受训者这是一种崇拜地的文化，他们就可以把压向他们的各种刺激加以整合。此外，由于向被选择参加仪式的年轻妇女提出了为什么要反抗的问题，练习之后的反馈课就有意义了。这时，我通常要介绍一下这位年轻妇女。她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化人类学者，专门研究世界各地的村落生活。她30多岁，有不少著作出版，在一所名牌大学任职，有魅力，离婚，但没有孩子。她的反应是出于她生活中的几个男人对她的虐待，她决意不让这样的虐待重演。因此，她把仪式理解为一种服从男人的形式，因为所谓的“国王”像“王后”一样把她的头向地上按，不过她没有提到这一事实。我的教学点是，这位年轻妇女由于她所受的教育和在一些村落的工作经历，同屋里的其他专业人员一样博学，甚至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但是她的视角被她与男人的不快经历所扭曲，这就促使她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甚至无法想到还有诸如崇拜地的文化这样的框架。我还指出，我在训练课上感到不知所措，搞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如这段叙述所示，文化是重要的，而且非常重要。只举一个例子：格尔特·霍夫斯泰德在IBM公司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询问了该公司在53个国家中的11．7万名经理和雇员。调查显示，态度上的差异50％可以由民族文化来解释。事实上，文化的成分大于职业、年龄、性别和民族的成分。一份更早的比较研究调查了14个国家的3600名经理人员，结果数字为30％（海尔、吉塞利和波特，1966年）。从此类研究来看，文化对我们的态度的影响占25％到50％，其余的则是劳动力差异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阶级、民族、性别和年龄等的影响。
然而这个案例研究还说明了文化的其他关键方面，即那些经常无意识或半意识地发生微妙作用的方面。将文化比作计算机程序是很恰当的，计算机程序一经指令或刺激启动就开始自动运行，而且看上去是在独立运行（费希尔，1988年；霍尔，1966年；霍夫斯泰德，1991年）。显然，本案例研究报告中也出现了这种自动运行的情况，但不幸的是，其中的刺激与文化线索并不十分相称，原因就是这位年轻妇女曾经与男性有过消极的关系。
当一个外国人违背一个关键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或她常常甚至意识不到，也没有人提请他或她注意。于是这个外国人受到孤立，开始经历消极的情感。正如一位在亚洲工作的美国商人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跨文化经商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一旦来访者犯下一个重大的文化错误，常常无法纠正，很有可能要花费几个月才能意识到，有礼貌的拒绝实际上意味着孤立和驱逐。有时，一个外国人犯了这样的错误直到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都意识不到或不明白他或她做了什么。
即使是的确不大的文化错误也可能酿成巨大的后果。例如许多德国人不喜欢在饭桌上说得太多。德国人通常在开始吃饭时喝点啤酒或苏打，然后拿起刀叉开吃，只有到吃完的时候才把刀叉放下。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吃饭是个严肃的事情，不应该让无关紧要的评论或热烈的交谈搅乱。另一方面，许多意大利人则在饭桌上说个没完没了，还不停地挥动手臂。结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一起吃饭就会因对方的行为举止而感到郁闷，好多时间都花费在谈判可以接受的行为规则上，而不是花费在实质性问题上，包括发展信任。
此外，一方面最近几十年技术和社会的变化非常快，另一方面文化的变化则非常缓慢，可以说像蜗牛爬行一样。文化的影响甚至在大规模移民发生后还存在了几百年。美国的爱尔兰人有“交谈的天赋”，这种天赋来自一笔具有强大口语传统的文化遗产。在那些交谈的天赋是一笔财产的领域，如法律和政治，美国的爱尔兰人格外多（见第12章）。加拿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思维和感觉都不一样，主要原因就是各自的文化遗产，这种差异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威胁。
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在文化上处于某种不利的位置，因为许多非英语国家的人既说英语也说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英语的人访问非英语国家通常都可以在实际上文化迥异的时候假定文化是相似的。今天，大约有8亿人说英语，英语已经成为国际商用语言，这样一来既为英语国家的人创造了机会，也为他们制造了陷阱。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尽管十分有用，但是保证不了可以理解其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些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由语言水平高但文化理解水平低的人制造的。格伦·费希尔，一位外国公务员，曾经描述过一个美国团队在拉丁美洲的情况：由于团队中一名西班牙语说得十分流利的成员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结果导致整个团队的努力受到阻碍。幸运的是，团队中的另外一名成员虽然刚刚开始学说西班牙语，但却对当地的文化和人表现出真诚的兴趣，这才帮助挽回了损失（费希尔，1988年）。再说，一种文化的成员往往假定语言流利的来访者了解当地的习俗和行为准则，一旦他们违背了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就会受到严厉的评判。
美国人在理解其他文化的思维方式方面处于某种不利位置，原因在于至少直到不久前他们出国旅行的人都不是很多。即便在今天，美国旅行者的出行计划安排得非常紧张，有时要在两周之内访问香港、泰国、日本和台湾。指望美国旅行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解当地的文化是不现实的。至于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美国人就更少了，就是定居他们也往往居住在所谓的“金区”内，与当地人相互隔绝。相比之下，欧洲人都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包括英语，他们只要走上几百英里就可以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见识到巨大的文化差异。许多亚洲人都懂英语，在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他们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与欧洲人相似。
本书描述了一种快捷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进行对比的新方法，这就是文化象征。这一方法的实质就是明晰一个国家的文化中被全体或多数成员看重和认同的现象、活动或习俗。这样一来，象征的特点就成了描述和理解该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
例如，意大利人发明了歌剧，并且非常喜爱歌剧。歌剧的五个关键特征是序曲、场面和展示、声音、外表、主要演员与合唱队之间的互动（见第18章）。我们使用这些特征描述意大利及其文化的思维方式。因此，象征就是帮助外国人迅速了解一个社会的成员最看重什么的指南、地图或灯标。这一知识应该帮助他或她适应社会，避免犯文化错误。然而文化象征仅仅是一个起点，它随着个人的直接经验的增加而改变。
构建文化象征
无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跨文化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献身于文化的研究。我们的文化象征有一部分就是基于跨文化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成果，他们在将一个社会同另一个社会进行比较时强调有限的因素或维度，比如时间和空间。
首次对这种维度研究方法进行描述的是两位人类学家，即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弗雷德·斯特罗德贝克（1961年），其中克拉克洪被普遍认为是首创者。他们从六个维度对文化进行比较。他们强调，几百年来对文化差异感兴趣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评论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这六个维度如下：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评判人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好人，坏人，还是好坏兼而有之？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评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是征服自然？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评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以个体的方式行事还是应该在行事前考虑集体（在诸如决策这样的问题上是个人主义还是团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一个社会中基本的活动模式是什么？是无所作为，接受现状，享受现实，随波逐流，还是有所作为，也就是改造和改善，设定具体目标并按具体的计划加以实现，等等。一个社会的空间概念是什么？也就是说，空间被认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如果是前者，则会议在私下举行，人与人身体保持一定距离；如果是后者，则允许所有的人参加会议和决策，允许公开表达情感，允许人与人身体靠得非常近。社会的支配性时间取向是什么？是过去、现在、未来，还是兼而有之？
克拉克洪和斯特罗德贝克注意到，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可以从这六个维度加以描述的支配性的文化取向，但是在其不同的地理区域和民族群体中还同时存在其他较弱的取向。
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花费40多年的时间开发撰写了一个相似的分类体系。他主要研究文化内部的交流形式，强调从以下4个维度对文化加以比较：背景，或者说要使一个信息或沟通达到目的就必须明确表述的信息量空间，或者说通过个人空间的处理进行交流的方式（例如北美人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时往往比南美人保持更大的距离）时间，时间或者是集中型的（每次计划、完成一项活动），或者是分散型的（若干项活动不加区别，时进行）信息流，这是信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流动的结构和速度。
然后，霍尔将社会沿一条从高背景到低背景的弧线排列起来。在高背景社会里，时间往往是分散型的，社会成员的社交投入非常大，因此信息不需要明确表述就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文化的成员长期相互了解，对于期待什么、不期待什么有强烈的共识。日本就是一个高背景社会，那里甚至有一句格言专门说明这个问题，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见第3章）。因此，口头交流常常没有必要，而且很有可能妨碍信息的传递。高背景社会的成员在交流的时候往往比低背景社会的成员身体距离拉得更近。
霍尔注意到，高背景社会往往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其他人都对这位领袖表示服从，或至少表示敬重。在阿拉伯国家，这样的领袖坐在办公室里，四周围着向他寻求帮助和建议的人。与像美国和德国这样的时间集中型国家发生的情形相反，他并不挨个与人谈话、处理问题，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同时同若干人谈话，处理若干问题，以表面上看漫不经心实际上则照顾到不同谈话对象的感受的方式往来过渡，不让任何人丢面子或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