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同学们发放免费的避孕套之外，李国庆在捍卫大学生恋爱方面还有壮举，那就是“砸烂封建枷锁”。当时北大的校规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所以宿舍楼关门比较早。像女生宿舍楼通常都是晚上11点关楼门，在外人看来这个时间定的还算合理。可对于热恋的男女来说，不管多么晚关门，他们都嫌早。这其实是宿管阿姨和年轻人之间的代沟问题，发生矛盾不可避免。比如每天都会有晚归的女生被锁到门外的事情，紧接着就会有男朋友挺身而出，或恶言相向或低声乞求，希望宿管大妈能网开一面。
“英雄救美”或者说“骑士与巫婆”的“战斗”每天都会在女生宿舍楼门前上演，直到李国庆当了学生代表大会会长。李国庆的英雄主义是很强烈的，他听了很多男生的诉求之后，义无反顾地来为学生出头了。他走到宿管阿姨面前，理直气壮地对阿姨说：“我是学生代表大会会长，你必须把门打开，从此不许锁！”可惜宿管阿姨不买账，仍旧不开门。
李国庆是要面子的人，这么多男生把他请过来，可门还是不开，这不是给他难堪吗？他就当着一对一对的恋人的面发飙了，李国庆当场演说，慷慨激昂的具体内容大多已被淡忘了，但李国庆的同学还记得他当时大声叫嚣着“我要组织同学砸烂你这个封建牢笼，这个封建的枷锁必须砸烂”！关于这个片段，李国庆到现在还很自豪，总是说：“在北大比我高三届、低四届的学生一定都还记得我当年的风采！”他可不是光口头说要砸烂封建枷锁，而是真的上前一脚将锁踹开了。李国庆经过此事后得出的结论是“好锁也经不住三鞋底子”。
李国庆“点子多、能折腾”，这几乎是所有北大同学都认可的事实。当时他也勤工俭学、参加社会实践，但是人家所谓的“勤工俭学”可不是去学校食堂刷盘子洗碗或者看宿舍这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是跑到校外跟着一些新创办的公司做策划。
三十年前就敢在北京自主创业开公司的人堪称走在时代前沿的牛人。这些人的公司规模也许不大，但他们的思想超前，都极具感召力。像李国庆这样的热血青年就被人家领袖般的魅力吸引了，做着不要钱的“义工”。虽然挣不到什么工资，但李国庆的“社会实践”档次很高，是可以报销午餐和车费的那种。所以，从大三开始，李国庆出门已经养成了坐出租车的习惯。在当时，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大多是自行车或者公交车，像李国庆这样天天打车的异类很是拉风。参加社会实践除了满足李国庆打车报销路费的虚荣心之外，也让他了解了策划杂志或者报纸的流程和方法。成功或失败都是别人的事，但有心的李国庆因为从头至尾的参与，对这一挣钱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还记得怎么称呼80年代的有钱人吗？没错，“万元户”！
那个年代“万元户”的稀缺程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李国庆很争气，大学没毕业就成了“万元户”。这一点和十年后就读人民大学的刘强东相仿，那位更加年轻的网商新贵同样也是在毕业前夕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两个人的经验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成功人士的特色——“挣钱要趁早”。
谈到李国庆，80年代一直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还是很有印象的。丁校长是谦谦君子，他对李国庆的评价很有水平，说：“李国庆是能闹，但都是正统的闹。”虽然老校长对李国庆的闹腾还算认可，但李国庆在北大四年闹腾出了那么大的名堂之后竟然没能被批准入党，这一点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一位知根知底的同学揭秘说：“因为李国庆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很极端、很有争议的人，所以没能入党。”他还说了，“李国庆是个怪人。一方面，他参加学生会、学代会这些组织；另一方面，他又不太忠诚于这些组织。他经常会冒出点跟主流意见不一样的观点，然后再平衡于两者之间。”看来，古人说的“有得必有失”还真是灵验，任何时候想要“兼得”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高中、大学两次入党的好时机都从李国庆手中溜走了。这两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失败让李国庆对“从政”产生了一种微不可察的、淡淡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在他到政府机关干了三年就辞职下海的事情上体现得最明显。
3.机关的水养不住李国庆这条鱼
“妈，您儿子在中央做农村研究工作，所以您应该支持农产品涨价。我们城里人凭什么就该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涨价，农民日子能好过吗？”
——李国庆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马上自觉维护起农民利益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与之相似的是“北大的毕业生不愁工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更是各大用人单位眼中的香饽饽。李国庆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至今都很热门的政府机关。李国庆的接收单位有一个很响亮同时很拗口的名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能有幸到这里上班的人还有一个公认的身份——国家领导人的“智囊”。李国庆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成为“智囊团”的一员，在无数人看来都是烧高香修来的好机缘。
政府机关单位比较看重资历，无论能力如何，要出众都得从最基层工作做起，比如端茶倒水、扫地擦桌子之类的杂事，大学生也不例外。李国庆所在的办公室又偏偏都是局长级别的，整个办公室就他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样一来所有琐事都得李国庆一个人搞定，这些繁杂的活对他来说可真是折磨，满腔热情都用在打水、扫地上了。他硬着头皮撑了两个星期，心情着实有点小郁闷。
这时，一位老领导找到李国庆，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让你这个大学生每天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是大材小用了，而且你每天上下班都需要打车，算下来一点也不划算啊！这样吧，这些扫地打水的事情以后你就别做了，你比我们忙，应该是我们给你打水扫地。”
老领导的话让李国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呵呵”笑了两声，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这是老领导跟自己开玩笑呢！其实“智囊团”的领导都很和善，是官员也是学者，平常不喜欢摆架子，但刚进机关没多久的李国庆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也不敢接话。
李国庆的母亲时常会唠叨大葱、土豆又涨了几分钱的话题。每当李国庆听到后，他都会义正词严地“教育”老太太：“妈，你儿子在中央做农村研究工作，所以您应该支持农产品涨价，我们城里人凭什么就该有肉吃，水果那么多年不涨价，农民日子能好过吗？”母亲对这个固执的儿子毫无办法，总是偷偷地对哥哥姐姐们说这个最小的儿子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书呆子”。
刚分配到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时候，李国庆还是很兴奋的。他说上大三的时候，他们班的“有志青年”们就开始在一起讨论分配到什么样的用人单位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改革的洪流当中”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就是到国家某个部门的研究室去做“智囊”，这样才能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当他听说自己果真被分配到了“智囊团”，第一感觉就是终于能过一把“指点江山”的瘾了。
李国庆的工作证在北京还显不出多么优越，毕竟天子脚下，见过世面的人多了。但顶着国务院办事员的身份到了边远地区，他可就成了“远来的和尚”，既会“念经”，又无比威风。李国庆曾经到云南出差，遇到了堵车。堵车这事属于运气问题，一般人碰上都没有脾气，只能乖乖等着交警来疏导。可李国庆是急性子呀，他坐在车里憋了一会儿后，忍不住钻了出来。如果北大的校友看见李国庆当时不太平衡的瘦脸上露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范儿”，肯定会说“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那股劲头又回来了”。
他拿着工作证出现在了最拥堵的地方，说自己还有要务在身，耽误了时间就会耽误了大事等等，淳朴的云南老乡都很配合地让了路。结果，一场严重的堵车在交警赶来之前得到了圆满解决。李国庆对自己的“壮举”更是无比自豪，在以后和朋友聊天时也多次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李国庆跟几个朋友在舞厅玩。90年代初期，KTV还没兴起，原先规模参差不齐的舞厅正在向规模化和正规化转变，简陋的露天舞台逐渐被上档次的专业舞厅取代，并且开始向平民化发展，因此生意异常火暴。正当李国庆他们玩得“嗨”的时候，舞池里突然一片混乱，原来是有人打架。热血青年李国庆一听赶紧上前阻止，舞厅里人多混杂，现场指挥不太管用，情急之下李国庆掏出了工作证，现场立刻变得安静了。
虽说在机关单位混日子，可李国庆的单位到底是国务院的直属部门，他可不敢抱有“一份报纸一杯茶，混吃等死盼天黑”的心态。况且他只是刚刚毕业的北大青年，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血还未冷”，所以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都捧上金饭碗了，还依然不放弃写论文，或者研究“匈牙利早期工人合作组织”等形而上的东西。
在机关工作三年，李国庆除了每年参加两个课题的研究外，还写了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以及学术论文等。当时，曾有教授看过李国庆的论文后，打包票说他30岁之前“成名成家”。但李国庆辜负了这位教授的厚爱，没能在做职业学者的道路上坚持下去，反而对怎样包装学者，怎样让专家、学者们为他“爬格子”产生了兴趣。
北大时期，李国庆去“勤工俭学”或参与“社会实践”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和图书有关的。大二的时候，李国庆根据自己勤工俭学的经历写了一篇“论勤工俭学”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刊登且占了不小篇幅，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大二的第二个学期，李国庆开始策划并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28万字的著作——《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书中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了分析，详细阐述了当时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建议。虽然书中的一些分析和描述还有点稚嫩，但并不妨碍李国庆展示自己的学术天赋。
自从完成这部《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之后，李国庆在学校的名气逐渐扩散，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得到了很多师生的欣赏，尤其是受到了时任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袁方教授和社会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于光远教授的青睐，赞扬他有思想、有见解。
对于北大文科生出身的李国庆来说，好像只有编书、写书这样的事情才能让他和“文化”沾点边。于是，他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图书大业”当中。当时，李国庆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北京图书市场最年轻最成功的主编之一，是出版社最欢迎的人物。但是，让他印象最深或者说以后被他提及最多的并不是他成功策划了什么书，而是“砸锅”的那一套“你我他”丛书。
80年代末的中国人都极为渴求知识，尤其对励志类的丛书怀有一种朝圣般的心态。李国庆对这种心态捕捉得很准确，但他最大的问题是犯了冒进的错误，将原本能够畅销的这套丛书印多了。本来如果只印1万套，肯定能让所有合伙人都乐得合不拢嘴。可一向“志存高远”的李国庆同志却主张印了10万套。一套书是9本，10万套是什么概念呢？即便是今天的畅销书也很少有一次印刷10万册的大手笔。
李国庆的冒进注定要吃亏。他清楚地记得“宣传、首发式都搞得轰轰烈烈，但书就是卖不完”。当时和李国庆合作的出版社是一家很新、很小的出版社，人家就是太相信李国庆国家干部和北大才子的双重身份，才欠着巨款印刷了10万套丛书。20多年前，近百万的印刷费、纸张费确实是一笔巨款。如果“你我他”丛书就这么亏了，出版社也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李国庆觉得这件事的责任在自己，出于一种亏欠的心理，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把卖书当成了自己最大的使命。他抱着电话打给所有认识的人，请对方来帮忙推销这套丛书。什么工会啊、团中央啊、全国妇联组织啊、解放军总政治部啊，不管和图书沾不沾边，凡是他能拉上关系的单位他都一一求救。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李国庆其实是有侠义之心的人，他面冷心热，不愿意看到和自己合作过的人吃亏。
有一个最能体现他苦中作乐的段子，是他在武汉的推销经历。“你我他”丛书不是有9本书吗，其中《成熟的魅力》、《如何激励人》、《幽默定律》等在销售上都没大问题，关键是还有一本叫《乘九路车去天堂》的书闹了笑话。武汉当地接待他的人一听这个书名，马上就摇头表示帮不了忙。李国庆忙问为何，人家告诉他在武汉也有九路车，这趟车的终点站是火葬场。真是悲催，他组织的那帮编辑们好容易想出个不那么抽象的书名，却不小心犯了武汉人的忌讳。无奈，李国庆只好黯然离去，坐上火车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身无分文了。最后实在饿得不行了，他拿了一套书换了两盒盒饭慰劳了自己。那个肯用两盒盒饭来换李国庆一套图书的列车员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善“挽救”了未来卖书卖得最好的“中国第一人”。用余秋雨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两盒盒饭都带着一种人文的温度”。这个段子是李国庆在功成名就之后当做笑料讲出来的，从笑话中也可以瞧出他当时的不易。
李国庆想，总是利用业余时间编书卖书也不是个事啊。按照自己入学时幻想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进入国家机关可算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他能按部就班地在这里熬资历，未尝不能成为“高干”。但是，李国庆是那种忍得了论资排辈的人吗？他要是不找点事来“折腾”，他就不是李国庆了。
果然，每天打出租车上班到单位为前辈们擦桌子、扫地、打开水的“小李”老实了三年之后办了停薪留职，下海去了。没有毅然辞职，而是保留着“国家干部”的身份，这一点说明李国庆还是留有余地的，万一经商不成功，不至于连“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机会都丧失了。
他所特有的北京爷们的那种可以称之为“贫”的好口才，使他与什么样的人都能快速地沟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这种“贫”在他成名之后更突出一些，因为粉丝多了，喜欢他和喜欢骂他的人也都多了。但是在未成名的日子里，李国庆一直在以一种“堂·吉诃德”般的孤独奋斗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