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福利国家计划的成功反倒助长了个人主义。许多瑞典人认为，既然交纳了高额的税收，他们也就履行了自己对于贫困者及下一代人的责任。瑞典鼓励青少年自立，这些青少年常常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到国外旅行。其结果是，他们往往比美国的一般青少年成熟得多。另外，瑞典人代际之间的关系更为弱化。正如汉斯·塞特贝里所说，“仁慈与友善很少在瑞典人彼此之间相互传递，但它们却由瑞典的相关制度与规则均匀地施与了每一个人”。（塞特贝里，1984年，第91页）
在瑞典，存在着旨在于促进各行各业及各方面成员利益的大量各类组织与协会。这些组织约达20万个，相当于每10万人即有2000个，构成了一张密集的社会网络。瑞典人一方面喜欢通过集体的共同工作达到某一目标，而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人又都具有离群索居的特点，但这个矛盾是表面上的。瑞典人之所以接受组织系统，实际上只是因为它是实现某一目标最实用、最有效的途径，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只限于正式的基础之上，这样，个人的独立空间便得到保证。
由于每个个人很少在没有事先得到集体认可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组织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使个人失去了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确，瑞典人大都性情温和，这一点可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论点的证明。然而，在逻辑上很难说瑞典人典型的含蓄谨慎的处事方式是由组织系统造成的。更可能的是，组织系统使瑞典人保持了自己自然性格，同时又满足了为自身利益而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需要。
瑞典人惯于坚持不懈地捍卫个人的权利，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权利，这一点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如果一辆汽车在下雨天溅脏了你的衣服，那你就有权要求赔偿。你可把汽车的车牌号记下来，到警察局提交一份书面报告，说明你的套装被损坏。如果法院查证驾车人当时没有采取应有的预防动作，避开行人，那驾车人就必须赔偿损失（亦即将衣服洗净）。瑞典在司法方面也建立了福利制度，它使那些无力支付法庭费用的人也能进行民事诉讼。
平等
瑞典的夏季木屋使我们可以对瑞典的大部分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包括平等观念做出解释。个人权利法的古老传统使每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宿营，在任何地方漫步、滑雪或划独木舟。钓鱼一般是免费的，尽管通常需要钓鱼许可证或相关证明。个人权利法还使瑞典人可以穿越任何一块土地、田野或森林，而不论它们是否属于私人财产。人们尽量不去滥用这种权利，而且一般也不会贸然闯到某座木屋的近旁，对人构成搅扰。在任何地方采浆果、采蘑菇、采鲜花都不是非法的，但在这样做时要按基本常识行事。瑞典没有关于侵犯私人领地的法律，也没有“私人所有”、“禁止入内”的标志。在瑞典，人人都可以平等地接近可爱的大自然，这反映出瑞典生活中的平等价值并使我们看到瑞典生活的其它方面。
在瑞典语中，对平等的热爱被称为jamlikhet，其重要性几乎与道德力量不相上下。瑞典之所以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平等的社会，是由于它实现了迅猛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主义，瑞典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国民财富在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被分配给了所有公民。瑞典人的目标是，要像组装一部机器那样组织一个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瑞典人不断寻求新思想、新思路，以便使社会这部机器运转得更加自如。
然而，瑞典人所设计的这部机器是相当复杂的。瑞典不能被称之为一部简单高效的机器，相反，它可能更像是鲁贝’戈尔德贝里的一项发明：极为复杂、低效，其中有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步骤与程序，但最终却总能到达目的。
瑞典有着Krangel—Sverige的称号，翻译过来，大致就是“烦琐拖拉的瑞典”的意思，人们之所以如此称呼瑞典，是因为它有着一大堆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规章、规则、程序以及种种权力系统。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制度是濒于失败的，而是说它对于那些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说来十分不便。瑞典人认为，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是自如运转，至于在运转过程中它是带来痛苦、恼怒还是愉悦，却根本无关紧要。斯德哥尔摩的有轨电车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晚点，就会甩下在站台上等候的乘客而继续向前行使，因为有轨电车的职责是遵守预先确定的时刻表，而为乘客服务则是第二位的。同样，瑞典人认为医疗系统仅仅是为了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即便看病治疗要花很长时间等待，但只要能看上病，等待时间的长短就不值得研究讨论。
据传说，瑞典人过去十分看重自己的头衔，有所谓的“头衔病”，当时各种电话本上都注有电话用户的头衔。现在，瑞典50％的各种各样的名册上也都在人名之后标有头衔，但这已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把不同的人搞混。瑞典“头衔病”的逐步消失表明，瑞典人希望建立一个严格平等的社会。民意测验表明，只有2％的瑞典人希望获得高层社会地位，而在美国人和德国人当中，这一比例分别为7％和25％。今天，几乎所有瑞典人都自认为是中等阶层。这种普遍性的看法说明，所有瑞典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现在都依赖着同样的社会服务网，因此他们也享受着同等质量、同等可能的服务。
在历史上，瑞典的税率一直很高，政府收取的税收不仅用于缩小贫富差别，而且也用于内容广泛的各种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实施各种计划，使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做，使所有老人都有养老金，使所有劳动者都享受医疗补助、住房补助，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并为他们提供几乎是免费的医疗保障和得到补助的牙科医疗服务。失业补助是慷慨的，但又不至于达到鼓励懒汉的程度。
在瑞典，对家庭的补助是大量的。一个孩子出生后，父母二人都可享受一年或更多的休假。瑞典男人态度的变化比世界其它地区男人的变化要快得多，而且有20％的瑞典男人在孩子出生后要求休假照看孩子。政府为所有孩子提供补贴，并且提前为孩子提供婴幼养育费。地方政府还负责建立被称之为digi。的日托幼儿园。对于瑞典人而言，这些服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工作年龄的瑞典妇女当中，有90％的人在家庭之外有一份职业。
男女同工同酬是瑞典平等主义的另一特点，尽管在某些职业当中还存在性别的差异。瑞典妇女在努力改善自己在一家企业内的地位时，她们所遇到的问题与美国妇女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另外，瑞典正在为保障外来移民的平等权利而斗争。这些移民总共有10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于政治或人道主义原因而到瑞典的，他们很难获得与瑞典本地人同等的生活水平。瑞典政府尽了极大努力使这些移民融入社会并向其提供同等的机会，但是，瑞典人的种族主义却开始逐步显现且日益高涨，尽管公众舆论对种族主义倾向持反对立场。
根据霍夫斯泰德对53个国家的研究，瑞典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一个极为“阴柔”的国家。判定阴柔程度的标准在于社会的主导价值是否注重人际关系，是否关心他人，是否重视整体的生活质量。瑞典具有阴柔化的特点，但在某些方面，它也在发生着变化。人际间的关系正在不断松弛，对于他人的关心也由于个人主义的日益增长而逐步弱化。
尽管瑞典社会政策的道德内容未发生变化，但正如社民党执政几十年之后第一位保守党首相成功当选所表明的那样，瑞典的意识形态氛围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国家权力与家庭及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1984年，安妮·鲁思就指出，社民党人提出的政治方针的理想必须进行革新并通过新的模式加以强化：
理性主义的未来主义已经取代了宗教的位置，社会的、技术的变化已被认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反传统主义已荒唐地变成了主导的传统……工业组织和技术革新已成为瑞典文化当中最古老、最独特的潮流的组成部分。需要为瑞典的那些文化神话寻找一种新的源泉，以便使瑞典模式长期以来所突出体现的社会活力再一次释放出来。（鲁思，1984年，第97页）
然而，文化价值的这种变化看来更多地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的确，某些瑞典人现在反对瑞典模式，而且，由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过去的集体感和传统。瑞典目前正在为社会福利国家所需的高税收、能源资源、工作道德的衰落、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全球化以及非瑞典企业收购瑞典企业等一系列国内问题而担心。另外，一些出色的瑞典企业甚至把自己的公司总部迁往国外，以逃避高税收和过多的规则。
但是，由于努力减少开支，瑞典政府在经历了30年的赤字财政之后目前已实现了数量有限的收支盈余，而且它正计划投资20亿美元建立一个全国高速数据网，以便把位于北极的那些最偏远的村庄同因特网连接起来，并借此进一步巩固瑞典的最基本的平等价值。目前，瑞典企业家的积极性很高，斯德哥尔摩现在已被称之为无线电谷。尽管瑞典平均每个职工要把自己工资的64％作为税收上缴给国家，但人们得到的好处似乎的确要超过付出的代价。甚至许多企业家也在捍卫现行的税收制度，并且积极参加为支撑瑞典在信息技术和其它领域的地位而成立的政府特别工作组。整个国家现在都在从这些举动中得到好处。例如，政府在1990年代曾在财政上支持无线电技术中的一项移动标准，该技术现已使瑞典在该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目前，一半以上的瑞典人在使用因特网，70％以上的瑞典人拥有移动电话。这些都说明，瑞典人的思维结构的一致性是十分突出的，就像所有瑞典人都热爱未受污染的纯净大自然一样。尽管将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将以明智的瑞典人的方式展现出来。总之，我们可以预期，瑞典人将继续发扬他们那些与夏季木屋相联系的价值观和处事态度，尤其是他们对于自然及传统的喜爱，他们的平等思想以及他们追求个人自身发展的个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