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这个字是借用的，其意义等于钻营的钻字。求人要钻营，这是众人知道的，有人说：“贡字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我说：“只说对了一半，有孔才钻，无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义是：“有孔必钻，无孔也要入。”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
求人办事无论绕多大的圈子，最终所求的“正主”一定是有权有势之人，如上司、财主等等。如果能和这种人拉上关系，所求之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因此，在厚黑求人所提到的各种钻营之术中，“麻雀登高枝”是最直接的计策，正所谓“麻雀虽小，登上枝头变凤凰”。而这一办法也是厚黑之士最拿手的，因为此等人物从不讲什么原则、正义，他们的人生观是：“有奶就是娘”，谁有权有势就依附谁，正如李宗吾所说：“是太监他也叫爹，是妓女他也叫娘。”
厚黑之士懂得，“任人惟贤”无论多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都敌不过“任人惟亲”，因为，所求之人根本对你没有一点印象，怎么能对你所求之事给予关照呢？为了引起所求之人的注意，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厚黑之士曾采取了一些怪招，达成自己求人的目的，可作为“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的借鉴。
秦桧当政时，有一个书生假冒他的书信，去见扬州太守。太守发觉了他的伪造，将假信上缴并将这人押送回京。秦桧见到这人，当即授予他官职。有人向秦桧探问其中的缘故，秦桧说：“有胆量伪造我的信，这个人必定不是平常的人，如果不以一个官职束缚住他，那他不是去投奔北面的金国，就会逃往南方，为越人所用了。”
秦桧是个奸臣，或许是物以类聚吧，而在当时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这类思考也并非没有根据。例如：北宋与西夏作战时，有姓张和姓李的两个书生，颇有韬略，想让韩倚、范仲淹重用他们，不好意思自荐，就写诗刻在碑石上，让人为他俩宣传。韩、范对张、李二生的人品才能有疑虑，没有起用他们。时间长了，这两个人就跑到西夏去了，化名为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正是西夏首领的名讳，—般人是不敢叫的，所以，当元昊听说这件事后感到很奇怪，招他们来谈话，大喜，马上委任他们为参谋。他们为西夏出谋划策，成为北宋很大的边患。所以冯梦龙以为奸臣秦桧对这件事的处理，实在是远远胜过韩、范二公了。这就是最下等的人也会有最上等的智谋。
还是在宋朝，有人假造韩国公韩倚的信去见蔡襄，蔡襄虽然有所怀疑，但是这人性情豪放，就送给他三千两银子，写了一封回信，派了四个亲兵护送他，并带了些果物赠送给韩倚。这个人到京城后，拜见韩倚，承认了假冒的罪责。韩倚缓缓地说：“君漠（蔡襄字）出手小，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夏太尉正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当即为他写了封引荐信。韩倚的子弟对此举表示疑惑不解，觉得不追究伪造书信的事就已经很宽容了，引荐的信实在不该写，韩倚说：“这个书生能假冒我的字，又能触动蔡君漠，就不是一般的才器呀！”这人到了长安后，夏太尉竟启用他做了官。
宋哲宗元碑年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刚处理公事时，适逢税务官送来一名逃税的人。这人叫吴味道，是南剑州的乡贡士。他将两大包东西冒充苏轼的名字，假说是运往京城给侍郎苏辙的。苏轼问他包内有些什么东西，吴味道很害怕，惶恐地说：“我被推荐参加今年秋天的礼部考试，临行时乡亲们送了些钱给我作为在京城的花费。我用这些钱买了两百端建阳纱，因为路上各个关卡都要抽税，如果那样，到京城纱布就剩下不到一半了。我心想当今天下大有名气而且又爱惜读书人的，惟有内翰大人（指苏轼）和侍郎大人（指苏辙），小人纵然败露，也必定能得到原谅。于是就冒充先生的名衔，将货物封好运来，不知先生已经光临此地，我的罪行实在是无法逃脱的了。”苏轼朝吴味道看了很久，随即笑着招呼属下将货物的旧封条去掉，换上真的名衔，上写“至东京竹竿巷”，给他弟弟写了一封信，交给吴味道，说：“你这回就是上天去也没有关系了！”第二年，吴味道考中了进士，特地来拜谢苏公。
与上司套近乎，并在套近乎的过程中提出所求之事，这是最有效、最自然的一种方法。但是必须要把握时机，善于寻找薄弱环节和突破口。为此：
第一，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番“火力侦察”，比如有意地去惹恼对方，仔细观察并利用其情绪的变化。
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因宫廷内杂役和其他需要设置了宦官，而其中一部分宦官由于与皇帝朝夕相伴，因而摸透了皇帝的脾气，甚至成了皇帝的亲信。历代宦官中不乏对百姓做了好事的典型，但不少宦官却是作恶多端之徒。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皇帝的顺从、迎合和善于控制各种政治势力，直到最终大权独揽。
明熹宗朱由校是一个典型的昏君。嘉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抚养长大。朱由校即位后，就尊客氏为“奉圣夫人”，并提拔与客氏有暖昧关系的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勾结外廷官员，与各种依附势力结成同盟，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史称“阉党”。
当朱由校16岁当上皇帝后，仍然放不下自幼喜好的木工活，常常整天忙于自己动手劈、锯、刨或油漆木器。而魏忠贤则经常在朱由校制作木工器具正高兴的时候，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审议，故意惹烦嘉宗。这时的朱由校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国事？便赶魏忠贤快快离开：“我都知道了，你看着办吧，怎么都行！”
这样，朝廷里的大事小事，实际上就由魏忠贤说了算，因为皇帝已吩咐“怎么都行”，而这正是魏忠贤所期望的。于是，明熹宗时期，朝廷的大权一步步掌握到魏忠贤手里。朝中事无巨细，必先请示魏忠贤。此外，他还掌握着皇家特务指挥大权。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被暗探听到马上就会遭到惨杀。
作为一代大奸臣，魏忠贤的做法一直为人们所不齿。但是，就魏忠贤故意惹烦皇帝，从而“乘虚而入”，一步步夺得朝廷大权的方法而言，则是令人深思的。现代商战中，各商家为占据市场使尽浑身解数，但最后的结果，一般说来不可能“皆大欢喜”。那么，谁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呢？
第二，要乘虚而人，成最后的赢家，必须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突破常规，这样才更显得你与众不同，也才可能出奇制胜。
例如，高坐在现代工业王国皇座上的轿车业，在中国也一直是极其薄弱的环节。直到1978年，积重难返的中国，在无比艰辛的跋涉中，开始考虑以“合资”的方式发展中国轿车工业。在中国近乎空白的轿车工业领域，谁能抢占到这块地盘呢？
国外汽车界显然也认识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而且是一个潜力最大的市场。于是，美国通用、法国雷诺、日本日产及丰田、德国大众等汽车公司的代表，纷纷前来洽谈合资事宜。
几番磋商后，丰田公司首先退出。原因是竞争性的：他们担心技术输入后，使上海成为其对手；日本商人只要中国这个市场，但不允许世界上再诞生一个轿车企业。法国雷诺也因无合适车型，与中方停止了谈判。
美国人要坦率些。他们强烈地感到：中国的汽车工业实在太落后了，即使有意合作，面对现状实在无可奈何。
这时的德国大众，却显现出与别的公司不同的思维：上海地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心，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又是发达的航空港，而且铁路四通八达；不仅如此，上海还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最大的金融中心，国际著名的银行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同时，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信息中心。除此之外，上海毕竟还有20多年生产轿车的历史，产量、质量、工艺、企业管理和销售服务，虽与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同日而语，但在中国却是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轿车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综合加工能力强；大中院校科研机构集中，有利于培养人才、组织技术攻关和消化引进。
物质世界的最后驱动力需要的是物质力量。高明的德国大众，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后，以生产中级轿车、小型车和微型车为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毅然“抢滩上海”，继在欧洲、美洲、非洲之后，在亚洲创建一个生产基地，在上海与中国合作生产轿车。
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中国任何一条公路上，都会有奔驰着的桑塔纳轿车。上海大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可以想像，发展如此迅速的上海大众，将会给德国投资者带来多大的收益。
高攀权贵的目的，就是要发挥权贵的作用办成所求之事。因此，有了“靠山”如何利用才是“麻雀登高枝”这一计策关键。发挥自己“靠山”作用，除了达到正常的求人办事的目的之外，还有两方面的作用不能忽视：
第一，利用“靠山”可以消灾解难。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更可称得上是一名攀附权贵，并巧于利用“靠山”来为自己消灾解难的“厚黑高手”。
他本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就是个流氓无赖，泼皮浮浪子弟。西门庆这个胸无点墨、流氓气十足的人物，有他自己所独有的机灵聪敏之处，对于钻营、攀附权贵这一套尤为在行。这使他在那个钱能通神、卖官售爵之风盛行的社会里春风得意，左右逢源，由“一介乡民”，终于成了个显赫一时的要人。
小说第九回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西门庆伙同潘金莲把武大郎毒死之后，出差回来的武松找西门庆去报仇，结果误把李外传打死。西门庆就乘机贿赂了清河县知县，想一下结果了武松的性命，除却这心头之患。哪知清河县知县的上司，东平府府尹，见武松是个好汉，有意从轻发落他，同时又责令清河县提西门庆、潘金莲去东平府审问，西门庆一看来势不妙，就手急眼快地派家人来保赶往东京找靠山杨提督帮忙，由杨提督再转托蔡太师下令给东平府尹免提西门庆和潘金莲受审。同时又把武松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充军了事，从而使西门庆“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
西门庆这个市侩、流氓，在他日后的发迹过程中，尽管接二连三地干出种种坏事，但由于他善于钻营，巴结权贵，不仅使他躲过了向他袭来的一次次惊涛骇浪，而且还步步高升，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西门庆和李瓶儿勾搭上之后，把李瓶儿的丈夫、自己的结义弟兄花子虚活活气死。当他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去迎娶李瓶儿时，他在京里的靠山杨戳突然倒台了，亲家陈洪因是杨党中人遭牵连，匆匆打发他儿子、儿媳带着许多箱笼细软来投奔西门庆。当他女婿把父亲给西门庆的书信看了之后顿时慌了手脚，连忙叫吴主管来，要他连夜往县中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评报。西门庆一看这份评报：“耳边厢只听噌的一声，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他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于是一面急忙把为迎娶李瓶儿而兴建的花园工程止住，紧闭大门以收敛自己的气焰；一面忙打点金银宝玩，驮装停当，火速派家人来保、来旺去东京打通关节，给蔡太师送去白米五百石，给右丞相李邦彦送去金银五百两。李邦彦在受了他的贿赂之后，竟私下里把已列入杨戳党人名单中的西门庆名字改成了贾庆，一场重大灾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在这次性命攸关的政治案件中，原有的靠山虽然倒台了，但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靠山又攀援上了。从这以后，西门庆干坏事的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
第二，利用“靠山”可以抬高身价。
利用“靠山’’除了可以直接帮你办成一些事情之外，还有他的间接作用，这就是可以抬高你的身价。因为，在别人眼里，你与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有关系，你自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
例如，现实生活提醒西门庆：要使自己为所欲为地去干坏事而不受惩罚，而且还要确保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就得有个过硬的靠山。因此他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奉迎蔡京。西门庆选中了蔡京生日这个大好机会，不惜工本地给他送去了一份贵重的“生辰担”，其中多是极珍贵的礼品，包括杭州定办的绣锦珍品和现雇工匠在家制作的大件金银器皿。西门庆这手果然十分灵验，博得了权奸蔡京的欢心。出于对西门庆的感激之情，蔡京立即委了他山东提刑副千户的官职。平地一声雷！西门庆就此身价大增，由一名“白衣”，成了堂而皇之的官僚。
西门庆与蔡京的地位毕竟悬殊，有很多事不便直接去找蔡京。于是他就多走蔡京的心腹管家翟谦的门路，他舍得在翟谦身上下本钱，多方收买他，好为自己和蔡京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翟谦要讨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作妾，西门庆就多方张罗，最后物色到了韩道国女儿韩爱姐之后，就拿出钱来，给韩爱姐裁制衣服、打手饰、准备嫁妆。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周周全全之后又派专人送至翟管家处，翟谦十分高兴。翟谦带信给西门庆，要他招待并接济蔡京的假子蔡一泉，下书人告诉西门庆：“小人来时，蔡老爹（指蔡一泉）才辞朝，京中起身。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书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对此，西门庆满口应承。等到蔡一泉去他家拜访时，除设宴盛情招待外，还慷慨地送了他“金段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一份重礼，使蔡一泉大喜过望，感动不已，说：“此情此德，何日忘之！”西门庆的上述行动，当然会使翟谦以至蔡京感到由衷的高兴。西门庆懂得在这方面不管花上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它会在日后收到加倍的报答。
后来，蔡京儿子的妇兄宋盘来和曾受到西门庆热情接待和大力资助的蔡一泉都点了御史。宋御史、蔡御史两人出巡山东东平府时，为表示和西门庆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俩还特意地去西门庆府上拜访。他借了这两位御史大人的威望，来炫耀自己。这时西门庆在众人眼里的身价又大大提高了，竟成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后来，西门庆又进一步通过翟谦的拉线搭桥，正式拜了蔡京作干爹，他的官职也随之由提刑副千户升为正千户。自此，他的身价更是和一般官员不同了。不仅地方上的各级官吏对他侧目而视，不敢稍有不敬，就连朝中的太监、大臣、御史一类掌握着大权的人物也不得不巴结他三分。西门庆业已成了个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了。
